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社会质量建设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对欧洲社会质量理论的本土省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0 次 更新时间:2015-12-18 1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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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  
(30)在社会质量理论框架中,国家的社会责任主体定位非常明确,这在社会经济保障方面体现得尤其明显:一方面国家是社会保障和福利供给的主要角色,另一方面国家拥有暴力的唯一合法使用权,这种权力垄断是保障民众基本生存安全的基石。

   2.社会质量建设所带来的福利配置是以公民权为前提的。马歇尔(T. H. Marshall)的公民权利理论使欧洲社会政策从最初资源分配导向成功转型为公民权利导向。(31)其实,公民权在从民事权到政治权再到社会权利的线性发展过程中,也重新界定了国家与社会在福利配置上的关系:一方面国家通过再分配权力扩大了公民权利范围;另一方面以领土国家为界限的公民权在排斥外来者(非国籍的移民)的同时,也强化了国家内社会成员的国家认同和凝聚力。(32)在社会质量框架中,社会包容要素意在考察公民权利的实践形态,即公民参与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系统的可能性。换言之,针对欧洲社会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社会排斥问题,社会质量要发挥国家力量拓展社会包容的力度和广度,以期重组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

   3.社会质量倡导欧洲以国家为主体去追求社会质量目标,但欧盟不同国家在社会政策上的国家能力差异巨大,国家承担社会责任也不尽相同。在盎克鲁—撒克逊模式下(如英国),强调国家只负有剩余责任,家庭和个体是社会风险应对的主体;而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下(如德国),国家父爱主义传统强大,强调国家在福利供给中的制度化角色。可以说,时至今日在经济一体化程度极高的欧洲,各国依然在“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之间摇摆不定:福利国家往往是以牺牲自由和效率为代价;而对福利社会,则有福利能力不足及会削弱国家能力的担忧。显然,社会质量试图在一个框架下将上述两种模式整合起来,使国家在扮演稳定器角色的同时,又不能限制市场自由进而阻碍经济发展。可是,当欧盟用一整套社会质量指标对各国社会质量建设状况进行评估的时候,本身就意味着跨越主权国家的社会质量建设仅仅是在评测工具层面上的。遗憾的是,对此社会质量理论一直没有给出相应的对策,这实质上自我设限了其在欧洲的拓展。

   (二)找回“社会性”是欧洲社会质量建设的基石

   如上文所言,欧洲社会质量理论倡导通过社会质量找回“社会性”,以推动“社会欧洲”的建设,其中逻辑非常明显,即改变欧洲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状况,强化社会自身的能力与独立性。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虽然是独立于国家的,但是却无法自给,这主要体现在市民社会中的(个体)特殊利益与(大众)普遍利益的冲突,所以市民社会本质上依然依附于国家。虽然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有所贬抑,但其分析的独立社会中利益冲突所引发的团结困境,即使在今天依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社会质量理论所强调的社会凝聚要素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社会问题和冲突而导致的社会分裂或解体,增进社会的团结。由此可见,社会质量理论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埃米尔•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涂尔干认为,团结是社会的一种有序状态,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是基于“关系系统”(社会分工形成的互赖关系)和“义务之网”形成的(33)。在社会团结建构上,与涂尔干强调法人团体的社会组织干预类似,社会质量理论对社会参与在建设行动中发挥的作用寄予厚望。具体而言,欧洲社会质量理论中的“社会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社会人”是社会质量理论的核心关怀。如果说新自由主义下的社会政策是以原子化的“经济人”为前提的话,那么社会质量理论倡导的社会政策则是围绕“社会人”展开的。社会人强调社会成员的个体性发挥嵌入在社会关系中:一方面社会成员具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另一方面这种需要又是社会化的,受制于“独立于相关行动者的制度系统”(34)。正是基于个体与结构之间的二重性关系,社会质量理论并没有将关注点局限于社会个体的主观感受和客观生活标准之上,而是在评估社会个体经济社会境遇(社会经济保障要素)的同时,更多关注社会结构条件状况及其对社会个体的安全感受(如信任、认同等)、能力建设以及参与程度(社会赋权要素)所造成的影响。可以说,社会质量某种意义上是将生活质量与美好社会统合在一个框架之中,在社会个体自我实现与社会认同的互构关系中,强调社会个体的生活世界与公共世界的协调。

   2.社会参与是社会质量建设的根本。在社会质量框架中,社会赋权要素指涉的就是社会参与,即“发展公民参与和决定日常生活进程的能力”(35),增强公民的权力和能力以拓展社会参与。恰如沃克所言,“社会质量取向的本质与一个自愿的、参与式的、民主的相关”(36),这种根本性作用具体表现在:

   (1)社会参与是社会福利资源供给的重要手段。在社会质量理论框架中,并没有给任何特定的社会福利资源供给者以特权(37),而是倡导引入社会力量以社会化的方式进行供给,以提升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新自由主义理论对福利国家体制的批评并不是要否定国家责任。相反,该理论认为福利国家体制的致命缺陷并不在于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而在于对(经济与社会)自由的伤害,而开放福利资源供给市场,引导社会参与是一种有效改良方法。

   (2)参与主体上的社会化,即以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为主。一直以来,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家庭在社会互助和社会参与上的作用不言而喻。但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发达,家庭的很多功能逐渐社会化给了外部社会组织。在社会质量框架中,各类社会福利组织、企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专业化社会组织等都是重要的参与力量。当然,这些社会参与力量除了扮演一些工具性角色外,更主要的角色在于以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38)。

