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幸谦:反父权体制的祭典

——张爱玲小说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1 次 更新时间:2015-11-02 11: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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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幸谦  

   从男性家长的缺席、以及出场的男性家长又被阉割的文本策略中,可以确定这种书写手法,在张爱玲小说是一体两面的手法,不可断然分割,两者互相配合,前呼后应。

   女性/男性,主体/客体,权力/去势,社会/家庭,书写/历史等层面的观照,都可以借助这些去势团体和女性主体的互动关系获得进一步的解说。在文本寓意的阅读中,姚家和姜家的富贵尊荣形同传统父权社会的象征,姚二爷和姜二爷的肢体伤残,则是女性作家行使语言鞭打的结果。从《金锁记》到《怨女》的重写过程,姚二爷受到远比姜二爷更为深刻的肢体残害,作者在其文本中行使更为巨大的鞭苔语言。

   在刻画精神人格方面的去势书写上,张爱玲的叙述语言和她鞭笞男性肢体一样,充分显示她行使语言的强硬态度,这在《花凋》亦有精彩的表现。

   《花凋》中的郑先生,亦和姚二爷一样丧失了名字,是个彻底去势的男人:“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他的一生,是一出连续演绎了40年的闹剧,他的身体满布幼稚可笑的内涵。张爱玲借此将他阉割了:

   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是泡着的孩尸。(注:《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香港皇冠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240页。)

   通过郑先生的形象,可见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传统父亲的权威形象如何被贬为毫无丈夫气概、毫无阳刚特质的孩童意象。

   质言之,在父亲/男性形象被幼稚化的贬压中,郑先生的“小孩子脾气”,加上“孩尸”的写照,可说极为严厉。郑先生外表虽然长得“像广告画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实际上只要“穿上短裤子就变成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即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注:《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香港皇冠出版社1993年版,第431页。)。在张爱玲笔下,男性家长如此这般成为可以随意扭塑的泥塑,戏剧性地供作家扭转变形。在这里,郑先生作为一个典型的遗少形象,显然是张爱玲对他所施加的文化压力,在语言上把郑先生视为“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不但把父亲的正统身体贬为丧失生命的尸体,还将男性的正统身份还原成发育前的婴孩阶段。双管齐下,在象征意义上使正统身体完全丧失一家之主的主体性和权威性。这在张爱玲文本中,构成最能表达颠覆父权的笔法之一,同时也最能表达张爱玲独特的女性主义色彩。

   郑先生此种“孩尸”式的男性身体,以及姚、姜两家二爷的畸型身躯,事实上和银娣、七巧等人的卑渺化、丑怪化、疏离化的写法一致。但由于性别的不同,意义亦有所差异。在女性作家的叙事体中,前者成为女性主义批评论述对于父亲身体的鞭笞,而后者则成为女性经验的焦虑投射。不论七巧、银娣、川嫦等闺阁身体的写照,在出场的时候有多美丽动人,到了故事的结局,则总是归于凄酸。

   这些女性人物从美少女到女神形象的升华,再转变到悍妇、病女、疯女的写照,都有着女性主义的基本情绪:愤怒的意涵。此愤怒意涵正是费尔曼、吉尔伯特和格巴等人,用以界定女性主义意识的标志。因此,这里有必要彰显张爱玲文本中所潜在的“阴性愤怒”,作为此种书写模式的颠覆意识基础。

   根据张爱玲之弟张子静的追忆,知道郑先生、郑川嫦和姚姜二爷等人都是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人物,分别为黄定柱、黄家漪和李国熊。张爱玲把真实人物写入文本,并在语言上加强描写,令黄定柱此现实人物“暴跳如雷”。可知张爱玲的鞭笞充满愤恨不平。再者,郑川嫦作为黄家漪的替身,乃是张爱玲的好友玩伴,其“川嫦”谐音“穿肠”,而“郑”作为“真”的谐音,则带出“真穿肠”的凄凌意象。其中所隐含的幽愤之意,构成张爱玲文本中真实的“阴性愤怒”。张爱玲和黄家漪的姐妹情谊,使她们对于自私成性的宗法父亲的指责,亦有了更为深刻的文化上的鞭笞。一在历史,一在文本;一在阳间,一在阴间;一在闺阁,一在墓园,两者在穿肠欲绝的引申下,为张爱玲文本中的“阴性愤怒”提供了历史、文化与政治上的意涵。

