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风:汪曾祺与新时期小说

——一次文学史视角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3 次 更新时间:2015-10-18 21: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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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风  
已经构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鲜见现象。我想,完全可以把汪曾祺评价废名那句话,用到汪“曾祺名下:影响很大,很深,很远”。而且从其很大,很深,很远的程度来说,汪曾祺无疑是超出了废名的,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为此,我想提到这样一种事实:汪曾祺除了刚刚说过的承继了一个风格流派之外,他还诱发了另外一些风格流派的孕育和诞生。比如,对于寻根小说,对于先锋小说,都可作如是观。

   人所皆知,汪曾祺小说的题材内容,大都取之于旧社会,取之于以往的过去时。为此,他说:“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象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12)于是,“回忆”就不仅成为汪曾祺小说题材取向的基本纲领,而且成为审美创造的一项基本原则。不消说,汪曾祺的“回忆”并不等于不加选择、不加淘洗地一古脑将既往的生活体验都收摄到他的艺术视角之内。恰恰相反,他的引发“回忆”的起始点,沉缅“回忆”的兴奋点,以及升华“回忆”的制高点,几乎都重合在附丽着浓郁的风情习俗的这种单一的生活层面上。于是不妨说,汪曾祺的“回忆”,是留连在风情习俗中的格外集中因此也格外狭窄的“回忆”,这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回忆”定势。所以,把汪曾祺的小说认定为典型的风俗小说,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当然,风情习俗只是构成了汪曾祺小说的具象状态。那么,潜含在风情习俗的具象深层中的,又是什么呢?简言之,那是渊源流长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汪曾祺说过:“在中国,不仅是知识分子,就是劳动人民身上也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些人尽管没有读过老子、庄子的书,但可能有老庄的影响。一个真正有中国色彩的人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能分开的。比如我写的《皮凤三楦房子》,高大头、皮凤三用滑稽玩世的办法对付不合理的事情,这些形象,可以一直上溯到东方朔。”(13)由此可见,汪曾祺小说的题旨指向,是牢牢对准“传统文化”的。

   根据我以上说到的这些,如果把构筑起汪曾祺小说艺术世界的部件予以简化,“回忆”、“风情习俗”和“传统文化”无疑是从不同角度撑架起来的三根坚挺的支柱。当人们被汪曾祺小说迷恋、征服的时候,其实是被“回忆”、“风情习俗”和“传统文化”迷恋、征服了。那么,汪曾祺小说的成功,也就可以简捷地解说为“回忆”、“风情习俗”和“传统文化”的成功。这其中的奥妙一旦被识破之后,那些文思活跃的年轻小说家们,自然会从中汲取到极大的启示和鼓舞。于是在他们正处于可塑性极强的创作摸索期时,就会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把汪曾祺有效运用的“回忆”、“风情习俗”和“传统文化”这几种招数,引进到自己的小说实践中。他们当然要有所发挥,比如,将“回忆”推进到历史的纵深层次而标榜为“寻根”。当然,我这样描述寻根小说的孕育过程,未免太概略也太粗疏了。我的企图仅仅在于:在汪曾祺小说与寻根小说之间寻找到一个契合点;而这个“点”在汪曾祺小说那里,显然应该是个“起点”。从这里牵拉出的“回忆”、“风情习俗”和“传统文化”三条脉络,严谨地缝植在寻根小说的肌肤内。韩少功一向被认为是寻根派的领衔人物,他曾充满激情地对寻根小说做过如下描述:“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青年作者们开始投出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了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细心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远居大草原的乌热尔图,也用他的作品连接了鄂温克族文化源流的过去和未来”。(14)由此可见,寻根小说呈露出来的基本形态,与汪曾祺小说何其相似乃尔,它们之间渊源迹象,大概是超出于蛛丝马迹的了。如果把考察思路稍微推进一层,透过“基本形态”窥视一下寻根小说的审美追求,这就恰如李洁非所说:“它无疑代表了一种思潮,这就是在近四十年中国文学里前所未有的一股反主流、超现时的小说思潮。寻根作家们每个人想达到的目的决非一律,但他们都赞成:必须抛弃旧的角度而从新的角度切入对象、改造小说。”(15)十分明显,李洁非在这里所概括的诸如“反主流、超现时”,“改造小说”等等美学动向,其实在汪曾祺的《受戒》那里,早已露出了端倪。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就是以此作为依据,判定汪曾祺小说为新时期小说的滥觞,所以,寻根小说的胚胎发育,大大得益于汪曾祺小说营养供应,其间的艺术血缘关系,是无法切断的。

   类似的“血缘关系”,在先锋小说中也能检验出来。说到先锋小说,马原当属一位开拓者,而他写于1984年的《拉萨河女神》无疑等于先锋小说的宣言之作。最近,我看到一位研究者从叙述学角度对《拉萨河女神》的纲要式阐释。他认为“马原这篇小说的智慧性至少表现在”诸如“打破传统小说讲述故事的方法,不拘泥于故事内容的起承转合,可以用偶然性的事件去任意切断必然的因果链条”;“小说是而且仅仅是小说本身,不去承担政治、伦理和道德的功能”等五个方面。而这些方面均都贯串一种“游戏”精神,所以他把马原写作动机归结为叙述“游戏”,并且进而把先锋小说(“后新潮小说”)认定为是一种“游戏”型叙述。(16)此前不少论者或者肯定或者否定但都涉及到先锋小说的“游戏”性质,看来这已经成为共识。但我认为,新时期以来,将小说与“游戏”最先结合起来的,恐怕还是汪曾祺。

