冯建勇:想象的民族(国家)与谁的想象

——民国时期边疆民族问题话语的双重表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5 次 更新时间:2015-12-28 16: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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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建勇  
从1930年代起,泰国的统治者从“大泰唯国主义”的观点出发,通过各种著作、艺术、教育以及政府控制的宣传机器,向泰国人民大肆吹嘘泰族在中国的光辉历史,灌输被中国人民驱赶的仇恨。

   “南诏泰族王国说”的提出和传播的背后,隐藏着鼓吹者现实的政治利益和领土主权诉求,它实际上继承了19世纪末期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人不是他们国家的任何部分的最早占有者”“早在公元前2208年,掸族就已经在中国人到来之前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等观点。其潜台词实则为:既然中国人不是他们国家任何部分的最早占有者,既然南诏“泰族王国”是因中国人“侵占”而灭亡的,那么,泰国收复“固有之领土”亦为理所当然。

   上述“大泰族主义”在云南、广西地区的流布,对当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国家认同的冲击较大。彼时,有云南本地论者撰文提出“云南民族”之概念,更直指“汉人殖民云南”是一段流血斗争史。受其启发,英国人在缅甸以佛教信仰拉拢云南土司鼓吹立国。此外,亦有广西本土学者撰文发明了“广西民族”的名词,其用意直指地方自治、自决。

   5.苗、夷精英的“在地化”表述

   从1930年代开始,带着探寻边疆何处、边民何如以及思考中华民族之组成与国家统一之完成等现实关怀,一批中国汉族学者开始深入苗疆腹地进行考察研究。1933年中央研究院委派凌纯声、芮逸夫一行到湖南湘西考察,即为成果最为突出、社会影响较大的研究活动之一。这次考察不仅产生了国内学界的第一部湘西苗族研究专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39),还促成了当地苗族精英石启贵开展的后续研究,并完成《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1940)。

   凌纯声、芮逸夫大量引用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证明今日之苗族乃发端于中华大地的河南境内,后在历史中渐渐向西南迁徙,而苗族在历史上也一直与汉及其他民族不断交流互动,因此“从未成为独立于中华民族之群体”。该报告通过历史文献之梳理,极力论证“苗汉同源论”,以期服务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国族建构之远景。如果说,在凌纯声等人看来,“科学”地考察和再现湘西苗族社会文化乃是为了服务于“中华民族是一个”之标的,然则在石启贵等地方精英人士的视野里,这仅仅是在猎奇性地关心苗人的传统与过去,而非务实地关心苗疆的新变化与未来。为此,他们亦在观察外来者的行为中主动地予以因应。彼时,石启贵撰写了《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一书,期望实现从一个更加“在地化”的视角呈现苗疆的现实情形,并且选择“文化”这一柔性领域,用以传递边疆民族的心声,表达其对苗疆现实境遇与未来出路的思考。

   已有研究者指出,上述两本著作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研究视角的选择:凌纯声、芮逸夫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志几乎在每个主题中都有关于“汉化”的论述,但这种论述在石启贵的著作中却不见踪影。“显而易见,石启贵赞同并且借助当时的种族话语来争取苗族作为中国的合法成员理应享有制度资源的权利,但他对族群差异的看法不同于当时汉人霸权主义、沙文主义的官方知识分子话语,后者将族群差异本质化、自然化,并将差异的消失视为‘汉化’的结果,石启贵则将这些差异归结于政治压迫和族群对立。”这些土著的文本在实践中表达出来的“苗人”身份认同,是作为苗人的“自我表述”而呈现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非本族群的官方或学者的“他者描写”话语;同时也反映了本族群精英如何在“一个中国”的框架范围内定位“自我”之努力。

   上述石启贵的“自我表述”绝非个案。日本学者吉开将人的研究亦表明,民国时期,尤其在1930年代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包括湖南的石板塘(湘西苗族领袖)、石启贵(湘西苗族领袖)、石宏规(湘西苗族领袖),凉山的岭光电(彝族土司)、曲木藏尧(彝族土司),云南的龙云、高玉柱(永胜土司)等,这些苗族彝族精英的族群意识渐渐滋长,他们批评汉族以他人为夷狄、为猃狁、为蛮貊,要求承认苗彝之应有地位。

