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鹏:茅盾与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9 次 更新时间:2015-11-30 16: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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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鹏  
却由于作者具备一副观察事物的锐利目光,用小事说明了大道理。古今中外的创作实践证明,一篇小说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描选题材的重大与细微,而在于作家溶进作品的思想浓度。果戈里、契诃夫的经历平平,作品中极少重大事件,由于他们对生活的深刻感受,才写出举世闻名的作品。

   中国现代小说要求作家培养自己的个性,用自己独特的形式,塑造独特的人物形象,抒发属于个人的独特情思。但不幸的是,在中国现代小说初期,模仿的空气却相当浓厚。这种模仿,一是模仿外国文学作品,二是模仿时人的文学作品,三是模仿古人的文学作品。模仿别人当然省事省力,却以牺牲个人的风格为代价。文学贵在创造,最忌讳的就是拾人唾余。小说创作不仅要忌讳模仿别人,而且也不能重复自己。茅盾把创造成分的多少作为衡量一篇小说价值的高低的重要尺度:“须先考察你的作品有没有你自己的作风,把你的一篇作品夹杂在别人的作品内,能不能使人辨出这是你的作品。”(《告有志研究文学者》)

   茅盾反对模仿,并不是拒绝向古人、时人外国人学习。相反,他对学习他人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他认为任何一位现代作家都必须以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遗产为借鉴。需要的不是将它们生吞活剥地贴在自己的作品里,而是将其打碎敲烂消化后溶解到自己的作品里。这是一种化学反应,而不是物理反应。所以,茅盾在批评模仿风气的同时,号召青年作家认真读书、多读书。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要读。只有这样,才能创建真正意义的中国现代化小说大厦。

   在创造上,鲁迅同样为青年作者树立了榜样。在《读呐喊》里,茅盾兴奋地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茅盾以极大的热情,鼓励青年作家向鲁迅学习,大胆地、信心百倍地去创造属于个人的中国现代化小说。

   生活在小说创作中所占据的地位、塑造形象作为小说的主要特征、作家思想认识的深度对形象涵盖的思想内容的影响以及创造精神在构筑中国现代小说大厦中的地位等,这些小说创作中极为重要的问题,茅盾在中国小说现代化初期都阐述得既全面又深刻。他这些理论不仅在20年代发挥了一定作用,即使几十年后的今天,对小说创作仍不失其指导意义。

     四

   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是以审美的表现人生情理为主要特征的。这一观念与我国数千年来所沉淀的“文以载道”、“以文治国”观念有很大出入。尽管本世纪20年代包括茅盾在内的文学革命先驱们为校正国人对小说的误认,使中国现代小说驶入世界文学轨道,做了很大努力,而成绩斐然,但由于传统小说观念沉重的包袱以及中国变革现实的需要对小说救国观念的偏爱,都使中国小说观念现代化遇到阻碍,致使中国小说观念现代化的步履维艰。茅盾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他自幼受到的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锐意译介西方文学、接受西方小说观念的时候,本身已经有传统小说观念作府,对西方文学观念起到取舍作用的,这是他自幼受到的传统文学观念。在他热情译介西方文学时,却是不自觉地固守着传统小说观念,自觉地接受着西方小说观念。茅盾20年代初期的小说理论,一方面与传统小说观念有一定的联系,与现代化小说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又极力摆脱传统小说观念,向现代化小说观念靠拢。这突出表现在茅盾关于社会功利观与审美的表现人生之间的矛盾上。20年代以降,由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压倒一切的巨大张力,茅盾始终被这一矛盾所困扰着。