     三

   以上把男性家长和父亲权威加以“孩童化”、“幼稚化”的手法,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着重要的位置。除了前文的姜二爷、姚二爷、郑先生之外,在此将更进一步探讨这方面的意义。

   在《留情》一文中,米尧晶从头到尾都扮演着沉默的去势者。在敦凤的强势主体下生活,这使米尧晶常回忆起年轻时候的一些痛苦岁月。一回回的吵架,没有值得纪念的快乐日子。然而,也正是这些回忆才真正能够触动他的内心:“使他现在想起来,飞灰似的霏微的雨与冬天,都走到他眼睛里面去,眼睛鼻子里有涕泪的酸楚”(注:《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一》,香港皇冠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4页。)。这段对于米尧晶的心理描写,相当深刻地带出他现今婚姻生活的不愉快情境。

   然而,米尧晶真正的痛苦并不仅于这方面的问题。在他前任太太病危的时候,米尧晶想去探病的心愿,一直被敦凤以冷战的方式阻挠着。这更加深了他内心的痛苦挣扎,而不禁使他悲从中来。但是,由于叙述者所给予的去势角色,以致米尧晶始终被置于沉默的位置中,而无能反抗敦凤的无理刁难。米尧晶的形象,据此被定位在丧失了丈夫/男性主体身份的幼稚化角色中,乃至于戏剧化地、夸张地被描写成婴孩形象。

   从这些去势男性在家庭结构中的角色,不难看出男性被幼稚化为小孩的写法,无形中夺去其身为男性的主体性,从而也丧失了家长地位。此种精神人格被贬为幼稚性质的小孩,其实和《金锁记》中描写姜二爷的形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脊梁骨直溜下去,还没有三岁孩子的高度。这些男性在身体和精神人格俱被去势阉割,而宗法父权文化在此叙述中遭到贬抑的寓意,便不难被解读出来。从“孩尸”、“骨痨”的描写中,不难探查出此种暴力模式的叙述语言里,隐含着女性主义批评所重视的“愤怒欲望”(raging desire)。此种潜在的愤怒欲望,不但表现在重写女性的焦虑上,亦同样表露在作家对于去势男性的叙述中。从而使其文本得以从自身的视角被纳入女性主义批评之中,而不必靠额外的添加物。

   除了以上几种手法之外,张爱玲更在某些篇章中,将男性人物加以女性化的讽刺。《茉莉香片》的聂传庆,非但发育不全,更在“阴沉的白痴似的孩子”的幼稚化基础上,被女性化而被当成女性看待,使他遭受非人化的耻辱,因为“女人”一词已成为侮辱男人的词语。这名词显然已被父权中心文化所贬抑化,带有极端的羞辱性质和负面意义。

   在张爱玲的书写策略中,此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以牙还牙的描写手法,是她所惯用的技巧。其他如《沉香屑——第二炉香》中,张爱玲使用“老处女”、“畜牲”等语调去嘲笑罗杰失势后的窘境,反讽的意味极强,使男人栽在父权社会原本为女人所设的讽辱之中。男性人物在这处境中,惊觉于自己所扮演的女性角色。特别在《茉莉香片》中,聂传庆尤其害怕被人用女性的态度对待他,但他事实上却又“很有几分女性美”(注:《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香港皇冠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当聂传庆被视为女性时,他咬牙恨道:“你拿我当一个女孩子,你——你——你简直不拿我当人!”(注:《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香港皇冠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在此篇中,由于女性气质先天地存在于聂传庆的身上,使他没有陷入换装癖的危机中,因而更感到被非人化的侮辱。但这“雌雄同体”的写照,落在这女性化的男性角色身上,暗中颠覆了聂传庆的男性自我。

   除了以上的论证外,在广义而言,这里亦试图把张爱玲笔下那种狂嫖烂赌、欺压女性、窝囊无能,以至依靠家产的遗老遗少或公子哥儿,都视为张爱玲阉割男性的表现形式之一。有关方面的小说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连环套》、《红玫瑰与白玫瑰》、《相见欢》、《小艾》、《秧歌》和《半生缘》等。这些篇章中有关男性人物的去势阉割书写,虽然较前文所论及的更为薄弱,但也不能忽视整体所构成的象征意义。

