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中乐 韩春晖:论大陆公立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

——结合北京大学的历史变迁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52 次 更新时间:2006-04-26 23:09:50

进入专题: 大学  

湛中乐   韩春晖  

  校长为议长,教授可以被选举为会员;各科设教授会处理本科行政事宜,学长为议长,本科教授为会员。另外,1914年9月胡仁源对北京大学进行整顿,实施了扩大招生、增聘教员、改进教学方法、编写教材等一系列措施。(注:《大学令》是为国内各个大学共同制定的,但北大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国立大学。所以这个法令实际上成了北京大学的基本章程。参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33-35.)可见,在当时大学自治权中,教授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一些行政管理权的行使也允许教授的参与。而在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后,教授主导的二元结构更加得到强化。蔡元培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理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全面实行评议会制度,不是教授不得当选为评议员;设立行政会议,成员以教授为限,掌握全校行政大权;成立总务处,管理全校人事和财政,提高学校办事效率。(注:蔡元培的这些理念显然是受德国教育家洪堡的影响,他这些举措的内在逻辑也是把行政自主权作为维护学术自由的力量。参见(美)魏定熙著。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40-146.)可见,在这一时期,大学的自治权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其内在结构中,行政管理权服务于学术自由权并以后者为主导,两者形成了一种比较协调的关系,学术自由得到了较好地张扬。出现了许多诸如胡适和梁漱溟两先生在哲学上唱对台戏,却相互尊重的学术佳话。(注:肖东发等。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64-65.)

  (二)1927年—1938年:学术主导结构的式微消亡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剧,政治干预的加强,大学整体的自治空间缩小,但并没有改变自治权的内在结构。1929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其后教务部又先后公布《大学规程》、《专科学校规程》等法规,除废止董事会制外,基本上发展、完善了此前的《大学令》和《国立大学条例》,并且得到比较严格的执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战时集权陡然加强,实现“政教合一”,大学整体的自治空间也就消亡了。

  (三)1938年—1949年:学术主导结构的重新兴起

  1938年4月,撤退到昆明的长沙临时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这所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组建而成的战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之后的九年里,以学术为主导的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得以重新确立,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在西南联大,校长和常委会虽是领导机构,但发挥作用最大的却是其教授会制度。西南联大当时的各院院长都由教授担任,各系系主任,起初就被称为系的教授会主席。联大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教授会是咨询机构,听取常委会主席报告工作,讨论学校的重大问题,向常委会或校务会提出建议,或讨论他们交议的事项,选举参见校务会的代表等等。教授会对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设施、学科发展、学生学习都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体现了联大教授治校的精神。比如,在西南联大,聘任教授是系主任的职责,由系主任题名,经学院院长同意,便可以聘任教授。院长和系主任都必须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由他们决定聘请或退聘教授以及为教授定级,便不会引起争议。另外,讲师助教会和职工代表、学生自治会代表也有要求列席教授会、校务委员会,参与讨论有关问题的权利。

  可见,在西南联大时期,由于大学自治权内在要素之间的协调一致关系,在校内,它(教授会)有以民主的名义对抗校长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学术自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使大学自治权和学术自由都得到极大的张扬。正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所载:“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1946年7月,西南联大重返北方,三校分别重建。重建后的北京大学,无论是自治空间的范围还是自治权的内在结构,都已难以重现西南联大时期的光景。

  (四)1949年—1956年:行政主导结构的艰难维继

  新中国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学校的领导,由1949年成立的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统一实施高等教育的方针和计划,指导学术的改进和图书文物的管理工作。(注: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13.)大学整体上的自治空间非常狭窄,北京大学也不例外。(注:但是,这一时期的大学自治权并未消失。如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1729号通知规定了高等学校1949学年度公共必修科的强制性要求,但同时允许各校“如有困难,可依照具体情况灵活处理,但须呈报本会。”参见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11.)在这有限自治的内在结构中,行政力量成为了主导。1950年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规定实行“校长负责制”,他对外“代表学校”,对内“领导全校(院)一切教学、研究及行政事宜。”(注:张健。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778.)而由于1951年、1952年开展的教师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削弱了他们的独立人格和学术自主,学术自由权也非常微弱,缺乏制度保障。可见,在这一时期,大学自治权非常有限。在其内在结构中,行政管理权控制了学术自由权并以前者为主导,两者形成了一种比较紧张的关系。

  (五)1957年—1977年:大学自治空间的完全缺失

  在1958年“教育革命”以后,强调教育工作要“政治挂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当受党委的领导。”至此,有限的大学自治也不存在了。在北京大学,不管是图书、仪器、药品的管理等属于行政管理权的事项,还是教研室的工作、教学质量、教师言论等属于学术自由权的事项,都由中国共产党通过整顿、改造等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处理。(注:参见江隆基副校长于1958年1月8日《关于整改工作小结和处理右派分子问题的报告》。部分载于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26.)在这一时期,大学自治完全缺失,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内在结构。

