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学斌:中国人的经济学

——《管子》中的民生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3 次 更新时间:2015-11-27 17: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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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学斌  
固然有其传统崇尚武力,文化积淀丰富,内部团结,一致对外的因素,但其经济发展使国力富足,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确是?其振兴的基本条件。《管子》一书中论及经济问题者极多,尤以《轻重》十六篇为最。所以孙中山先生推崇管子为中国最早之经济家(见《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管子提出的“必先足民食然后国用足”,是其经济思想的本质和核心。《管子》提出的“以重农为本,因地制宜,兴盐铁之利,用轻重之道,以谋国家之富足”的主张,成为后世人们治国理政所遵循的重要经济思想。

   1.藏富于民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因此,要实现国家的安定,必先富民。《管子》说:“仓廪实、衣食足者,富民之生也。唯其能富足民生,然后百姓可用。与之为取者,治国之要道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责之。”(治国篇第四十八)

   管子认为,老百姓衣食无忧,生活富裕,则一心一意,安其居而乐其业,不见利而思迁也。安乡、重家、乐业者,必敬上畏罪,以求安居。民心求安,民生富足,国家岂能不实现大治。反之,则衣食不足,无以定其心,不能安其居,轻躁求利,必胆大而妄为。胆大而妄为则轻犯法禁,民皆不安其居、不乐其生而又轻犯法禁,则社会何得而安?国家何得而治?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骄奢淫夫无恶不作的观点。管子识深虑远,所以坚决主张必先富民,使仓廪实、衣食足,然后申之以礼义,教之以荣辱。

   《管子》认为,富民之道,在兴六德以足民之欲、富民之生。六德者,厚其生、轮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与振其穷。辟田树艺以厚其生,发利输积以富其财,导水决渚以利交通,薄赋弛刑以宽其政,养老问病以匡其急,赈贫资絶以济其穷。平时有养民之道,困时有救民之法,就是使民安其居乐其业,不致颠沛流离。平时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容易,难能可贵的是在穷困时能及时对百姓给予救助。为政者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施行善政。《管子》答桓公问如何治天下之民的话可证。

   每州委派一主管官吏,每里有五窖存粮,专责救民之急。无地与无力调税者,政府与之长期贷款;无地安葬者,政府与之葬地。能行此德政,宜乎天下之民归之如流水也。

   要改变民生,让老百姓生活富裕,必须重视让老百姓经营和积累起自己的财产。“民不务经产,则仓廪空虚,财用不足。”《重令篇》“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立政篇》)所谓重民之产,其涵义就是指要藏富于民。“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的观点,正与《论语•颜渊篇》所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是同一精神与意义的。

   《管子》认为,民富才能保证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因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八观篇》)管子还认为只有致力于农业生产,使民众生活富裕,才算抓住了治民的根本。

   2.倡俭禁侈

   齐国以富强闻于天下,然而《管子》书中屡以节俭为教,谆谆告诫一国之君,指出:“明主有六务四禁:六务者何也?一曰:节用;二曰:贤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诛;五曰:天时;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秋毋救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秋政不禁则奸邪不胜,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七臣七主篇》)明主之六务以节用为首,《管子》说:“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无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奢,为国之急也。”(《八观篇》)意思是:国家奢侈则开支浪费,开支浪费则人民贫困,人民贫困则产生奸邪思想,产生奸邪思想则出现邪巧行为。所以,奸邪和邪巧的产生,由于贫困;贫困的产生,由于奢侈;奢侈的产生,由于没有制度。因此,要使官员和百姓的言行有所节制,必须先要求其用度能俭约。为君者当率先俭约。官民的开销用度亦当有限制。官民的一切用度,都应该依其身份地位而有一定的限度,不得因有钱而逾越。

   为政之道,亦贵储积、倡俭约。万室之都、千室之都均当有所蓄藏。蓄积多可多食,蓄积少则少食,无积者不得食。蓄积寡而食之者多,则民多诈心;无蓄积而徒事消费,则民偷幸。但是,管子也认为,节俭不可太过,只一味地倡导节俭而达到吝啬的程度,就有所过了。比如,国家若有很多存粮,而百姓却忍受饥饿,老百姓就会和执政者离心离德;国家很富足而老百姓生活很苦,老百姓就不会尽力报效国家了。

   管子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当极力反对“侈靡”之风。但在非常特殊的时期,也可与时应化,允许一些必要的“侈靡”之事。何为必要之时?“若岁凶旱水泱,民失本,则修官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荚也。”(《乘马数篇》)《管子》认为,因天灾以致百姓不能从事其本事时,政府就应当创造就业机会,大兴土木,以王代赈,让贫民有一条生路。这时的修宫室台榭,不是以侈靡享受为目的,而只是以此为手段。除政府创造就业机会之外,还可让豪富之家可以侈靡。《侈靡篇》所言厚葬之事,其主要目的,在于给贫民创造一些营生。如木工、女工,都因豪富家之厚葬而得就业机会。当然,管子的这一主张除了历史的局限性外,也还有他站在封建贵族统治者立场上的其他目的。即:一是满足富人饮食侈靡的欲望,使其能为国用。所谓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者是也。二是削夺富人的财富,使散之于民,以免少数人垄断财产而进一步谋利。若富人节约,则富者愈富,而且富者藏财而不出,就会造成财富的流动性不足,使贫穷者更失去生路。

   管子主张宫廷费用的开支也要有一个大致的标准,即“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立政篇》)即便是国君,也要求遵守。他特别反对君主“观乐玩好”,认为“凡观乐者,宫室台地、珠玉、声乐也,此皆费财尽力伤国之道也。”(《立政九败解》)