   关于“游戏”,我提到的这篇论文中引证了伽达默尔的一段“游戏是一种自行运动”的“定义式的概括”。但我觉得桑塔耶那的见解更简扼浅俗:“凡是无用的活动,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游戏”,“凡是对生活中必需或有用的行为,则是工作”。“在这里,工作等于奴役,游戏等于自由”。(17)假如用桑塔耶那的话作为参照,汪曾祺小说的“游戏”面貌,就被烘映得很清晰了。汪曾祺小说的功利意识是极其淡漠的,他很缺乏通常所要求的从事文艺“工作”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他并没把小说写作纳入到“工作”的界域之内,而当作一种“无用的活动”亦即当作“游戏”了。此外,汪曾祺极力主张(并且已经诉诸于实践)“打破”“小说和散文的界限”,从而使小说“简直近似随笔”,“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18)这其间所流露出的“游戏”态度,也是格外分明的。汪曾祺显然不情愿被某种小说规范、章法所“奴役”,而执意追求“自由”的创作行为。于是,他的小说或者“有人物无故事”,或者“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了。而汪曾祺所倾心的“写回忆”,其实质是对贮存在自己记忆库中的驳杂知识(由风情习俗粘连起来的有关经史子集、天文地理、花草鸟兽、琴棋书画等等五花八门的知识)的“回忆”,这是很近乎“知识游戏”的。至于小说的语言,他坦诚表白就是“文字游戏”。

   当然,先锋小说的“游戏”姿态更纵情化,“游戏”心理更自由化,“游戏”手段更技巧化,“游戏”取向更西方化。与先锋小说的“四化”相比,汪曾祺的“游戏”,无疑是大巫面前的小巫了。但我以为,汪曾祺小说给予先锋小说的点化和喻示,以及刺激和怂恿,是很有点为童生开蒙的意味的。李庆西写过这么一篇文章:《新笔记小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标题已表明了他的基本观点。汪曾祺堪称新笔记小说的经典作家,所以本该划入“先锋派”之列。这大概也算作判定汪曾祺小说与先锋小说其间渊源的一个旁证吧。

   以上,我虽然列举了几个方面,但显然没有把汪曾祺对新时期小说业已产生的文学史影响,包容殆尽。这大抵因为这种影响多以“润物细无声”的浸渗方式潜移默化地释放着,它的作用,有时很难真切地捕捉到它所影响的具体对象,只能隐隐约约觉察到个中的痕迹。比如,在范小青、叶兆言、林希以及林斤澜那里,似乎都能或多或少的寻觅到汪曾祺的“痕迹”;但进一步推论受到多大影响似乎又缺乏确凿依据。

   我想,归结出如下的判断大概是符合实际的:汪曾祺对新时期小说的影响可谓深矣。不过,我倒觉得,汪曾祺的“影响”似乎不宜这么“深”,不该这么“深”。汪曾祺小说所独具的审美品格,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和赞许。然而,无庸讳言,他的小说的总体质量,还不能说是很高。主要短缺之处在于作品内蕴的轻浅。以讹传讹,被视为大忌。那么,以“轻浅”传“轻浅”,无疑也要算文学的一种大忌。类乎“轻浅”的作品有一定限量,有助于体现“多样化”的创作局面,这是好事。如果这类小说过于繁盛了,就会对“主旋律”小说形成遮掩乃至冲击,这必然引起某种忧虑。因为,中国当前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所急需的乃是“主旋律”作品。这是历史的需要。立足于文学的角度来说,则可以认为是文学史的需要。所以,汪曾祺对新时期小说“影响”愈“深”,就愈暴露出与文学史相悖的趋向。但绝不是汪曾祺的过错。其实,造成汪曾祺“影响”的本质原因,也是文学史的一种需要。这两种“需要”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恰恰由于这两种“需要”,才最终确立了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注释:

   ①《社科信息》,1992年8期。

   ②《关于〈受戒〉》。

   ③《美学的感情需要和社会效果》。

   ④《道是无情却有情》。

   ⑤《自报家门》。

   ⑥《汪曾祺论》,《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1期。

   ⑦《野凫眠岸有闲意》,《读书》1989年期。

   ⑧《汪曾祺侧写》,《文艺报》1988年9月14日。

   ⑨《从哀愁到沉郁》。

   ⑩《画梦录》。

   (11)《阿成与毛毛虫效应》,《黑龙江创作通讯》1992年3期。

   (12)《〈桥边小说三篇〉后记》。

   (13)《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

   (14)《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5期。

   (15)《十年烟云过眼》,《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1期。

   (16)秦立德:《叙述的转型》,《文学评论》1993年6期。

   (17)《美感》,第17页、19页。

   (18)《〈桥边小说三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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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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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评论》(哈尔滨)199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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