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当马克思遇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央党校的博雅教育新尝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8 次 更新时间:2015-10-05 22: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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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  

   因为所有文化都是为了让人能够活在世界上有信心,不管穷也罢富也罢,都能安然坦然地生活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文化,它就有生命力;如果做不到,那么危机来临,就需要作出回应了。所谓文化转型,就是指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近代面临西方的挑战时,是否还能让国民安身立命的问题。这是近代国人最痛苦最煎熬的问题。

坦率说,我自己最初试图从我们的传统文化寻找安身立命,但没有成功。我是从西方文化中获得了自己能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力量。当然现在反过来看,也能发现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新的东西出来了,一样可以给我新的力量与信心。这也就意味着,这两种文化本身并不是对立的或完全相反的,而是可以交融的。但这就有一个转换的问题。

   这里就遭遇了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肯定要面对西方世界,我们要去理解它、消化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丧失文化的主体性。因为西方文化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具有现代的普遍主义精神的。当中国人能够学会现代的普遍理念思考一切问题的时候,中国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否则你永远都是边缘。文化学学科真正的意义就在此。如果能够通过中央党校建立的文化学这一学科,帮助我国文化完成转型,促进意识形态的改善、转变,则善莫大焉。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至少这是一种理念。学者当然要首先具有这种理念。

   澎湃新闻:文化转型只是中国面临的任务吗?

   黄裕生:并非只是我们有这一任务,西方今天也同样面临现代性的问题。因为现代性不是一个时间段,而是一种历史的进程。布莱尔当首相的时候就说过,英国也需要重新现代化。

   现代性是人类不断走向更高普遍性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说只要一个时段就完成了。近代四百年是人类不断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五大洲不同文化走在一起了。只不过这是由欧洲人引领的,但并不等于说其它民族在融入的过程中永远只能跟着走。有些文明可能很容易被其他文明覆盖,但中国你永远覆盖不了。因为中国文明是一个独立的、本原的文化系统(世界上有四个“本原文化民族”,犹太,希腊,印度和中国),对绝对性有丰富的思想经验,并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中是贯穿起来的,这对人类来说是一种财富,永远不可能从世界历史上退出。世界史怎么写,都绕不开中国。就像我们无法越过西方文化一样,西方世界也无法忽略与越过中国文化。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汇通,不仅是中国人的任务,也是人类共同的任务,因为这将使人类文化达到一种新的普遍性水平。这一任务一旦完成,人类将会发生很大变化。

   所以,文化转型的任务恰恰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不仅仅自己能走入一个新的时代,也可以把整个人类带进一个新的时代。所以,在今日中国做人文科学研究或者具体做文化学研究,承担这一任务是有世界性意义的。能不能做到?可能很难。但我们至少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参与。

   中央党校文史部副主任李文堂也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学科设置。

   澎湃新闻:中央党校创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背景是什么?

   李文堂:首先,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的历史反思。1990年代,以刘景禄、李书磊为代表的党校文史学人有感于当时党内文化意识淡薄,与诞生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共产党长期重文的学术传统不符,与党一度具有的文化领导能力不相符,更有感于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重建这一重大使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与现代性的双刃剑面前显得更为迫切。于是,1996年在校委支持下,动员了具有马哲、中哲、西哲、文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人来到文史部建起文化学教研室,从事干部教育、文化研究等工作。

   其次,是基于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西方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思想流派,特别是在文化话语建构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成为显学。从马恩的意识形态理论到当代的文化社会学、从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到卢卡奇的美学,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伯明翰学派,从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到当代美国的文化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日趋活跃。这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创建提供了部分理论准备。

   第三,出于有关中国道路跨学科研究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正当性问题、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文化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文明问题。任何单一学科、饾饤之学,尤其是受前苏联学科建制影响下的学科行政化格局、中西马不对话的学术生态都无法适应这个需要。我们从长期的干部教育实践中体会到,官员提出的任何重大现实问题都是复杂的,不是单一学科背景能够回答的,他们的学习是多学科、跨学科的,单一学科背景的教授无法与之对话。在芝大社会思想委员办学模式的启发下,我们结合文史部拥有马理、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特点,探索中央党校人文学博雅教育模式,立足人文科学,吸收部分社会科学,推动文史部成为一个中央党校的人文社科高等研究中心。

   澎湃新闻:中央党校的文化学专业,您认为学科特色有哪些?

   李文堂: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中央党校人文学博雅教育模式,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学科特色。主要有三大特色。首先,我们重视人文社科经典传承。要培养学生的政治德性、精英思想意识与学术创造能力,莫过于熟读经典。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高度重视经典教育模式,对于塑造学生的文化认同、精英思想能力与学术创造性具有积极作用。所以,我们开设的课程,多数为中、西、马的思想文化经典的释读,强调既把学生带进文本与历史语境中,又引导学生从文本回到当代的思想文化论争当中,“死读”与“活读”高度结合。我们现在有黄裕生教授、秦露副教授、刘飞博士、林雅华博士与我本人开设西学经典,包括马恩与西方文化左派的经典。香港中大的谢茂松先生、文史部的赵峰副教授、张城博士,现在还有干春松教授都开设国学经典。

