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丰裕中的思想贫困——兼论中国教育—科学管理体制的问题与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9 次 更新时间:2015-12-24 09: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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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因为不清楚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几乎所有大学都在追求所谓的教师的海外学缘,这样的国际化在根本上就是美国化。我们应该清楚的是,社会科学留学生在国外学的主要是所谓先进的方法论,即计量化社会科学。美国比较政治学的教授们明确地告诉学生,学完这套方法论之后就别指望成为有思想的学者。不仅如此,“先进方法论”下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基本上是中国问题研究。王缉思教授感叹,到国外不学、不研究国外的文化与历史,而专注于中国,岂不是资源上的巨大浪费?正如很多同道中人所质疑的,美国教授的“中国学”水平比中国教授高?这且不说。在方法背后,还有意识形态。比如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中流行的理性选择主义,就是一种主张个人利益、反对集体福利的意识形态。理性选择主义说不存在稳定的多数和稳定的立法,不存在多数人的集体福祉,这不是完全有违现实的胡扯吗?难道没有医保的4000万美国人不需要医疗保障?难道约90%的民众要求控枪不是多数人的福利性要求?然而,就是这样的方法论居然主导美国整个社会科学!所以,当一个学者没有“身份意识”即没有祖国的历史文化意识,也就没有社会科学应有的价值关怀(“道”),而只剩下所谓科学主义的方法(“器”)。因此,在没有自己话语权的前提下,国家花巨资推广的国际化只不过是在普及美国化的思想而已。我们主张教师学缘的多元化,但是坚决反对以国际化为名而行美国化之实!一个只有方法论训练而没有中国历史文化修养的英文化教师,是中国之祸还是中国之福?

   中国一流大学的美国化,不但复兴不了“中国学”,更危及中国梦,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这并非耸人听闻的空穴来风。已经去世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曾供职于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安全事务的Michel Oksenberg教授曾在内部报告中这样写到,不能让中国人过多地占据美国的大学讲坛,尤其是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国际关系领域。这切中了问题的根本,这才是真正懂行的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心知肚明,关键时刻一语道破天机!我们却是太“包容”了——事实上是对西方的崇拜;而包容的背后其实就是自我矮化、自我毁灭——按照目前“包容”的标准,我们这些中国学者都不能登堂入室了。不但要依仗“英文”来复兴中国梦,还要大张旗鼓地倡导中国大学的美国化,这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岂不堪忧?

  

   四、第四个30年: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

   在北京最有名的高中——人大附中的高考模拟题中有这样一道判断题:法治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还是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我同事的孩子选择前者,结果被判错,而正确的当然是前者。“老师”错了,“学生”对了。由此给我的启示是,如果“标准答案”错了,学生怎么做都是错的,这是我们时代的“真问题”。当中国即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即将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一些人却依然在按照“先生”的“标准答案”来对照中国。是时候放弃某些标准答案而寻求自己的标准答案了,这就是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的中国需要“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三新”)。

   谁是“三新”的主体?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只能是中国人,只能是中国学者。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急于得到世界的承认,急于提高自己的软实力,于是乎到处开孔子学院,花巨资在国外媒体上做政治广告,花钱让洋人总结中国模式,比如请《大趋势》的作者奈比斯特总结中国经验,请“历史终结论者”福山总结中国模式。然而,社会科学的性质即历史性、文化性、意识形态性,一个文化上完全不同的外国人怎么可能总结出中国模式?比如,在中国颇为流行的《超越自由民主》,是在清华大学教书的贝淡宁(Daniel A? Bell)教授的大作。他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不能实现好的治理,这个判断没有问题,那么良药妙方是什么呢?儒家精英主义的“贤能政治”。这看起来不错,也让不少中国人有了一点亲切感。但是,贝淡宁教授是在雾里看花。自由民主之下和儒家文明之下都能产生能人,任何国家的政治其实都是精英政治,正如萨托利说民主意味着人民必须承认被统治,并不是说竞争性选举就是自治,就不能产生精英政治。真问题应该是,自由民主之下的贤能无法施展其抱负,而在中国 “为什么能”?当然不是因为什么儒家的精英主义,而是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但贝淡宁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在文化层面打转。写到这,不得不说,贝淡宁还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他谈的自由民主是一种政体,而他的药方即儒家的精英主义则是一种文化,概念不对等,范畴不对称,颇有关公战秦琼的味道。

   如果说来自西方的哲学教授难以体会中国政治的真谛,还不一定符合“燕京学堂”计划的教授水准,那么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则肯定符合标准。但是,他的中国研究水平怎么样呢?他用“韧性的威权主义”(the authoritarianism resilient)来解释中国政治制度为什么没有随着第三波民主化而垮掉,这一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其实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问题。他2003年在《民主杂志》上发表这一概念时说,中国政治还有很大的空间,不会马上垮掉,而到了2009年则说“威权主义”的空间不大了。不得不说,依据这样不靠谱的概念去判断中国政治的前途根本不靠谱。这样的概念不仅是隔靴搔痒,而且带有根深蒂固的二分法意识形态偏见,即所谓的民主与非民主(威权主义)。在这个意识形态之下,根本看不到中国政治中的民主因素,“非民主”的国家怎么能持续下去?他们更看不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韧性”,即我们所说的与时俱进的背后是中国文化本身和中国政体即民主集中制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应该说,黎安友在美国算是研究中国政治的老一辈了,其从中国共产党出发而研究中国政治也算是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尽管其研究中国政治的“范式”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并不靠谱。在美国中生代的中国政治研究者中,沈大为(David Shambaugh)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蜕变》则离真正的中国政治更为遥远。从引用文献看,其来源基本上是非政治学专业的宣教材料,甚至从来不用中国政治研究者的文献。比较而言,狄忠蒲(Bruce Dickson)的最新研究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适应能力”,并明确宣布放弃早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民主化:列宁主义政党的适应性》中的结论,那时他非常不看好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但是,和“韧性的威权主义”概念一样,狄忠蒲并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适应,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适应能力,并没有深入中国政治的内在机理。

