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丰裕中的思想贫困——兼论中国教育—科学管理体制的问题与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9 次 更新时间:2015-12-24 09: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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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在历史意义上,它不但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写照,也是改革前后一以贯之的根本性政治制度。作为政体的民主集中制决不止于政府机关由人大产生并对人大负责,更体现在党政关系、国家—社会关系、中央—地方关系和政治—经济关系等诸多维度上。一个词能概括政治经济社会的所有维度,难道不正是中国模式的最好概括吗?我们不能忘却自己的传统和业已存在的资源,不能因为其名称古老而弃之不用。相反,我们应该运用政治学理论的新进展而丰富“民主集中制”这样的政体概念。在政治制度意义上,越是古老的概念,而且还在实践中运转着的,越是有生命力。

   总之,上述两大症候群所构成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对中国行之有效的政治道路和政治实践在理论上都无能为力,既缺少解释自己的话语权,又如何能传播中国的思想、观念?大国仅有硬实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话语权这样的软实力作支撑。

  

   二、中国社会科学危机的历史根源:百年史简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是中国社会科学百年史的必然产物,而工科化、工程化的社会科学管理方式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科学的危机态势。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只有“国学”即人文、国粹而无社会科学,中国开始引进、发展社会科学也就是一百年的事。以30年为周期,我把中国社会科学百年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30年:初步西学期(西学10版),即从晚清到民国时期。这个时期除了个别学者,比如费孝通创造的、用于解释中国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非常伟大,让我们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有私德而无公德、为什么只有家庭基础上的家族关怀而无国家关怀,其他基本上都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初步学习者。因此,这一时期有很多国学大师,比如清华大学的“四大导师”,北京大学的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但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大师有哪些?大多数都是到国外走马观花,然后回国介绍一些政治社会上的逸闻趣事。

   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教授,与其说是学问家,不如说是政治活动家,关心的多是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在1930年代,有一个关于西化—现代化的大论战,其中固然不乏犀利的文笔和思想,但整体上理论水平的局限性很大。因为这一时期政治的特殊性,西学中的各种思想在中国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有德国人—俄国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有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还有英国式的多元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因此这里的“西学”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其中包含着彼此冲突的思想和学说。在政治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最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但是,这一时期的共产党毕竟不是主导性的,主导性的还是留学生们介绍给官府的西方思想,并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

   在废除科举考试之后,具有千年“学而优则仕”传统的读书人最热衷的就是政治学,以为读完政治学可以做官,因此政治学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水平。梁启超的国学研究是值得敬重的,而他的政治研究则变来变去,看到一个新现象就改变过去的观点。这正代表了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的研究状况。大陆出版界要出版萧公权的十卷本文集,这是好事,其中最重要的大概可以透视出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萧公权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特色,就是用他所知道的一些西方理论(比如民主思想)来点评一下中国的政治思想(比如民本思想)。

   第二个30年:全盘苏联化时期(1949—1980)。这一时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学说,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些思想成果无疑都是来自苏联,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都是马克思主义苏联化的经典之作。这一时期,几乎主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是苏联专家在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对经典作家诠释得好的就是大教授。这一时期的理论工作者能在“文革”中生存下来就很不容易,我们不能过于苛求。

   第二个30年的社会科学最典型的特征是其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即社会科学变成了意识形态的简单诠释,或者以意识形态的语言来做社会科学研究。应该看到,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社会科学背后都有意识形态,比如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主义就是个人主义方法论;研究意识形态从社会科学角度出发才能更好地丰富和发展意识形态。但是,当二者一体化后,一方面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分工职能被否定了,另一方面必然导致思想的僵化和停滞,最终是为其他思想的大势到来腾出空间,让出阵地。

   第三个30年:全盘西化时期(西学2?0版)。改革开放不但是政策上的,而且必然伴随着思想上的。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可以说都是“留学生”,要么去西方读学位、进修,至少读的基本上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书,西方几乎所有代表性名著都被翻译到中国。比较而言,这个时期的西化程度远远高于第一时期。不仅如此,第一个30年中的“西化”是一个多元的矛盾体概念,其中有彼此冲突的政治思想体系;而第三个30年中的“西化”则主要是自由主义的一家之言。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一时期,第二个30年中的一些思想遗产还能有一席之地,比如政治学,1982年出版的赵宝煦教授主编的《政治学概论》,虽然看上去是古老的“六论”(阶级、政党、政府、国家、革命、民族),但其思想性和时代性依然是很多行为主义时期的政治学教科书难以比拟的,尤其是看到今天的民族冲突、宗教战争,更显“六论”的时代价值。相比之下,经济学则基本上是新自由主义化,即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大行其道,而社会学则是马克斯·韦伯化。

   与第一个30年的西化相比,本轮的西化更纯粹更彻底,即所谓的西化不是多元化,而是自由主义的一言堂,一家独大。这一时期,从古典自由主义作品到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作品,都被全盘翻译过来了。可以不无夸张地说,过去30年中国社会科学从方法论到基本概念和理论,基本上是自由主义化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造就了网络政治生态:说美国好、说西方好,得到一片溢美之词;批判美国、反思自由主义,就会被拍砖。

   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百年的历史和现状,没有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所构成的“话语权”,是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性特征,而这意味着中国思想的贫困,思想的贫困进而导致国家安全的危机。但是,主管者没有意识到的是,目前的社会科学管理方式正在强化着这种危机。

  

   三、雪上加霜的社会科学的工科化管理

   如何拯救、谁能拯救并复兴中国社会科学?按照目前中国的社会科学管理方式,按照最能代表中国社会科学水平的北京大学的做法,似乎只有英文和讲英文的哈佛教授能够充当中国社会科学的救世主,这真是给中国社会科学雪上加霜!