  (六)1978年—1992年:行政主导结构的初步发展

  改革开放后,教育界开始呼吁大学自主权,推动了我国大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使我国大学自治空间得到逐步拓展。(注:197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等几位著名大学校长、书记关于《给高等学校一点自主权》的呼吁。《人民日报》还为此加了编者按语,提出:学校应不应该有点自主权,应该有哪些自主权,教育体制如何改革,才能更好地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希望全社会就此提出建设性意见。这份呼吁和这条按语,在教育界引起了强烈共鸣。)特别是在1985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学术自由也得到了一定扩展,但不是构成其主要的内容。在其内在结构中,行政管理权促进了学术自由权并以前者为主导,两者形成了一种比较协调的关系。这个时期,北京大学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而宽松的学术氛围中,科学研究空前活跃,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科技开发、咨询服务、科技成果转化,都产生了丰硕成果。

  (七)1993年—至今:行政主导结构的重新调整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确立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是这一改革首先取得的法制成果。其中第28条规定了学校的九项自主权,其中第(八)项是纯粹的学术自由权,而其他几项则主要是行政管理权。而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从第31条到第38条规定了大学的自主权。与《教育法》相比,其范围有所扩大,其内在结构也有所调整,纯粹体现为学术自由权的事项增多,而纯粹体现为行政管理权的事项减少。但是,在其内在结构中,仍然是行政管理权占主导,行政管理权和学术自由权之间形成了一种既协调又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必然引导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更加深入,反过来对其内在结构予以重新调整。

  以北京大学为例,纵观我国公立大学自治权内在结构的百年变迁,可以发现,我国大陆公立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基本上是学术自由权(利)和行政管理权(力)所组成的二元结构。其中,从法制上来说,第二阶段后期和第五阶段大学的自治空间已经缺失了,也就无所谓内在结构。(注:本文认为大学自治权的内部结构必定为二元结构,这是和上文中把大学自治权内部分为两种“要素”密切相关联的。如果是其中一种“要素”占统治地位,另一种“要素”完全没有了存在的空间,这可以说是“一元化”,但不能说是“一元结构”。因为它内部不可分,也就不存在“结构”的空间维度。正因为如此,所以笔者认为第二阶段后期和第四阶段不存在自治权的内在结构。)但是,在第一、二、三、四、六、七这几个阶段中,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也并不总是处于协调的状态,而是大致经历了一个均衡——失衡——均衡——新的失衡——新的均衡——新的失衡的过程。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均衡,第二个阶段前期是失衡,第三个阶段是均衡;第四个阶段是新的失衡,第六个阶段是新的均衡,第七个阶段是开始出现新的失衡。实际上,这些变化就是大学自治权内在结构中两种“要素”反复博弈的过程。当然,这一博弈空间的大小则最终取决于不同时期大学自治权的外部关系。

  

  五、大学自治权内在结构的均衡化

  

  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大学自治权内在结构的未来发展应当走向均衡化。这是我国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大环境所决定的,更是由于大学本身的逻辑所决定的。比如,自1998年始北京大学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并开始着手一系列的改革。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遵循大学的逻辑,贯彻大学的理念。“大学的理念是为人类创造知识,传授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实现这一理念最重要的条件是,大学的教师队伍是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并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注: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2.)可见,消除大学自治权内在结构中两种因素的冲突和紧张、促使其逐渐实现均衡化,是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的重点所在。当然,“均衡”并不意味着要实现学术自由权(利)和行政管理权(力)的完全对等,而取决于两者的组成结构能否适应时代的需要,取决于两者能否协调一致地促进大学的全面发展,是一种对策均衡;它是两种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是对个人自由与行政效率两种价值的合理兼顾,是内在结构中权利和权力的合理配置,是一种结构性均衡。

  (一)大学自治权内在结构的失衡

  均衡化必定是以“失衡”为前提。当然,“失衡”并不是指行政力量占主导,或者是学术力量占主导。事实上,校长治校和教授治校模式都有其利弊,到底利多还是弊多取决于所处时代背景和具体国情。(注:欧美国家的大学自治是中世纪大学逻辑发展的结果,而我国大学现在拥有的自主权是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而逐步获得的。前者走的是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国家处于被动状态;而后者走的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国家处于主动状态。一般当政府权威不足,自治呼声高涨的社会环境中教授治校模式能够赢得更大的自治空间。反之则校长治校模式更加可行。)“失衡”是指某种模式中的行政管理权(力)和学术自由权(利)双方力量悬殊,导致行政力量干涉学术事项过多,损害学术自由;或者学术力量参与行政管理事项过多,损害行政效率。两种要素的比例不当,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就目前而言,我国大学自治权的失衡主要体现为学术力量深受行政力量控制,行政力量干涉学术事项过多,以致损害学术自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术组织结构和功能的行政化。“我国高校的组织结构或原来的校系教研室,或现在‘升级版’的校院系,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种学术组织,而是一种教学行政管理组织。”(注:张俊宗。现代大学制度[M].(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大学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教育学 > 教育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437.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