   因此,“新洋务运动”根本回答不了中国的问题,更谈不上合格的“中国学”。靠洋人是不行的,但是洋人振兴自己社会科学的经验值得研究和学习。美国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文化沙漠一跃而成为世界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思想—制度的“供货商”?就是因为有冷战时期由政府主导的“三体运动”——以中央情报局为首的各政府部门、基金会和大学教授三位一体的有机合作,通过学术共同体实行文化再生产和文化输出。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建构了融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为一体的一个又一个所谓“范式”,比如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论、理性选择主义,等等。可以说,我们耳熟能详的美国社会科学的大师级教授几乎都是“冷战学”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国家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改革社会科学的经费管理机制,怎么培养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并在符合社会科学性质的方向上进行元理论的研究。

   第一,关于经费体制问题。

   首先,花钱的方向,是策论还是基础理论研究?国家把很多钱投放在策论上,本来也没错,社会科学就是要回答现实的重大问题。但需要平衡的是,基础理论研究甚至应该比策论研究投放更多的经费。基础理论研究关乎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关乎一个国家的政治命运,没有自己的基础理论的支撑,很多事做对了被说错了,结果越改越错。因此,国家级的经费应该更多地花在基础理论研究上,而各政府部门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和研究经费,他们如果有策论性研究的需要,通过命题作文更能对症下药。

   其次,等级化的科研管理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经费分配体制亟待改革。科研经费分配改革问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中也有提及。但是,科研经费分配体制的背后是更根本的等级化教育和科研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以至于培养了众多国际级科学家的北京市生命科学研究所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但比起工程化管理思维下大学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北京市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命运简直不值一提。在对大学进行三六九等的人为划分中,按照一省一所“211”高校的原则,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具有百年历史的河南大学、山西大学都不是“211”。按等级来管理大学,不仅是资源即经费分配上的极大不公正,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千万大学生的根本利益,对他们的保研、就业都带来极大的不公正。

   第二,培养怀有使命感的、具有共同学术志趣的“学术共同体”。

   在各个行政主管系统之下,有各种名目繁多的研究中心或研究基地,其功能要么是迎合主管部门的策论性研究,要么是进行政策性宣示。这些都有其必要性,其性质可以定位为“任务型研究机构”,即专门承接上级交办的研究任务,比如宣教、调研或撰写专门的政策性报告,但是它们不具有以“人合”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巨型国家而言,还应该鼓励、支持建立以理论创新为使命的“使命型学术共同体”。不同于自然科学对大量人员、部门之间协同的需要,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思想观念的诞生往往就是一个人或几个志同道合者“人合”的产物。这不是靠群众运动或大机构就能生产出来的。换言之,自然科学研究的合作,是以“法人”(即机构)合作为基础的“人合”;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合作,主要是“自然人”之间的“人合”。可以说,大多数知识分子基本上是靠几个人吃饭:数目不菲的“红学家”靠的是曹雪芹,20年来的自由主义者靠的是罗尔斯,保守主义者靠的是施特劳斯,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的则离不开亨廷顿。显然,他们的智识产品都不是工程队的产物,他们都是凭一己之力而改变世界的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

   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家应该把钱花在特定的“自然人”身上,而不是“法人”身上,应该支持“自然人”去组织学术共同体。除了一些大规模的社会调查项目,基础性研究、思想性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原创性成果与研究人员的规模无关;甚至可以说,当研究团队的规模达到一定临界点后(比如5—10人),规模与效益成反比。

   第三,确立符合社会科学根本属性的研究方向。

   前面两点是自上而下的办法,但社会科学的关键还是靠人,即要回答自下而上的问题——人们都在干什么?根据笔者观察,社会科学工作者基本上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从概念到概念说事,这是一维度的社会科学。这其中不但包括政治哲学研究,更包括方法论至上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一维度研究只有概念,只有模型。在大数据时代,弄一堆数据往模型里套,一本书很容易就被炮制出来,这样的作品有社会意义吗?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有量化泛滥之势,模型化愈演愈烈。一维度社会科学的最大问题是研究者的“身份意识”不清楚,而没有身份意识的“问题意识”难免是伪问题。我们知道,量化研究方法在于证实定性研究提出的问题或命题,而定性研究无疑需要研究者置身于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中去,研究者的“身份意识”很重要。比如,中国人研究中国政治可能是建设中国,而美国人研究中国政治则可能是使中国变得更像美国即所谓的民主化。这就是身份差异而导致的完全不同的问题意识。身份意识不一样,问题意识也就不一样,而问题意识则直接产生社会科学命题。在不问究竟是什么问题的前提下,搞一大堆数据,不但证明不了中国的问题,甚至连这种研究方法的发源地美国也深受其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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