   (3)社会参与是社会凝聚和认同形成的基础。社会质量建设强调“社会关系”的建构,这并不仅仅指社会个体间形成的网络,更包括社会组织与团体间因社会交往而形成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结构是社会有效的黏合剂。与此同时,社会赋权意在增强社会成员的“可行能力”(39),并推动不同社会阶层间形成平等与有序的互动原则。换言之,只有当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成员均能够控制和选择自己的生活时,才会认为“社会”是属于他们的社会,社会认同的形成才具有可能。

   3.社会投资——社会质量建设的依赖路径。基于福利国家体制的危机,需要对国家再分配方式进行创新已成为欧洲社会的主流认知,以社会投资为核心的积极社会政策即是欧洲国家制度创新的产物(40)。我们知道,社会质量本质上属于一种行动者导向的理论,是要在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福利最小化”与福利国家体制的“福利依赖”之间寻求一种均衡。而在社会质量四要素框架中,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就是在强调国家福利责任的同时,拓展公民的选择能力和范围,这种政策行动与社会投资不谋而合。社会投资主张通过社会政策行动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在社会质量理论眼中,这显然是欧洲高质量社会发展状态的重要标志。

   总之,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而言,国家再分配一直是其社会建设最重要的资源支持渠道,而社会内部的互助自给一般扮演资源补充角色。在欧盟各国,尽管国家能力和权威各有差异,但民主政体和公民社会传统已为国家与社会规定了一以贯之的互动原则,这为社会质量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通过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社会质量理论解决了在社会建设过程中独立社会无法自给的困境。一直以来,在社会建设的动力源上,传统社会福利理论认为,这是基于国家的社会良心与责任感,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认为那是阶级斗争所驱动的,是国家回应社会运动或抗争而做出的政策选择。(41)不过,社会质量理论回避这样的争论,将国家与社会糅合在一起作为社会质量建设共同的动力源,既强调国家的社会投资责任,同时也寄希望于社会参与。显然,这种回避可能导致对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政治利益矛盾估计不足,而为社会质量建设实践行动过程中的困难埋下隐患。

   结语:社会质量建设中的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由此产生了众多论断,从“守夜人”,到“推动者”,再到“监管者”等(42)。不过,近些年来,西方学界逐渐摆脱“国家与社会孰强孰弱”的抽象争论:一方面如上文所言,是因为宏观上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原则在西方国家已经基本确立;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是历史性,在不同历史和社会情境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在现实行动中,社会与国家均具有自主性,都是具有自我利益取向的独立行为主体。前者主要体现为独立性、自治性及其自给力;后者则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地缘政治层面,主要指在全球化浪潮中,国家作为竞争主体的存在;二是指国家在领土主权范围内的行动方式。(43)国家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这两种维度在社会质量理论框架中均有所体现。

   对于社会质量理论而言,无论在立论思路还是在具体要素框架上,均没有在抽象层面上讨论国家与社会,而是将二者具化为政策制定和建设行动的参与者以寻求社会质量建设的动力源,但其间的国家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之间却存在着矛盾:(1)社会质量增强与国家能力削弱之间的矛盾。据上文所言,笔者以为,社会质量建设将从两个方面削弱国家能力:一是在社会治理策略上,分工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社会服务组织将是社会质量笔下“理想社会”的治理主体,而其中政府官僚机构的功能主要在于协调社会服务组织之间的关系。(44)由此,国家除了垄断暴力惩罚权外,其他治理权力则逐渐被社会化。二是社会质量建设取向与国家计划之间的矛盾。找回“社会性”是社会质量建设的主要动机,“社会性的核心是作为社会存在的公民的自我实现”(45)。因此,社会质量理论在建设取向上是反对国家权力领导与计划的,其追求的是公民自治权力的保障以及社会的独立自给从而最大限度地摆脱对国家的依赖。恰如沃尔夫冈•贝克等人所言,社会质量的目标是“要促进参与式社会对话,而不只是参与式的(国家)计划”(46)。(2)社会欧洲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内在张力。对于欧洲社会质量建设而言,国家间在社会层面上的合作逻辑取代市场机制的竞争逻辑是基本路径。所以,跨越主权国家边界的协调机制以及跨国家的社会政策体系是“社会欧洲”实现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国家的权力则不可避免地被分隔和分散了,由此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主权构架地位和能力弱化,而欧盟层面的权力则出现集中化趋势;另一个是区域城市能力和独立性的提升。由于欧洲层面上的诸多社会组织和基金直接参与区域城市的社会建设,导致区域城市对主权国家层面上资源和政策的依赖性减弱,地方主义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公民权是社会成员享受社会质量建设成果的资格,在社会权利未能一体化的背景下,社会欧洲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因此,社会质量建设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将成为下一步研究深化的重要切入点,恰如沃尔夫冈•贝克等人所言,“新区域和地方层面的手段与欧洲层面的手段之间的政治差距,以及民众和权力之间的鸿沟都为社会质量理论提出了一个理论和方法上的新问题”(47)。

就社会质量理论的推广来说,很多学者都相信,社会质量理论虽然起源并立足于欧洲社会,但对亚洲国家同样适用甚至更具潜力,一个重要缘由在于,社会质量理论所强调的“社会关系”在亚洲国家具有更深的社会基础。(48)但是在中国社会中,虽然“迷恋”社会关系的传统深厚,可与欧洲社会更强调社会关系的正功能不同,中国目前的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不是社会互动秩序的表征,未能充分起到社会黏合剂所应有的社会凝聚作用。相反,它甚至与权力结合成为阻碍社会公平、制造社会排斥的工具。这与中国本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由于历史路径依赖效应,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几乎所有的社会建设行动都需要国家授权许可方能进行,强大的国家控制力与虚弱的社会自治力形成鲜明对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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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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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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