   因此,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不但一再重写女性的压抑自我作为反控诉的手段,以期揭露宗法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文化压制。另一方面,张爱玲亦以此种描写手法,去试图颠覆父权文本。通过杀父书写和去势男人为大前提的故事背景,建构了隐性的女性主体,并突显自身的愤怒欲望,从而把“他者”加诸于男性,构成主客体互置的文本。

     四

   阅读“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特别是一些描定性别文化压抑的女性作品,例如张爱玲这种充满矛盾空隙的小说,更需要理论化的新视角,来加以理解其中有关文化、历史、社会与性别的意涵。如此更能读出较为深层的含义,为张爱玲研究(中国女性文本)中的疑难提出新的理解和观点。

   因此,阅读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必须注重她们如何在性别压抑和寻找主体中,面对矛盾的挑战。在寻找主体权威上,她们被逼屈从在宗法律条之下,同时又进行着破坏与颠覆的反父权活动。在女性作家的语言中,女性文本的奥秘,在此一层次的阅读中被突显出来:女性经验及其迂回的焦虑,其实都有着更为广大的文化背景。

   在这些去势父亲群体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因失去权势而流露出来的阉割焦虑。他们不但被叙事体推向绝望的处境之中,亦被叙述者剥夺了他们作为象征宗法父权的主体身份。除了一般男性人物之外,其他一些具有较高地位与身份的男性家长,亦被张爱玲推向阉割的焦虑之中。他们的身份甚至和女性家长并驱。《创世纪》中和戚紫微共同拥有家长地位的匡霆谷,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说明。

   在《创世纪》中,毛耀球不但被叙述为“无依无靠的孩子”(注:张爱玲:《张看》,皇冠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匡家父子更被形容为“顽童身份”(注:张爱玲:《张看》,皇冠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在文本中毫无男性家长权威可言。通过这种对于男性人物的贬压,张爱玲再三贬低男性和一家之主的身份与威严。由于处境不同,这些去势家长的焦虑,也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

   《创世纪》的匡家父子,匡霆谷和匡仰彝共同生活在戚紫微所主导的家居环境里。在经济上,紫微大权在握,匡家父子丝毫没有传统的权威。然而,叙述者并没有给予他们重构主体身份的机会。这和潆珠在各种压力下仍然设法偷偷摸摸地处出寻求发展的情节形成强烈对比。匡家父子则在各人的期许下自甘堕落,无所事事。匡仰彝在姑奶奶面前向紫微伸手要钱——他摊出一只手,笑着咕哝道:“妈给我四百块钱”(注:张爱玲:《张看》,皇冠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然而,不久以前匡仰彝即趁父母吵架时,低声下气地以讨好紫微的姿态,才哄骗了五千块钱的零用钱。从中可见匡仰彝在女性家长下的无能写照。

   至于匡仰彝的父亲匡霆谷,由于大辈子活在紫微的阉割与压抑之下,因而亦常有怪异的言行:“不为别的,就为了和祖母(戚紫微)闹别扭,表示她虽然养活了他一辈子,他还是有他的独立的意见”(注:张爱玲:《张看》,皇冠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更甚者,匡霆谷为了满足自己难堪的虚荣,更不惜借助外人去试图打压紫微。从紫微和皮货商人洽谈皮衣,匡霆谷在旁为商人帮腔杀价的言行,最能探索他内心的焦虑。在匡霆谷三番五次的搅乱下,紫微恨道:

   “你这不是岂有此理!我卖我的东西,要你说上这许多!人家压我的价钱,你还要帮腔!”霆谷道:“咦?咦?没看见你这么小气——也值得这么急扯白咧的!也不怕人见笑!真是的,我什么东西没见过!有好的也不会留到现在了!”紫微越发生气,全少奶奶也不便说什么,还是那商人两面说好话,再三劝住了,讲定了价钱成交。(注:《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一》,香港皇冠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页。)

从商人对匡霆谷的言行也不以为然的结局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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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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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99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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