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 傅正科:大数据与“被遗忘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9 次 更新时间:2015-12-01 10: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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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   傅正科  
根据《2012年欧盟草案》,个人数据被广义地界定为“任何与一个信息主体有关的信息”[9]。信息主体提出要求后,网站操作者被要求“不加延迟地实施删除”,除非对数据的保存为践行欧盟成员国的法律规定的“言论自由”所必需。欧盟负责基本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司法专员维维亚娜•雷丁(Viviane Reding)于2012年1月22日宣称,欧盟委员会提议将创建一项全新的隐私权——“被遗忘权”[10]。

   所谓的“被遗忘权”就是允许当事人删除自己或他人放置到互联网上的关于自己的令人尴尬的照片或者数据信息。根据欧盟提案,这一权利被定义为:“个人有权利使它们的个人信息……被删除,当已经没有保存它们的正当理由时。”这一权利延伸至所有人的个人信息,而不仅仅是犯罪者的犯罪前科。根据欧盟提案,在以下四种条件下,权利主体有权要求信息控制者删除与其有关的所有信息或停止此类信息的进一步传播:(1)此类信息已没有被收集或处理的必要;(2)权利主体通过声明或行动表示不再允许其信息为实现一个或多个具体目的被收集,或被收集的信息存储期已过且法律上已没有处理该信息的必要性;(3)权利主体根据自身情况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反对其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除非对该信息的处理对于维护信息主体的基本权利至关重要,或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所必需的,或属于信息控制者既定的官方权利范围之内,或信息收集者对该个人信息的处理有着超越保护个人信息自由的无可抗拒的立场;(4)对权利主体个人信息的处理违反个人信息保护的改革方案(欧盟个人信息保护的改革方案)[7]。

   2014年5月,谷歌在欧洲一宗关于数据隐私限制的重要案件庭审中败北,这令该公司有责任在特定情况下删除搜索引擎上会显示的个人信息。这一案件源自一名西班牙公民的投诉,这位西班牙公民要求谷歌删除与他的住房有关的链接——他的房屋正由于未能支付税款而遭到拍卖。西班牙最高法庭做出了有利于这一投诉的判决。而谷歌却辩称该公司没有责任删除在其他网站上合法发布的信息,并拒绝删除相关内容。出于这个原因,西班牙最高法庭将该案提交给欧洲法院。欧洲法院的法官认为,谷歌在处理其服务器上的数据时扮演的是“监控者”的角色。他们还认为,“搜索引擎的业务活动是对网页出版商业务活动的补充,对于隐私权和个人数据的保护权等基本权利都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⑤。2014年11月27日,欧盟委员会又要求谷歌将“被遗忘权”延伸至全球,也就是说全球用户都有权要求谷歌删除其搜索数据库中“不相关、不吻合、不正确”的搜索项目。代表欧盟的隐私监管机构——欧盟数据保护工作组(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负责人伊莎贝尔•法尔奎—佩隆迪(Isabelle Falque-Pierrotin)表示:“根据我们正在进行的法律分析来看,谷歌所有搜索站点,包括.com,都要遵守‘被遗忘权’。”[11]欧洲法院法官的看法似乎是认可了欧盟公民拥有在互联网上“被遗忘权”的观点,而欧盟委员会曾认为有必要在法律中明确引入这一权利。面对这一困局,谷歌当然不希望妥协,因为谷歌董事长施密特曾表示,“被遗忘权”没有必要延伸至美国站点。

   有学者认为:“‘被遗忘权’已经被认为是一项法定权利,而且是一种值得受到法定保护的价值或利益。这一权利被归类为一种隐私主张,即使它被应用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公开的信息。它代表着‘信息的自我决定’和以控制为基础的隐私定义,并且试图将个人信息从公共领域转移到私人领域。”[12]14这一权利暗示着个人对自己的个人信息的控制权。“个人决定这些信息将会怎样,并且即使‘离开其掌控’,也保持着对它的控制。”[13]144但这并不单纯只是一个私人问题,还牵涉到对公、私与公共性的考量。不同国家对隐私、言论自由、国家安全等基本理念的不同,使得“被遗忘权”在实践过程中遭遇了挑战。

