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唐书:清华大学的“大师时代”

——中国过去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3 次 更新时间:2015-12-15 14: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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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唐书  
当年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生气地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陈寅恪游学海外近三十年,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却未曾拿一个学位。他的侄子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寅恪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提起此事,俞说:“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到清华以后,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历史和佛教研究等课程。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已经是学界泰斗一级的人物了,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友兰总是恭敬地陪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陈氏讲课,从清华始,即奉行“三不讲”主义:“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他因此而被称为“三不讲”教授。

   然则,陈氏对于清华乃至中国文化,其价值和影响也主要不在学问(尽管在这一方面许多名教授也难以望其项背),而在于他和王国维一起以生命写出了中国士人的风骨,为现代中国留下了最后一代中国士人的穿越历史的绝响。

   王国维去世后,陈曾作七古长篇《王观堂词序挽词》,在其序言中有云: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处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之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

   王死后两年的忌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生立“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陈寅恪撰写碑文云: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而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从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中国学人共同的精神指向。

   1948年,陈寅恪在解放军的隆隆枪炮声中离开了清华园,同胡适一起到了南京,但最终没有去台湾,而是选择留在了中山大学。1953年11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函请他担任中古历史研究所所长,他复信提出条件称:“我绝不反对现在的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于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我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有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1967年,陈寅恪于文革中悲怆离世。

   这就是中国的“士”:砥砺气节,淡泊明志,独立特行,坚守原则,宠辱不惊,精于治学,不阿附于权贵,不为人利用。王国维如此,陈寅恪亦如此。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相比,他们也许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之间在灵魂深处应该是相通的。

   清华国学研究院应当是早期清华傲然于世的最亮眼的名片。研究院共招生四届,毕业74人,其中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吴其昌、姚名达、高亨、陆侃如、刘节、刘盼遂、谢国桢、贺麟、张荫麟、罗根泽、周传儒、蒋天枢等等,日后都成为我国20世纪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但这些人虽然也称得上是大师,但已经没有他们当年的几位导师的文化重量了。再如清华其他文科教授冯友兰,及后来的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吴晗等,虽然在某些方面也有可圈点之处,但也都不具文化典范意义。

   二、无论是作为科学家还是教育家,无论是人格还是学术,叶企孙和熊庆来所达到的高度是一个世界的高度。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无言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在他们之后,无论是清华还是中国,都不再有高度。

   由于对自然科学长期隔膜,所以我对科学家总是找不到感觉,即使对清华人津津乐道的李政道、杨振宁这样的出身清华的大科学家,也缺乏研究的兴趣。但是,当我接触到下面这个人的事迹时,却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动,而且哽咽得气都喘不过来。

   这个人是叶企孙。

   叶企孙(1898—1977),上海人。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这样的结语当然难以给人留下印象,但当你看过下面这个长长的名单,自然就会掂量出这个人的分量。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表彰研制“两弹一星”的功臣,共有23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勋章”。分别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其中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王大珩、彭桓武、屠守锷、邓稼先、朱光亚等最著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是叶企孙曾亲自指导过的学生。而周光召、程开甲、钱骥、于敏等,则是叶企孙的学生的学生。

   与叶企孙有直接关系的还有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等人。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第一批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院 士)中半数以上都来自叶企孙领导下的清华大学理学院的毕业生和教师,其中就有鼎鼎大名的数字家华罗庚。众所周知,华罗庚出身贫寒,只有初中学历,但 他刻苦钻研数论,自学成才。1929年被清华数学系熊庆来教授发现,又经叶企孙批准,从小县城调到清华数学系资料室当职员,边工作边旁听大学课程。19 31年,叶企孙在日本数学刊物上看到华罗庚写的数学论文,很是欣赏。 在教授会上力排众议说:“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好事,不要为资历所限制。”最后,作为理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的叶企孙拍板决定,破格提升华为教员,并让他讲授大学微积分课。从此,华罗庚脱颖而出。1936年,叶企孙又派华罗庚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终成国际知名的数学家。

   1957年,两位留美华人杨振宁,李政道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单 上。这两 位能到美国留学,也与叶企孙有关。杨振宁1942年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随即考取了王竹溪教授的研 究生。王是清华物理系1933级毕业生,后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是著名的理 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随后,杨又考取了留美公费生。李政道原先在浙江大学物理系读书, 1944年转到西南联大。由于他年少聪敏,给叶企孙留下好印象,当1946 年联大有两个公费留学名额时,叶就想到了他,并推荐成功。

   此外,在美国科学院和工程科学院中有二三十位华裔院士,最早当选的两位院士都是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毕业于1933年的林家翘当选为美国科 学院院士,也是毕业于1933年的戴振铎当选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1948年,美国编撰百年来科学大事记,入选的中国科学家 仅两位:彭桓武,王淦昌,又是清华毕业生,也都是叶企孙的弟子!

   直接或间接地培养出这么多的大师级的科学家,不但在中国,即使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

   叶企孙能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不但对他本人,即使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奇迹的产生是东西方文化在他身上完美结合的结果。

   叶企孙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就开始读经史子集。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或许基于这样的精神底色,他终其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组织成立了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他当时不过17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1918年,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一年他23岁。

   他27岁回国入清华执教,执教之严,人所共知。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分。他允许这位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他是清华物理系系主任,作为系主任,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吴有训当时还是一个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但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又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而他,那时正当盛年。

   他对学生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他认为,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德国的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所以,他不光要栽种,还要培土。于是,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他想让清华成为中国的科学研究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以求中国科学之昌盛。

   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治校”由此开始。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 “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知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以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教育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从而激发创造力。”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而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王淦昌回忆道:“我和叶先生是同时进清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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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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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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