   在苗、夷精英鼓动的“复兴运动”中,我们观察到,这些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民族独特的宗教信仰为核心支柱的苗族精英们,既接受了现代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又努力唤起族群意识与历史记忆,极力在多民族国家中凸显本民族之地位。葛兆光即指出,“虽然他们自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尊德报功而言,在中国的地位当在满蒙回藏之上,但是叙述苗族的很多资料,却来自汉族传统的五经、二十四史;虽然他们整理苗族吟咏先祖和伟人的文学作品,但是这些民族意识有些又来自西洋人如Samuel Pollard关于‘蚩尤为苗人先祖’的启发,亦在西洋人的刺激下,以苗歌和芦笙追忆苗族历史;虽然他们顽强地凸显他们的存在,创立西南彝文化促进会(或‘西南夷苗代表办事处’),办《新夷族》杂志,但是他们又始终没有摆脱‘中国’这个框架,自立的诸多措施,都要争取国民政府的承认”。

政府“在场”及融汇“主体”、“边缘”之努力

   毫无疑问,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之进程是残酷的。就本质上而言,民族国家需要一种至高无上、无可替代的权威;然而,诚如本文前面阐述中所展现出来的图景那样,1930年代前后,近现代中国的主体社会精英与边缘群体精英在很多时候各自拥有关于民族(国家)历史叙述和现实诉求的“自我表述”。就两者的表述所指而言,主体社会精英与国家(政府)的诉求基本保持一致,边缘群体则往往走向了一个反动,甚至有些边缘群体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对于“己族”的利益之诉求远远超过主体社会精英之想象和国家(政府)所能容忍的范围。于是,在此情形下,如何能够将“自我表述”与“他者描写”予以融汇,构造一个民族国家机体内所需的同质性“国民”,显得尤为迫切。那么,在1930年代中国的时空背景下,国民政府是如何开展这项工作的呢?

   1.国族起源之追溯及国族整体性之阐释

   1930年代的中国学界对历史上中华民族源流之追溯及其当下整体性的阐述,基本上形成了共识。他们通过对“汉族西来说”之解构,梳理了中国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融合的历史脉络,重建了中华民族本土源流的历史体系。对于这一过程,过往研究主要着重从学术史的角度,阐述了知识界精英对于历史上中国古代各民族同源性的阐述和现实中“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整体性理念的追求,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这一争论背后国家(政府)那只看不见的手对学术、舆论的操纵和引导。

   事实上,自从17世纪世界迈入民族国家时代以降,纵观每个成熟的民族国家之构建历程,都有“自国中心主义”和“自我塑造历史”的习惯。追究其深层次的缘由,乃是因为其背后存在着这样一个逻辑:一般而言,若要证明己族是一个国家、证明己国拥有认同基础,至少应阐明“己族”、“己国”拥有一个悠久的共同历史。如果说,在前近代时期,“汉族西来说”作为一个学说,人们一般会仅仅将其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学术观点,但是在进入民族国家构建之时代,尤其是在1930年代这样一个各边缘民族群体利用“民族自决”之利器与政府相颉颃之时代,这一纯粹的学说往往附丽着政治的、领土的诉求。为此,站在中央政府之立场,国民政府不得不担心一些人会利用这一学说欺骗和挑拨国内民族之关系,同时,它还会担心这一类的说法不仅使国人不能明了祖先的来源,而且间接足以动摇国民对于“保卫领土,爱护祖国”之决心,扰乱统一抗战之亲密性。以汉族与苗族之关系为例,如果一味强调苗人是中国的主人翁,历史上早在五六千年前即居住于黄河流域,只是稍后被西来的汉民族所驱逐,才避居南方,那么,他们现在酝酿苗族复兴运动,宣传一律使用苗语、苗文,读苗书,穿苗人服装,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顾颉刚等人注意到了当时以西南地区某地为基地而开展的大规模“苗族复兴运动”及暹罗所主张的“大泰族主义”之影响,基于这种担心,他强调今日苗族与昔日所谓“三苗”无关,并向政府建议立即取缔教科书里的基于“汉族西来/苗族原住”学说而确立的历史上汉族对苗族压迫之书写。

