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学斌:中国人的经济学

——《管子》中的民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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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学斌  
货币之币值则通过政令之缓急以调节物价之高下。

   黄金是衡量一国财用的尺度,可以知一国之侈俭,知侈俭则可适度调节各项事务的用度支出。用度俭则存钱多,存钱多则金贱,金贱则不利生产事业之发展;用度侈则存钱少,存钱少则金贵,金贵则物资贱,物资贱则浪费多,故伤货。这就是货币对生产与物资的影响。因此,诸侯最重视的财贷即为货币,所以管子说?:“请问诸侯之化獒。獒也者,家也;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侈靡篇》)

   金、玉与珠以其稀少所以可制为货币,齐国则国家控制铜矿雇民工以铸币,“清立币。国铜,以二年之粟雇之”(《山权数篇》)。一国货币之数量当有一定之限度,否则无中准之用、无调节之功。国家发行货币的数量应当有一个计算公式,这个公式的计算,首先当视某县人口之数、田地之数,估出若干之币方能适合流通之用。货币之数量,亦须注意配合谷物之数量。

   货币与谷物的数量、价格相互影响,而其交互运用操作,权力在政府,这就是所谓的轻重之术。货币聚于官府而不出,即不能发挥其作用,此时米粮等百物必操在民间之手,而其价格之高低,政府必不能控制,这对国家与百姓都不利。管仲调节的方法是:士之报酬、大夫之租税、人马之食用,均改用货币,如此货币流出,谷物收回,达到调节市场与物价之功能。由是可知货币的重要性仍次于谷物。货币与谷物之间的关系由此便清楚了。

   5.贸易政策

   周朝是以农业发达而兴盛强大起来的,因此,在以后的几百年中,一直到春秋之际,仍以农业为经济主体。因此各家思想,均倡导重农之观念。另外,农业为民生之本,本身也应该受到重视。《管子》一书中重农之具体表现,计有辟地开垦,不违农时,仓储食粮,减轻田赋,重视地利与控制粮价种种措施。为减轻田赋,由国家来管理山海而经营盐铁;为富裕民生,则控制粮价而行轻重之术,并使工商业居于辅助农业发展的地位。这也说明其经济观念虽以重农为本,但也不轻忽工商。这一点与斥工商为五蠹之一的韩非大异其趣。李悝、吴起,也倡言尽地力而已,但不言工商。其思想之差别,虽不免受时代与地域之影响,但其思虑之广狭,目光之远近,的确是主要原因。就时代言,战国之际工商之利已动摇了以农为本的经济型态,因此战国法家诸子,大力倡农而鄙工商。春秋时代则工商初见兴起,不足以压抑农业,且齐、郑之地,原有发展工商业的必要与有利条件,因此管仲、子产均不鄙薄工商。

   管仲自言曾为商贾,虽其事业无成,然其人之具有商业头脑与经验则不待言。齐国僻处海滨,中有高山,农地狭小,却有鱼盐之利。溯自太公以来,重农之外,亦兼重工商。因此,管仲主齐国之政后,既大力继续倡导农业,亦不轻忽工商业之发展。官山海、营盐铁之政策,于后世之影响极大,西汉桑弘羊实行的经济改革,多师管子之法。这里所说的国营事业,其实兼具多重意义,一则不增农民负担而足国用,具辅助农业之功能;二则发展工商从事国际贸易,使齐国具有争强称霸之资本;三则使工商业得逐渐发展之机会,不再受学者之轻视。