   第二,跨学科文明视野。中国道路与文化重建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文明思维问题,需要跨越古今中外的学术视野才能把握。跨学科研究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跨学科研究能力的培养体现在我们的一系列课招生目标、课程设计、师资安排与论文选题、学术活动上。在课程设计方面,对经典的释读重视经典的多学科维度与复合文化功能,比如关于《利维坦》、《政府论》,强调从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理论、宗教学等多个学科维度去分析,也就是放到西方思想史、文明系统去理解;比如开设“中国文明研究”、“西方文明研究”的专题研究,由不同学科背景的老师进行讲授,使学生对经典文本的理解有个大的系统支撑。授课形式有讲授、seminar和读书会,丰富多元。今年开始,我们探索导师团队指导模式,聘任副导师,满足学生的跨学科的研究选题。鼓励学生参加部里举办的各种跨学科外请讲座。

第三,我们强调中国问题意识。如果不关注中国道路,不关注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不关注传统的重构,就会失去学术创造的机会。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有其历史文化语境,有其文明的局限,中国本土的学统同样也自身的文明母体,无论跟着洋人说,还是跟着古人说,还是自说自话的意识形态自闭,都无法建构起中国道路的话语的正当性。只有回到中国问题,回到中国文明母体,我们才能担当起天下道理的学术使命。这是文化重建的核心问题。

   澎湃新闻:您认为这一全新专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李文堂:最大的挑战首先是既要有跨学科、跨学派的知识视野与包容精神,又要有吾道一以贯之的学术追求。文明深度接触时代的文化重建,没有跨学科、跨学派的视野与包容,一味孤陋、自闭,不可能有学术文化的创新。但是光跨来跨去也不行,必须有独立的思考力、强大贯通力,用普遍的道与理去贯通,形成个性化的思想体系,否则就散了架。

   其次既要懂理论,又要回答现实问题。一方面,作为学者,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道,并且这种道所承载的意义是要能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这个“道”才能和“用”结合起来。否则我天天读经典,研究康德、黑格尔就够了,甚至我用外语说话就可以了。作为中国人,要能回应今天中国遇到的问题,如果不理解中国传统、不了解当下,光有饾饤之学,也不够用。这种难度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澎湃新闻:你们为什么想要学习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学模式?

   李文堂:首先,我一直觉得中国社会各阶层都缺乏一种担当的精神。我觉得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凸显思想文化经典的教育模式有利于培养具有真正的思想德性,以及对当代问题的思考力的人。

   而且,社会思想委员会当初那样的设置,也是为了打破学科壁垒,强调思想的创造性。在这一意义上,我觉得我们需要跨学科的、以经典为基础的培训和教育,让学生从经典中获得思想的能力,甚至是文化信仰,具备政治德性、精英的思想能力和学术的创新能力。

   澎湃新闻:在我的理解中,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培养的是相当精英的学术人才。您阐释的文化学专业培养目标,似乎还需承担一种走向民间、承接地气的责任?

   李文堂:是的,我们学习他们的某些学术理念、教学模式等,但我们还有自己的“实事求是”传统,这个传统是毛泽东继承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而来的治学精神。这个精神,不是今天所谓的“讲真话”那么简单,而是代表了湖湘学派那种在实事中求道与理的治学精神,这个精神也构成了我们党校的学科的特点,不光像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那样强调读经典、跨学科,而且也强调“中国问题意识”。

   澎湃新闻:如您所言,文化学是现实关怀很强的专业,尤其设在中央党校,我想很多人都会关心其中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更具体地说,就是党性和学术独立性的关系。

   李文堂:从中国文明的传统来说,自《尚书》开始,就有德性政治文明传统,所谓庙堂之学或者官学在古典社会是很高的价值关怀的。那种古典政治是从德性、做人开始的,并非今天那种单纯的狭义的政治技术操作。

   如果说我们专业中会涉及的政治,还是从文化、从一个人最根本的安身立命的价值来说的。文化学培养的人,并非只是为了做官,你可以从事方方面面的工作,但最根本的是要提供生命的价值和正当性。

   我们认为现代性中很多脱离人文、宗教等终极关怀的现代政治和经济生活,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我们专业关注的政治维度,恰恰是要矫正世俗政治中现存的问题,是和狭义的政治保持距离、对其进行反思的。

   即使在党校,政治上面也要有个“道”,也要有种价值依托。我们正是从文化角度,从价值维度,给政治提供正当性。所以我们并不是去教学生政治怎么操作,而是帮助他们对政治有一种理解,并且要追问政治背后的价值是什么。这就是政治背后的文化乃至文明问题。

   党性和学术独立性,就像修养和学问一样,你做得好,两者之间可以是统一的,你做得不好,两者可能也是有矛盾的。这是对政治追问的能力问题,有境界高低。

   在中国的传统中,“道”始终是要高于“政”的。马克思主义也一样,它的理论和信仰,始终要高于狭义的政治。所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对信仰和价值维度的重建,要高于狭义的政治。

   澎湃新闻:据我所知,中央党校除了承担对中共干部的培训这一重要任务外,也有国民教育的功能。请问马克思主义文化学专业属于哪一类?目前硕士和博士每年的招生名额有多少?

   李文堂:文化学既为干部教育提供学术框架,也为国民教育提供专业,这就是我们的研究生教育部分(党校没有本科生教育),这部分和普通高校的性质基本一样。

一般来说,文化学硕士每年招4名;博士也是4名,其中包括国民教育的普通博士2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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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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