   基于上述情状,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国民政府强调运用“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来统合边疆民族日渐萌生的疏离感。1935年国民党五大宣言即声称要“团结四万万人民为一大国族”,惟其如此,才能建设三民主义的强固充实之国家,才能完成立足于世界的任务。1940年国民政府中央社会部、教育部联合开展的“改正西南少数民族之正名”运动,亦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展的。彼时,国民政府以“泯除边界限,团结整个中华民族”为宗旨,明确提出:对于边疆地区的同胞,要以地域分称为某地人,禁止沿用苗、夷、蛮、、等称谓,并制定了新的民族名称命名表。有学者认为,此举表明近代华夏边缘的变化,即由国家与学界的力量来共同改变一向被污化的“华夏边缘”,使之成为受同等尊重的国族同胞。

   2.官定历史教科书文本对“国族”意识之灌输

   霍布斯鲍姆认为,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一般会运用政府机器,向它的国民灌输应有的国家意识,而利用学校教育来传播民族的意象与传统,要求人民认同国家,并将一切奉献给国家,以便达成国家整合的目的,更是其惯用的一种手段。事实上,自1927年名义上统一全国以降,国民政府亦大体上遵循了这一路径。彼时,它明确将“民族主义”列为民国教育的重要宗旨,主张培养“国族”意识,用以“延续民族的生命”;强调在历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重在阐明民族的真谛与“民族同源”的事实,以期“养成自重自信之国民,以期恢复民族精神”。

   国民政府对于边疆民族地区之“国族”观念与“国族”意识的主流话语构建,主要通过边疆教育之路径予以贯彻实施。1931年9月3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七次常务会议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该案即含有边疆教育实施原则。根据边疆教育实施原则,边疆教育的目标之一即是由教育力量统一边疆人民语言意志,以期“五族共和”的大民族主义国家的完成。1935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推广边疆教育实施办法》规定,各级学校的教材编订应特别注意中国民族融合的历史。1941年行政院颁布的《边地青年教育实施纲领》亦强调,应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培养国族意识,以求国人文化之统一。

   国民政府对于课程之设置亦是围绕上述宗旨而展开的,它试图通过爱国主义、科学知识的普及,以削弱边疆民族的宗教、部落意识,强化其国家观念,进而实现边疆地区的巩固和发展,亦即“灌输科学智识,并兼以政治材料,捍卫国家之历史人物,以启迪知识,养成国家观念之鹄的”。同时亦期望“边地教育应打破种族界限之观念,各级学校招收学生时,不分种族宗教混合教学训练,俾能养成国族统一之情绪,团结一致之精神”。所谓“国族统一之情绪,团结一致之精神”,无疑是指要注重削弱民族意识,而培养“国家观念”、中华民族观念(或称“国族观念”)。

国民政府对于“国族”意识之灌输,在由政府当局指导下开展的教材编写中得以贯彻。1930年代,因由时局之演变,“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国家意识在主体精英界空前高涨,各种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历史、民族渊源的讨论,全部被纳入到一个新的融合各族的“中华民族”概念的认知之下,并且借由政府及各级官方职能部门之推动,历次制定了几种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均一意强调中华民族乃是由各族融合成的“共同体”。此种指导精神贯穿于一般历史教科书中予以普及,使之成为一种“常识”。在此过程中,历史教科书编纂者使用一些新词汇与新话语,建构了一套有别于过去的中国民族历史叙述模式,追寻其内在逻辑,实则是为了重建边疆民族对于中国国家之认同,强化“中华民族”之意识。至于其实际效果,据时人观察,至1939年,有关中华民族起源之问题,“汉族西来说”大体已被推翻,多数历史教科书在这一问题上抛弃了旧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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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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