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 陈旭东: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基于制度转型和国家治理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2 次 更新时间:2015-11-27 16: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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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 (进入专栏)   陈旭东  
使得公平竞争、契约意识、信托责任、企业家精神等有助于推进效率和创新的市场经济要素也受到压制。哈耶克也曾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借用李约瑟的说法,形容中华帝国在政府控制暂时受到削弱的时期,个人的首创精神往往能够得到一定的释放,从而文明和精巧的工业技术也容易获得巨大进步。相反,一旦政府控制恢复之后,这些“脱离常规的表现,无一例外地被国家的力量所窒息”(30)。

   值得警惕的是,过去相当一个时期,在中国一些竞争性的市场,政府的宏观调控在相当程度上已变成了微观调控,很多出于善意的价格干预措施由于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反而起到或潜伏着反效果。而要素市场、基础资源市场基本上还是被国企所垄断,政府控制了太多的市场准入(31),从市场秩序维护者蜕变为市场参与主体,这不利于激发市场在竞争中提升效率方面的作用。并且,由于要素价格的扭曲具有很强传导性和扩散性,导致了宏观经济的失衡背后一连串的微观经济行为的扭曲。当前正在推进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恰恰应该是要素稀缺约束条件下市场作用和经济主体自主选择的结果。政府如能有序放开对水、电、成品油等稀缺资源价格的实际控制,建立反映市场供求情况、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将有利于促进各类企业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形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内在动力。

   建立在高度的市场效率基础之上,创新驱动也已成为今天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主驱动,其创新所依靠的不是国有部门,而是私人部门。一般来说,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动机,民营经济、私有企业是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的。这里的创新,既包括熊彼特所谓的破坏性的、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创新,也包括那些于细节之处点滴改进的微创新。创新需要转化为行动和结果,这就需要企业家来系统化地管理创新,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企业家精神的要义就在于此。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蓬勃发展,本质上也是由于备受束缚的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得到释放导致的结果。中国经济的未来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有赖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充分释放。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唯有靠不断抢占创新制高点,不断打破自己的优势,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价格优势,才能应对快速变化和激烈的竞争,否则即使自身一时有优势,如不持续创新,早晚都会被超越。

   第三,发挥社会力量作用,为转型发展深化奠定稳固的社会基础。社会力量自身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动力。从不同国家的转型实践看,转型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分化及利益群体的重组,早期这也许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但是“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如果一直得不到扭转,这种分化和重组有可能会使社会走向断裂和崩溃,反过来又会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并产生负面的经济后果。这就要求国家公共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的同步再调整,合理界定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适应转型发展的需要逐步向社会下放权力,大力培育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实际上,1978年小岗村的18户农民冒着重大风险秘密订约分田单干,其实质也是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采取的一种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

   可以说,一个没有良好社会自治的国家公共治理,难以称得上是一个成熟的国家公共治理。面对转型过程中信息极度分散、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日益繁重的社会管理、服务任务,紧紧依靠政府的力量显然已经远远不够,并且可能会起反效果,将矛盾的焦点引向政府自身。国际经验已经表明,社会可以作为平衡和控制政府与市场之间张力的关键要素,社会组织在协调各方利益、共享公共资源、促进公平正义等方面可以对政府形成很好的补充和替代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从具体的、微观的社会管理环节中抽身出来,将自身管不好也管不了的领域交给社会组织来自我管理,同时也要求政府转向社会治理,更多地依靠制定明确的规则、采取一定的措施让公众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的讨论,充分反映自身的意愿和诉求,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民主、公正和激励相容,夯实公正的公共利益基础,使之成为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和催化剂,减少社会摩擦,降低发展成本。