   这种做法是典型的工程师治国。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治进入了全面的工程师时代,即学工科出身的科学家管理国家,也就是坊间所说的“技术官僚”。技术官僚治国,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即第一代政治家是革命出身的革命型政治家,第二代则是学科学而走上领导岗位的一代,然后才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出身的政治家治国。对于技术官僚时代的政治管理不可一概而论,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合理性。但是,国家治理毕竟不同于工程管理,把政治、社会的各方面都当作科技工程去管理,难免有一刀切的嫌疑。应该说,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教育体制和社会科学管理体制的工科化管理。

   已经有人指出,语言(即中文)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科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语言代表着文明和思想,而工科的语种却无所谓,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只是表达一种逻辑关系,都是一种数理语言。我们应该清楚的是,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一词只不过是科学革命下一种不得已的称谓或者说一种时髦的说法,是一种不得不依附于科学革命之下的生存之道——因为科学革命带动的工业革命迅速改变了世界,传统的政治社会思想不得不“科学化”,甚至连哲学也呈机械唯物主义之势。这是社会科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但无论产生背景如何,无论称谓如何,社会科学的根本性质是确定的。那就是,包括经济思想在内的社会科学,首先是历史的,因此可以称为历史社会学;同时也是文化的,因此是一种文化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它是关于政治的观念,因此是一种意识形态学。美国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美国战后的社会科学其实就是“冷战学”,其“冷战政治学”正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军队等主导下建立起来的。

   弄清楚了社会科学的性质,中国教育和社会科学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也就显而易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一直被视同自然科学加以管理,“985大学”、“211大学”这些符号就是明证。各大学在追求国际化的过程中完全以科学标准来管理人文社会科学,比如要国际发表,要英文发表在SCI、SSCI的学术杂志,其实主要是美国学术杂志。而SCI、SSCI是什么呢?是美国图书馆订阅系统的参考索引系统,并不是学术水平的评价系统。讽刺的是,当我们拼力追求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时,一些英语杂志办理SCI、SSCI申请的目的则是为了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事实上,我和很多同行都在英文杂志上发表过学术文章,我们并不认为这些英文论文代表自己的最好、最高水平。而在美国社会科学一边倒的量化方法之下,思想性的学术论文很难在美国所谓的主流杂志上发表。如果按照SCI、SSCI标准,当代美国两大政治哲学家——自由主义的罗尔斯和保守主义的施特劳斯都称不上是合格的教授,尤其是施特劳斯,几乎没有在所谓的主流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同样,按照当下的工科化管理标准,冯友兰、梁漱溟、钱穆等国学大师都没有饭吃了,他们有的甚至没有读过大学。

   工科化社会科学管理者不清楚的是,思想作品只能以自己的母语去表达,用“外语”写作,只能是应付差事的匠人之事。为此,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并不鼓励中国学者用英文写作。她认为,非母语写作并不能代表中国人的真正学术水准,而如果中文研究的成果确实重要,外国人要么会直接阅读中文著作,要么会翻译出版成英文。事实上,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当下,让外国人重视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因为其在国内的学术成就,比如赵汀阳的“天下体系”所产生的国际影响。中国如此悠久,中国如此之大,中国如此重要,在国内的成就足以让外国人重视。当然,这不是鼓吹夜郎自大,更不能做井底之蛙。当一个中国学者的英文能达到母语一样的水平,能用英语去思维时,英文写作无疑是值得鼓励的,比如林语堂的英语写作就让世界开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眼界。

   工科化的社会科学管理不但不清楚社会科学迥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性质,还对时代大势没有清楚的判断。习近平同志在五四青年节视察北大时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哈佛,世界上也只有一个北大。这既是对时代脉搏的清晰把握,也是希望北大人、中国学人自信的寄语。言外之意,哈佛是学不来的,但北大有自己的独特性优势,不必妄自菲薄。要知道,北大背后可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几年前,《纽约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文章:从开封到纽约再到北京,意思就是全球化中心的位移,一千年前在大宋的开封,一百年前转移到纽约,今天转移到北京即重回中国。中国已经是全球化的中心,但是很多人非但没有中心感,依然抱着过时的西方中心论,中国被视为西方视野下的中国,而不是“中国的世界”。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柯文就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更是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他们都是以中国为中心来看待中国、从中国出发去看世界,而不是西方中心论下的“世界的中国”即“西方的中国”。没有时代意识,在管理上自然闹出大笑话。

国际发表虽然有主管者的制度化鼓励,但究竟还是个人化的事。让人担忧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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