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勇:想象的民族(国家)与谁的想象

——民国时期边疆民族问题话语的双重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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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建勇  
随后,他还进一步圆融了中华民族文化之存续问题,用以倡导“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现实意义。

   较为著名的案例还有,当20世纪初至1930年代日本学者汲汲于构建“满鲜历史体系”之时,东北宿儒金毓黻曾振臂反对,并编撰《东北通史》予以回应。随着日本侵华的深入,很大一部分日本近代中国学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服务于侵略中国之目标。彼时,从日本近代中国学中派生出的“满洲学”突然窜红,箭内亘、池内宏、中里介山等人在白鸟库吉、内藤湖南的精神支持下,发起“研究”所谓“异民族统治支那史”,其用意在于解构东北边疆民族的中国国家认同。基于此,金毓黻对汉族在东北活动的历史给予特别关注。在《东北通史》一书中,金毓黻旁征博引,对稻叶岩吉等人的观点予以驳斥,进而指出:汉族虽不是东北的最早居民,但在史前就已开始在东北活动;夫余族之大部,已入朝鲜半岛,不复属于东北;东胡族之乌桓、鲜卑、契丹三系,多与汉族同化,很难分辨;当时仅存的满洲、蒙古二族,不惟与汉族逐渐同化,不复可别,而且自康熙间与俄人订立《尼布楚条约》以后,满、蒙、汉诸族就开始了与外族相竞争的历史。

   此间金毓黻尤重正名,主张将东三省称作“中国东北”,简称“东北”,反对使用“满蒙”、“满鲜”、“本部”等称呼,认为这些称呼与殖民侵略密切相关。将“满洲”一词等同于中国东北的地域专称,始于日本明治维新前的佐滕信渊,他将原是满族称呼的“满洲”变更为对中国东北地域的名称;之后又出现了将中国东北与内蒙古东部拼在一起称“满蒙”,与朝鲜拼在一起称“满鲜”的现象。与“满蒙”、“满洲”相对应,又出现了所谓“中国本部”的概念。金毓黻认为将东北称作“满洲”,是极无意义、极无根据的。

   总体而言,1930年代,尤其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傅斯年、王桐龄、顾颉刚、金毓黻等采用的中国民族历史编纂体系,为后来者所效仿。1934年版的《初中本国史》“例言”中明确指出,该书的目标在于研究中华民族逐渐形成的经历,特别说明其历史上的光荣,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的思想,且培养其发扬光大的精神;叙述中国文化演进之概况,特别说明其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使学生明了中华民族伟大之事迹。同年大东书局发行的《新生活本国史》则提出,“中国在最初已经不是一种民族,也不止一种文化,后来经过数次兼并同化,才并为一国,变成一族”;“中国人”这一观念,在古代就已不是很简单的一种民族,而是由许多不同的民族混和而成,当下都已同化,不可区分。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一书倡导中华民族原本出于一源,继则因地理之原因,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再则以汉人文化为中心,各族融合,至今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

   上述民族历史编纂体系能够得到沿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关边疆民族历史的研究与彼时边疆民族地区形势、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息息相关。或者说,对于近现代中国国家而言,这种基于线性进化论的研究方法的内在紧张,来源于彼时中国面临的严重边疆分裂危机。在中央政府、主体知识分子群体看来:没有线性历史的民族将会很快被挤出历史舞台,因为他们无法形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以应对来犯之敌;并且,更为可怕的是,来自内部边缘群体与核心地区主体族群之间的张力,有可能将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一个积弱的中国国家拱手相让于敌人。其结果,在这一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普遍叙述“今天中国的少数民族是历代中央王朝时期少数民族的后代”,同时,通过描述他们的直系祖先在历史上就对中华民族保持强烈认同之事实,当下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地位已然得以确认。毋庸置疑,维持这种历史编纂体系的政治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它试图利用历史事实来防止潜在的边疆民族地区之分裂,为维护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国家服务——既然他们的祖先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理所当然地亦应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历史叙述结构的形成,表明中国历史编纂体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民族主义历史从此登上舞台,开始服务于民族国家构建之征程。

边疆族群的民族(国家)“自我表述”