   在中国古代,文、诗、小说等文体,按照它们与政治、教化的距离分等级。由于“文者,礼教治政云尔”(王安石《上人书》),所以“文”能够稳坐文学殿堂内的首把交椅。“诗”紧紧傍于“文”边,由于诗人也能象文人一样抒发关心政治的忧患意识,所以也能坐文学殿堂的第二把交椅。只有小说,由于是“小道”,“君子不好”,被关在文学殿堂之外。古代将杂七杂八的著述都归入小说,就是对小说的极大蔑视。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小说有时向“史”靠拢,企图靠着史的荫遮挤进文学殿堂,有时又以“释氏之教科书”摆出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姿态,争取与文、诗并驾齐驱。梁启超及其麾下的小说观念实际上并未多大改变,仍然是旧的。他衡量外国小说和中国小说的唯一标准是否有用。他是将小说当作宣传政治的工具而将其硬性地推进文学殿堂的。也就是说,在本世纪初,小说是借用政治的力量而不是凭借自身具备的价值而取得一席之地的。这不仅是对小说的误解,而且也是对小说的蔑视。以是否有用来评判小说的价值,无论正确还是错谬,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它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在小说观念的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将这一文化传统的灰尘逐渐抹去,但是却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的存在。在茅盾20年代的小说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茅盾所主张的文学的目的应是“表现人生”就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他对“为人生”做过多方面的解释,表现出与现代小说观念相左的痕迹。例如,他相信“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是功利主义者”,“我们的作品一定不能仅仅是一枝吗啡针,给工农大众一时的兴奋刺戟,我们的作品一定要成为工农大众的教科书。”(《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当然,茅盾带有明显功利目的的小说观念与“新小说”家们用喉咙喊有质的区别,他是主张用象说明之。另外,他这种带有明确功利观的小说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即时代亟需带有明确功利性的文学作品。公正地说,由于我国传统小说观念的惯性,也由于我国社会环境的特殊性,还由于作家的责任感使然,中国现代化小说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政治功利色彩是在情理之中的。令人遗憾的是,小说除了借助政治威力保持尊荣外,在更多的情况下却是降低了质量,大大延误了小说现代化的进程。随着中国历史的推进,茅盾小说理论中的政治色彩不是逐渐化解,却是愈来愈浓了。这当然主要是时代所造成的,但我们不得不清醒地看到:时代的错误使中国小说观念真正意义上现代化推迟了半个多世纪。

   集政治家、文艺理论家、作家于一身的矛盾,一方面主张小说的政治功利性,认为小说应担当起唤醒民众的重大责任,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小说应该真实地挥写人生情理,反对把小说写成“宣传大纲”。他认为“‘美’”‘好’是真实”,“文艺亦以求真的唯一目的。”他赞许伊本纳兹的《风波》对鱼市的描写令人闻到了鱼腥味。《倪焕之》所以被他称之为新文学史上的“扛鼎之作”,就是由于作品真实地描写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他要求作家描写人物时,要象叶绍钧笔下的倪焕之、金佩章,王统照笔下的奚大有那样,除了描写其“职业特性、阶级特性、性的特性、民族与地方的特性等等”共性外,还要写出“他个人特有的个性”。(《人物的研究》)茅盾关于真实的描写环境、人物性格的立体结构以及人物性格的形成是个曲折过程的理论,与现代化小说观念中的侧重描写人的情理、挖掘人生心理奥妙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却与文学的政治功利倾向性有一定矛盾。也就是说,茅盾一方面主张小说观念不自觉地倾斜,另一方面又主张真实地描写人的情感世界,主动向西方小说观念靠拢。这使茅盾处于夹缝之中:三十年代革命文学论争时遭到攻击,而他的理论却并未达到现代小说观念的要求。这一矛盾不仅存在于茅盾一人身上,而且也是困扰我国小说理论界很久、至今都难说已经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我想,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困扰中华民族的许多顽症将会逐一化解。90年代百花齐放的小说世界,尤其是描绘各种人生姿态、描写各种文化层次各种地位的人的苦乐及其心灵奥妙的小说的大量涌现,不就是茅盾小说理论中的矛盾将要逐一化解的征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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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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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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