   3.调节贫富

   管子主张,即使在君民皆知力耕以事生产,政府发行货币以利流通的情况下,为什么仍有饥寒交迫的百姓到了卖身为奴和卖子谋生的情况?这是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财富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何以致此?究其原因,在上面是国君未能散积聚、调高下,以轻重之术调节资财。而在下面是商贾则藉此机会,以其本钱数倍的回报谋取厚利,其结果是精明的投机者获利事一功十,一般老百姓却赔上血本,造成贫富不均且十分悬殊的现象。富裕的人是不在乎物质奖赏的,贫穷之人是不畏惧刑罚的。?因此,一个国家越是贫富差距悬殊,则越难治理。

   管子认为,经济政策,注重生产固为必要,但是分配不公问题不能妥善解决,也将动摇国本。因此不患寡而患不均,均则无贫者。“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国蓄篇》)这里所说的强者,就是指位高权重的士大夫;这里所说的智者,就是指老奸巨猾的大商贾。因此,要想实现均贫富,就必须先剥夺权臣和商贾特殊谋利的权力。

   剥夺的要害是,把大夫谋取私利的权力变成国家调节的权力。政府依时机吞吐粮食,让百姓都从国库买粮而不须仰赖于大夫。君主以钱币收购大夫手上的粮食,使其不能抬高粮价,所谓“大夫无计于重”。君主“以币赋禄”,即以钱币作大夫之俸禄,而不使其有粮食,如此粮食可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中。如此君主可以有十分之七的粮食能给予百姓,或者用以救赈没有钱买粮的穷人。这就是管子所谓“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揆度篇》)者也。

   要实现均贫富,唯有政府保护百姓,使大夫、商贾不得与百姓争利。管子规定,为保护北郭贫民之以织鞋、种菜为生,百钟、千钟之富家不得从事织鞋、种菜之业,以保护百姓谋生的弱势产业。至于已经背了许多债务的百姓,管仲则教桓公发号施令以政府力量协助解决其困境。即以库藏之物,作抵偿百姓债务之用,桓公亲自过问此事,使富商无可奈何,这样通过软硬兼施的办法,防止贫富分化。由此可见,管仲和桓公君臣为实现均贫富的良苦用心。

   通观管子的均贫富主张,他主张富民,通过“以其所积”而富裕,提倡“贫富有度”的平均观。他认为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的原因有三:一是商贾的盘剥及与贵族大夫合谋资财;二是“人君不能散积聚、调高下、分并财”;三是民智不齐。

   贵族大夫与商贾联合起来搞权钱交易谋取资财,剥削百姓的情况如何呢?据(《山至数篇》)记载:“今国谷重什倍而万物轻,大夫谓贾之人:‘子为吾运谷而敛财’,谷之重一也,今九为徐。谷重而万物轻,若此,则国财九在大夫矣。国岁仅一,财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财物在下,币之九在大夫。然则币、谷羡在大夫也。”意思是说,现在粮食价格上涨十倍,而其他物资价格很低,大夫可以向商人授计:‘请为我出售粮食而收集其他物资。”如果粮食原先价格为一,现在就有九倍的利润。由于粮食价格高而其他物资价格低,这样,大夫就买进了九倍的物资。等到国内粮食价格恢复到原来的价格时,又将这九倍的物资以两倍的价格抛出,货物销往民间,九倍的货币又掌握在大夫手中。这样,币与谷之轻重贵贱凤余全部掌握在大夫手中了。

   又据《国蓄篇》记载:“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乡役耳,恶能以为治乎?”意思是:凡要治理国家,不通晓轻重权衡,就不能从宏观上调控民间经济。不能调通民利,就谈不上国家大治。……人民的口粮,按照每人都有若干亩土地,计算?产量,估计储存,应该是够吃的。然而为什么有人却吃不饱?这是因为粮食被富彖囤积起来了。君主制造发行货币,为民间交易使用,人民也各有几百或者几千。然而为什么又有人的钱不够用呢?这是因为钱财也被富豪兼并收藏了。这样一来,君主就不能散开囤积的粮食均有余而补不足,分散兼并的钱财调节人民的用度,那么,即使他重视农业生产,不停地铸造钱币,也只能驱使人们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够算是治理国家呢?

   “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所分的土地一样,只有强者能够牢牢控制;所分的财产一样,只有智者能够变本加利。智者能够获得十倍的利润,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如果君主不能够调剂,民间的贫富就会相差百倍。由于人有智与愚的自然差异,所?以,即便各人的土地与生产数据相同,其结果也完全不一样(《国蓄篇》)。

   管子认为,贫富应该有度,贫富无度就会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这对民众的生活和国家的稳定是不利的。“贫富无度则失”(《五辅篇》)。“甚贫不知耻,甚富不可使”(《侈糜篇》)。因此,他主张国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调节贫富差别,力争做到“富能夺,贫能予”(《揆度篇》)。

在《禁藏篇》中,管子提出了民众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问题。“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瓜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民有余粮。”民众赖以生活的,是衣服和食物;食物赖以生产的,是水和土。所以富民是有诀窍的,养民有标准,大概一个人有三十亩土地就可以供养全年的生活。年成有好有坏,大概亩产一石,则每人有三十石。瓜果蔬菜相当十石粮食,糠皮瘪谷和畜产相当于十石粮食,那么每人有五十石。而布帛麻丝和其他收入,没有计算在内。所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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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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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京)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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