   《管子》一书重视贸易的思想,其实也反映春秋以降列国争强与交往之实况。“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成。”(《轻重甲篇》)又曰:“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轻重乙篇》)管子认为,善于治国的人,当天下各国物价下降时,我将物价调高;当各国都降价倾销时,我吸纳储存起来;当各国出现供大于求时,我使供不应求。减轻关税,鼓励工商贸易。当桓公问如何才能够解决齐国兵器原料缺乏问题时,管子说:“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当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同上)意思是:请您下命令为各诸侯国的商贾建造居所和交易的埸所,对有货车一乘的外商,提供饮食;对有货车三乘的外商,另加牲口的饲料供应;对有货车五乘的外商,还应该配备五个服务员。这样,天下的商贾就会像流水一样都到齐国来做生意。管子的这些主张,和现代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相比毫不逊色,它囊括了价格机制的全部功能。就单从这一点讲,把《管子》说成是中国的经济学,是当之无愧的。

   贸易既有其商业互通有无之功用,也有来天下之财,招天下之民的政治目的。《管子》一书利用谷价之高低,倾天下之财,以经济作战,败天下之国就是商业服务政治的例证。这是管子经济思想与古圣先贤相比特别的地方。

   四、教民化民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篇》),这是管子流传千古的不朽名言,也是他的施政之本。仓廪衣食乃万民养生之具,人而不得养其生,则一切政教皆落入空谈而不合实际。但是人类之生存意义与价值,原不只于口腹之欲。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在于物质生活之外,还能追求精神生活。因此,富而后教,为政治上不易之论。所谓仓廪衣食,为物质生活之所需;礼节荣辱则属精神生活之领域。想由仓廪衣食提升至礼节荣辱,则有赖于教育。这也就是中庸所谓修道之谓教也。管子在当时就有这样深刻的认识,虽其书中言政法经济之语颇多,但是其论教育之语仍可谓胜义屡出,弥足珍贵。

   1.教训成俗

   “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权修篇》)管子认为,凡是治理人民的,应该使男人没有邪僻行为,使女人没有淫乱的事情。要使男人没有邪事,必须靠教育;要使女人没有淫乱事情,必须靠训诲。这样,可以省掉不少刑罚。“奸民伤俗教……教伤,则从令者不辑。……从令者不辑,则百事无功。”(《七法篇》)老百姓无教则易为奸,为奸则伤风败俗破坏教化,风教坏则百姓不和睦,百姓不和睦则政治无功效。这些道理都在说明教育为政治法令之辅,必须教育成功才能政简刑轻。政治与教育的不同决定了其功用的差别,教育之大用即在能化民成俗而民不自觉也,所谓“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八观篇》)。

   教育既然为施政不可少之要务,则教育之成败,正可反应政治之良麻与国家之治乱。《管子》阐述了教育之成败,自数方面观之:由闾里门禁之是否有常,观察青少年之行为是否得适当之管制,此其一。由村里共同生活之是否得当,观察风俗之醇正与否,此其二。由学校之是否设置,典礼之是否举行,观察敬老尊贤风气之有无,此其三。教育之不得其当,则州里风俗不肃;州里风俗不肃,则民不修廉,士不急行,而法令毁于官,党与成于下矣。方百姓群徒之不从上之化也,则亡国弒君之事生,而国危矣。

   教育之重要既如前所述者,但是教之之道又如何?“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搮轮而夕欲乘车。”(《七法篇》)不懂得化而想移风易俗,就像早晨造好车轮而晚上就要乘车一样。“化”者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渐进、服从、感染、熏陶、适应、习惯,叫做“化”。即教之之道当循序渐进,服习久之,自然成化。而实际教民之道首应“禁微邪”。即自小事、小处着手,小过尚且不生,又何大过之有?