   三、“被遗忘权”必须面对的质疑

   (一)当“被遗忘权”遭遇言论自由

   就被遗忘权而言,在司法实践中有两种态度:第一种认为,当言论从私人领域进入到公共领域,个体可以以保护隐私权为名,用“被遗忘权”删除自己的言论,从而保护个体的言论自由;第二种认为,言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与私人领域无关,即便个体要使用“被遗忘权”保护自己,也与隐私权毫无关系,因此,坚持“被遗忘权”不利于保护言论自由。

   欧洲倾向于第一种态度。欧洲推出的法律规定所强调的理念是:他人发布的真实信息与本人发布图片后由他人复制,其删除请求是一致的,两者均包含于个人数据的界定之中,即“任何与我相关的信息”,无论其来源,当事人均可以提出删除要求。至于举证责任,则由第三方承担,第三方必须证明该信息是出于新闻、文学艺术实践的目的。

   美国则坚持第二种态度。对美国人来说,“被遗忘权”除了与宪法第一修正案冲突外,也与美国传统的司法实践相冲突。如2010年末,哈维•库尔茨(Harvey Purtz)向施里尼•华森(Rajesh Srinivasan)提起了一个小额赔偿诉讼,理由是华森使他和妻子遭受故意精神伤害,因为对方拒绝从《加利福尼亚日报》(Daily Californian)的在线档案中删除关于其儿子克里斯•库尔茨(Chris Purtz)的一篇文章。这篇四年多前的文章详细报道了在旧金山的脱衣舞俱乐部,库尔茨醉酒后与员工冲突的事实。那次事件之后,克里斯•库尔茨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球队暂停比赛。最终因为个人原因于2007年2月离开球队,2010年去世。克里斯•库尔茨死后一个月,其父哈维•库尔茨联系了《加利福尼亚日报》,要求从其在线档案中删除关于他儿子死亡的那篇文章,华森以文章没有达到公司规定的撤销资格而拒绝从数据库中删除。哈维•库尔茨为此提起了7500美元的赔偿请求。但法院没有支持库尔茨的主张,法官认为虽然他很同情库尔茨遭受的丧子之痛,但这并不能成为要求华森删除文章的合法请求。透过这一案例,美国人似乎向世人表明,被遗忘权不等于有权抹杀整个历史,对于最新提议的被遗忘权,媒体的报道同样是要消除人们顾虑,即它对言论自由的影响。一直以来,美国法律都主张已经公开的信息不能再回到私密状态。“被遗忘权”是否真的是一种隐私权?因为隐私涉及的是那些没有公开的信息。相反的,“被遗忘权”是通过不再允许第三人获取这样的信息,将一定时期内的公共信息转向私人信息[14]。

   在美国,出版某人的犯罪史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的。两个德国人因谋杀一位著名演员而锒铛入狱,他们试图从该演员的维基百科词条中抹除自己的犯罪史,遭到维基百科的抵制[15]。有学者明确指出:“欧洲人相信政府,不相信市场,而美国人的态度恰巧与此相反。”[16]因为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为媒体的言论自由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保护。个人隐私权保护的问题涉及个人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媒体中的个人隐私如果成为言论的一部分,那么隐私权与宪法第一修正案就形成了内在的冲突。显然,一定程度上作为经济权利处理的隐私权,在法律效力上难以与承载着公共利益(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相抗衡,这导致了在美国隐私权的保护相对较弱[17]。因此,“通过政府行为保护公共形象的欧式传统若被移植到美国,将会遭遇第一修正案的强烈阻碍”[18]271。