   当然,在增强社会自组织、自协调的同时,还需要扭转日趋严重的社会失范的问题。社会失范的背后,是人们普遍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基座,既没有对法律的敬畏,也没有对伦理的遵循,社会的人文关怀没有建立起来。这个构建之中的价值观体系应该起到稳定、凝聚和导向的作用,不能大一统、一刀切,要分层次、分类别,建立同心圆或相交圆的价值观体系。这个圆心或相交的部分,应该是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共同人文价值观,比如,诚信、包容、感恩、奉献、责任、荣誉。价值观的形塑,不仅仅需要苦口婆心的说教,还需要通过加强法理约束、市场激励等制度安排来引导。例如诚信,传统文化有很多关于此的教条,但它未能在当今社会广泛建立,原因就是市场体系没有完全规范,再加上政府干预市场太多,导致信号机制、信息机制、舆论机制及资源配置机制等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在现有的规章制度下,所期望的人们的诚信行为方式还不构成最优均衡,致使许多人不按规则行事,不讲诚信的人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获利,就导致了大量寻租、假大空的现象。通过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所构建的和谐社会,有助于让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得以恢复和发扬,各种欺诈行为得以消除,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生活得到净化。

   与此同时,社会力量要真正成为促进国家发展的具有理性、建设性的内在推动力,当然还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引导,特别是要大力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他们是确保一个社会实现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日本、韩国等邻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它们在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均已达到70%以上,而当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重还不到30%,这也是成熟公民社会迟迟无法构建起来的原因之一。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中等收入群体普遍拥有一定规模的财产,对保证私有财产权利有强烈诉求,同时一般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对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有较好认知,是中国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必要基础。并且,中等收入群体也更加渴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这将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32)

   无疑,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必将为中国的转型深化、经济发展和向高收入国家的迈进构筑稳固的社会基础,这首先需要对阻碍这一群体壮大进程的社会福利体制进行深入的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与个人的分配关系。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中的结果公正定理(Outcome Fairness Theorem)告诉我们:只要每个人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等,通过竞争市场的运作,即使个体追求自身利益,也可以导致既有效率也是公平的资源配置结果(33)。所以,我们应该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注重分配好蛋糕,为经济个体参与市场竞争和公共生活提供起点公平,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发展。通过实行总量和结构性减税,并积极规划和出台面向未来五到十年的涵盖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涉及居民“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教育)”的具有全局性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改革计划,可以真正做到藏富、还富于民。不过,在这个方面的体制改革中,也要注重具有自我约束机制、能够防范道德风险的制度设计,避免出现西欧、北欧国家由于福利过多,造成严重负激励和巨大财政赤字的问题。

   四、结语

   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期。本文的研究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外在表现是经济增长的放缓和人均收入提升的受阻,但内在本质则是制度转型困境,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从而没有正确处理好发展与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使之政府失效、市场扭曲/失灵、社会失范的同时存在和相互牵绊,以致滞留在转型途中,不能完成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变的进程。针对中国避免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治理之道,本文提出了国家公共治理模式重构的建议,即通过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来实现从发展型的全能政府向公共服务型的有限政府的转型,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建立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国家公共治理模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注释:

   ①关于2008年宏观经济治理的讨论,详见田国强、黄晓东:《治理通货膨胀更要警惕经济大幅下滑风险》,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08年度政策建议书。

   ②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7.

   ③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马岩:《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7期;Harpaul Alberto Kohli and Natasha Mukherjee, "Potential Costs to Asia of the Middle Income Trap",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2011, 3, pp. 291-311; Kenichi Ohno,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Renovat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mulation in Vietnam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Renovat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mulation in Vietnam,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2009, 26, pp. 25-43.

   ④刘福垣:《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南风窗》2011年第16期。

   ⑤持此观点的有刘伟、马克等。参见刘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马克:《高度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人民论坛》2010年第19期。

   ⑥蔡昉:《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1期;马晓河:《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需求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调整》,《宏观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周学:《总量调控与局部调控优劣比较——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反思》,《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2期。

   ⑦参见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Business, 2012.该书的作者之一詹姆斯•罗宾森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也认为,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去实现朝包容型制度的转变。

   ⑧田国强:《中国经济转型的内涵特征与现实瓶颈解读》,《人民论坛》2012年第35期。

   ⑨The World Bank, "10 Years after the Crisis", in 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Updated,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April 2007, p. 3.

⑩低收入阶段的挑战一般是“贫困陷阱”,主要是指长期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或低水平均衡而跳不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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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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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沪)201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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