   “民有大邪则必伤国,欲民之无大邪,应自禁微邪始,微邪禁,则民自正。禁微邪之法,在教民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使民有礼、有义、有廉、有耻,民有礼义廉耻则民正矣,则治得其本矣。”教民之道次应“反民性”。管子曰:“为国者,反民性,然后可以与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侈靡篇》)意思是:治理国家,先要违反人民的旧习,然后才可以与民相亲;人民想要安逸,便教他们劳动;人民贪生,便教他们不怕死。教他们劳动教得成功,人民就会富裕。教他们不怕死教得成功,国家就威风远扬。管子既以教育为政治之辅,则必以教育之方法达成政治之目标。民性好逸恶劳而又贪生怕死,若顺民之性而为,则无可成之事,无可用之民矣。因此施教之方,当为“反民性”而教。当民之欲夫想淫逸时,教之以劳;当民贪生怕死时,教之以死,才能在用得着时能成事。这并不是顺着民的性情“因材施教”的方法,而是教育引导人民走国家号召的道路。

   反民性之教育法所期望的目标,在于让百姓能舍弃一己之欲望而服从君上的意愿,遇事时更能随时奉召而来,循令而往。使这一行为出乎百姓之自动自发,而非出于政令的强迫,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赖于平日之教育。要想让百姓按上面的想法行事,就必须以教育手段化民成俗。变其习性与气质,才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

   如果不及早从教化着手,教育百姓养成顺从君上的号令,自觉弃恶从善,而在需要时靠刑罚威吓他们听话,就必然挫伤百姓的积极性,也不可能依靠老百姓的力量。伤民之性,竭民之力,将不足以治国平天下。而“重尽民力”之方,应先以教育导民于善,再以赏罚补其不足。不然的话,如果民力耗尽就会激起暴乱,官逼民反。以教育导民,则必厚爱利以亲之,明礼智以教之,尤其重要的是,要“上身服以先之”。上行则下效,风行草偃,为民之表率,这样才有大的功效。至于其具体实施和做法,则有赖于“乡置师以道之”。

   教训成俗一事,与政治之成败与赏罚威令之得失关系极大,因此,为政者固然应当求富民之术,以足民食而养其生,也应当用教民之道,以化风俗而尽其性。管子曰:“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权修篇》)树谷之所获不如树木,树木之所得不如树人。树人乃为政者终身之计,不教之民不能用,此“以不教之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篇》)。

   乡里专门设置老师以导民教民,为免流于形式,为教化更深入民心,君上必须派人督道。《管子》书载国君考核臣吏之施政,其中即问及“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问篇》)。地方若有孝悌忠信主人,则当逐级上报,给以表彰。这就是督导德教成效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固定的考核时间,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着;还有固定的考核系统,由什伍而游宗,而里尉,而州长,而乡师,而士师,可以看出真的是十分认真的。

   管子施教,以道德为本。而且不仅在齐国,更以此要求于当时各国诸侯,以求普及于天下。国君倡导德教于上,臣民百姓奉行孝悌于下,上下同心洁身修行,就能教训成俗,化成天下。化民成俗,以德教为先。君上倡之,臣下行之。德教以孝悌忠信为本,而教之之道,则以礼义廉耻为施教之重点工作。盖“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牧民篇》)。所谓孝悌忠信者,即虽一言一行皆能谨守本份,作到不逾节、不自进,不蔽恶、不从枉。做到这样则礼义廉耻四维之教成,以之治国,当可无失。而且又于礼、义、廉、耻四维之中,以礼义为主,因为以礼义二者为一切行为之规范,易于约束人之内心。管子曰:“义者,谓各处其宜也。”(《心术篇上》)当处其宜者又为何事?“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同上)如何才能将君臣、父子、人间之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呢?这就必须以“礼”行事。管子曰:“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是知礼乃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订定之节文,为大家共守之节度,使君臣、父子、人间主事各得其宜者也。其见诸于日常生活者,则为“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有体,谓之礼”,是礼的外在仪节;“质信以让,礼也”(《小问篇》),是礼的内在精神。

   管子的教民知义与行义之范围极广,小而个人修身齐家之道,大而处世进退之法,一个人应该为社会国家所应当尽的义务和所当担负的责任,都包含在这些意思当中。只有这样,才能令民之言行举止,中正和调,既能处安又能动威,终而为国所用,战胜而守固。

   2.四民教育

管仲之时,齐国之民,依其职业区分,可大致区分为四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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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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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京)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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