   杜赞奇认为,历史的演绎与发展从来都是呈复线之形态予以进行的。依照杜氏所言,可以这样理解,民国时期,就在身处核心地带的汉族历史学者利用自身掌握的资源创造出一种民族国家主义历史编纂体系,用以动员和支撑“民族国家构建”之历程的同时,此间处于中国国家边缘的社会群体,如蒙古、新疆、西藏、西南边疆等地区的上层民族精英,亦同样在利用这一手段,来创造与之相颉颃的“民族国家表述”。其结果,人们会发现,不同自我意识之族群对民族的构想和表达,与主体族群之诉求相比较,往往大异其趣。

   1.蒙古民族的“自治”、“独立”叙事

   内外蒙古地区,在前清时代被视为“外藩”,其政制、教化与本部22行省颇有不同。当入主中原之际,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各部惟以征服为要务;随后着力以喇嘛教为精神纽带,以满蒙联姻为血缘纽带,加强与蒙古王公贵族的联系,同时限制他们与内地民人的联系,以维持蒙古民族对满洲统治认同的纯粹性。迨至清末,专以游牧为主之蒙地日益贫弱,帝俄则乘机积极推进“扶蒙抑华”之外交,致使蒙人“反华亲俄”倾向日渐明显。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俄国社会主义浪潮渐及外蒙,内蒙留日学生则带回民族自决主义,因以出现蒙古民族自救运动。降至辛亥革命,部分蒙古王公、喇嘛亟谋独立,其所恃之主要理论即是:蒙古领土自古属于蒙古人民,未尝归属中国,惟为清廷之藩属,今满洲既倒,蒙古与中国之关系即已断绝。

   1919年,成立于呼伦贝尔的达乌里蒙古临时政府代言人曾撰《蒙古与中国之关系》一文,称蒙古已形成独立之民族国家,“谓蒙古为中国之蒙古,犹如谓中国为日本之中国”。该文对五族共和大纲所定“蒙古待遇条例”更为不满,视其为违背共和精神之殖民和愚蒙政策,“诚为第二日韩合并条约矣”。巴黎和会召开期间,达乌里蒙古临时政府还曾议决由四部蒙古各派代表一人,前赴巴黎和会,“要求其根据民族自决之宣言,承认蒙古恢复其故国”。临时政府致巴黎和会各代表国的电文中声称,蒙古人自成吉思汗以来一直以长城为界,与中国保持着不同的国家;有清一代,其自治权得到了承认;辛亥革命后因中国政府的政策,蒙古人的权利被侵犯,宗教受压制;遵照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召开了全蒙古人会议,“明确蒙古本来领土,传播自己的宗教,恢复本来的蒙古,创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等问题上取得一致,并且已在呼伦贝尔建立了临时政府”。这场声势颇大的“大蒙古国”运动,吸引了立场各异的泛蒙古主义者参与其中。

   1930年代以降,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精英以郭道甫、白云梯等人为首,大力倡导内蒙古民族解放与自治。随后,德王更是予以实践,并与日本人合作,在所谓“自治”的道路上滑得愈来愈远。内蒙古要求自治之时,正值汪精卫掌行政院之日。汪氏宣称:“我们今日在种族上、宗教上、习惯上,已实行平等自由之原则,互相尊重了。”如是观之,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自认为已对蒙古民族给予了相当之照顾,可在蒙古人的“自我表述”中,会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呢?彼时,察哈尔蒙古代表曾向南京国民政府抱怨,中央政府虽然高唱“五族共和”,但民族间的隔阂却并未弥合,县与旗之感情日趋隔阂,蒙人在捐税、诉讼、差徭等诸方面均受不平等待遇;追究其原因,在于“现在青天白日旗帜的下面,仍然保存蟒袍玉带补服翎顶的帝王制度”,中央政府敷衍塞责之态度多于实质之内容。于是,这些精英感叹:“在形式上,虽有不分种族之美观,而实际上,实有蒙古民族致命之虞。”