   那么,在私与公共之间该如何平衡呢?欧盟就此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如信息控制者在如下情况下可拒绝承担删除个人信息的责任:(1)对个人信息的处理纯粹为了言论自由,比如新闻报道或文学艺术的表达。(2)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在保证信息主体之基本权利的同时涉及以下与健康安全有关的情况: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个人信息为医学专家或其他人员为了研究药物、医学诊断、医疗服务的供给和管理所用;个人信息在公共健康领域符合公众利益,比如防止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及维护医疗产品、医疗器械的品质和安全等;个人信息符合其他公共利益,比如有利于建立医疗保险系统的医疗津贴或是有利于提高医疗保险服务的质量和经济效率。(3)对个人信息的处理为历史性、数据性、科学性研究所必需。(4)对个人信息的处理,信息掌控者不具有发言权,欧盟等其他法律另有规定⑥。

   (二)当“被遗忘权”遭遇国家安全

   2001年9月24日,布什政府向国会提交了《爱国者法案》⑦,该法案要求限制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广度,并提高政府控制、检查公民个人信息的程度。这些个人信息很多都属于隐私的范围。例如,根据这项法案,警察和情报机关不需要法院的核准就有权窃听公民的电话,检查公民的电子邮件和医疗、财务甚至在图书馆的借阅记录等等一切信息记录。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批评这是向麦卡锡主义的回归,是以“反恐”的名义粗暴侵犯公民的隐私和自由。《爱国者法案》长达342页,赋予执法和情报机构广泛权力,以防止、调查和打击恐怖主义。没有经过听证会,没有任何会议讨论和斟酌,就交予表决。法案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众议院357票赞成66票反对,参议院仅1票反对。众议院议长哈斯特德(John Hastert)解释说,为打击恐怖主义,确保国家的安全,全体美国人都应该考虑牺牲一部分个人自由。次年11月,国会正式通过了《2002国土安全法》(Homeland Security Act of 2002),批准联邦政府在国土安全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新的内阁部门:国土安全部(DHS)。不过,美国人对这样的侵犯个人隐私的法案还是心存疑虑,毕竟美国社会对个人权利还是十分看重的。据上海《新闻午报》2007年9月28日报道,美国联邦法官2006年9月26日做出裁决,美国《爱国者法案》两项条款违宪,因为它们允许当局在没有确切理由的前提下就发布搜查令。报道称,美国俄勒冈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安•艾肯裁决认为,《爱国者法案》有关条款允许政府机构毫无根据就对美国公民进行监视和搜查,这样的做法违背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精神。

   媒体揭露了自2004年始,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等政府核心层通过一些司法程序手段,成功绕开了有关公民隐私等的法律困境,建立了四大监控计划,棱镜计划就是其一⑧。但对于斯诺登究竟是捍卫了公民的隐私权利,还是损害了美国的反恐制度,美国人的态度仍然存在较大差异。2013年6月12日至16日,由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和《今日美国》联合完成的调查显示,44%的公众认为泄露此类国家安全局的监听信息损害了国家利益,49%的公众认为这是为国家利益而服务的。对斯诺登的赞同与反对,民意基本不相上下。而在这两股不同的声音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让美国人民真正需要面对的尴尬议题,那就是在长期坚守的公民自由与日趋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之间,到底应该选择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研究生马瑞欧(Sergio Marrero)认为:“美国人一直以自由为信仰,但它的前提是不能与任何威胁生命的事情相冲突。如果是为了维护国家的自由和主权,这样的监听是可以接受的,但它必须发生在很多人的生命安全都处在危险之中的时候。”⑨不过,美国新闻记者西蒙•加芬克尔等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监控就是监控,不管是通过人还是通过计算机来监控,多少都要侵犯个人的隐私和自由。数据库一旦建立,就应该严格保护,否则很容易被滥用。”[19]15

   (三)模糊还是过宽

欧洲提出的“被遗忘权”的相关条款尚未进一步细化,这看起来是有意为之。因为维维亚尼•雷丁主张,这一规定应模糊一些,以便可以适用于未来的新科技。但法律文本如果不精确,无论是模糊或过宽都必然带来操作实施上的困难。比如说,对于“被遗忘权”所涉及的个人数据的滥用或者个人隐私权的侵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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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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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杭州)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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