   另据亲临内蒙古地区的范长江基于日常生活之观察,当是时,普通蒙古人之观念,并不认为“中国”是他们的,“你们汉人”、“我们蒙古人”的观念非常清楚。当然,范氏之观感仅仅反映了内蒙古地区部分蒙古族普通民众之民族国家意识。那么,在一些更具代表性的蒙古族精英分子当中,会存在一种怎样的“自我表述”呢?以蒙古族精英郭道甫为例,他长期致力于发展蒙古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以期推动蒙古民族意识之觉醒,实现蒙古民族的自觉、独立与解放。郭道甫虽然对中央政府统合蒙古民族之政策持批评态度,但在其国家-民族思想体系中,蒙古民族之自觉与独立是与同一时代的中国国家之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一再强调,蒙古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正如蒙古的问题属于中国之问题一样,生活在该地区的蒙古民族只能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争取民族间的平等、互助与合作。

   如果说,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精英仅仅满足于自治,且在其“自我表述”中尚能将己身(群)与国家相结合,主动将蒙古民族之命运纳入到统一的中国国家框架范围中去,那么,在外蒙古地区则呈现出另一番图景:自辛亥革命以来迄至1930年代,历届外蒙古政府领导人(1911年哲布尊丹巴政权、1921年蒙古人民政府政权、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政权)均以倡言“独立”为目标。从历次颁布的《檄文》、《告示》来看,他们绝不同意将蒙古人的利益牺牲在汉人的祭坛上,认为惟有建立独立国家,才能摆脱受人权力压制之苦,并坚信惟有将所有蒙古人联合起来并重塑蒙古的政治统一,他们才能成功地应对并处理好蒙古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稳定,才能最大程度地维护蒙古人的权利。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外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袖们在表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之时,大多宣扬要在有着同一信仰的蒙古民族各部之间建立联系,“向受尽满汉统治者的压迫、祖先的土地失于移民手中、民族传统和语言、风俗习惯消失殆尽的内蒙古广大蒙古族同胞伸出解放之手”,借以统一全体蒙古族人民,发展己族之文化,确保蒙古民族永远昌盛。作为对于民国中央政府构建统一民族国家认同之回应,他们还一再渲染“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没有放弃统治和压迫我们蒙古的企图,他们的野心未死”。基于这种立场,他们将大批华侨进入外蒙古境内视为一件危害很大的事情,因以督促外交部门尽快地制定出关于限制华侨进入外蒙古境内的专门条例,并付诸实施;至于其具体目标,不仅要限制汉人进入外蒙古境内,而且还要使以前旅蒙的汉人逐渐减少。

   在外蒙古政府官方的指引下,彼时已有蒙古族精英力图通过追溯族源,进一步放大本民族历史。他们提出,蒙古族是秦汉时期匈奴后裔,在蒙古草原已有二千多年的发展历史;进而将蒙古民族的历史等同于古代蒙古高原各游牧民族历史,提出蒙古民族是古代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历史遗产的继承主体。除此之外,他们还构建了一条清晰的“外蒙古近代史”脉络:1911年12月,外蒙古建立封建神权国家;1915年起成为中国的自治地方;1918至1921年,日本企图利用中国军阀和俄国白匪军官征服外蒙古,外蒙古人民掀起革命斗争;1921年7月11日,建立“蒙古人民政府政权”;1924年11月,宣告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2.新疆地方精英的民族意识与建国想象

先行研究表明,今天定居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各绿洲的维吾尔族,是公元9世纪中叶从蒙古草原迁到那里的、原先从事游牧的回鹘(畏兀儿)人后裔。从公元10世纪至18世纪前后,居住在这一地区的维吾尔人全部信奉伊斯兰教后,维吾尔作为一个活着的人群就消失在更广义的“突厥人”之中了,“维吾尔(回鹘)”之名称亦伴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及对此文明的归属而被逐渐遗忘。清宣统年间编撰的新疆各州府县乡土志“人类项”中大多仅列有“缠回”、“汉回”、“汉”数种,一般将后来被称为“维吾尔族”的族群命名“缠”、“缠回”,官方文书通常作“新疆回人”、“回人”,塔里木盆地为“回部”或“回疆”。在很大程度上,官方对新疆地方民族的识别,是以宗教信仰的直观形式为依据的。事实上,不只是官方对此认识不清,直至20世纪初,“维吾尔人”的自我意识依然相当模糊,他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自称,或曰喀什噶尔人、和阗人、阿克苏人、吐鲁番人等与地域概念相联系的称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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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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