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李京文:积极驾驭和主动利用经济周期波动

——学习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1 次 更新时间:2015-08-22 23: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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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成 (进入专栏)   李京文  
不是很精确的,但仍可大体反映这两次失误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何等重大的损失。

   90年代初,当我国新一轮的扩张期到来之际,当国内外条件都十分有利之时,邓小平同志根据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高屋建瓴,当机立断地提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⑩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明确地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上台阶就要求有较快的增长速度,而这个速度必须是力所能及的、有条件的速度,必须是讲效益、讲质量的速度。这样的速度才能体现出对经济周期波动的积极驾驭和主动利用。

   (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邓小平同志不仅明确回答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仍然是波浪式前进,以及要抓住时机上台阶的问题,而且还明确回答了怎样上台阶的问题。他说:“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11)

   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到,为什么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不失时机地上台阶。这些特点是:

   其一,在波动的性质方面,过去是以古典型波动为主,改革开放以来转向以增长型波动为主。所谓古典型波动是指,在波谷期,国民收入、GDP、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出现绝对量的下降,即负增长。所谓增长型波动是指,在波谷期,这些主要经济指标不出现绝对量的下降,而表现为增长速度的减缓。这一变化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在扩张期比过去具有了更坚实的增长力,在收缩期比过去具有了更强的抗衰退力。

   其二,在波幅方面,过去是大起大落式的强幅剧烈波动,改革开放以来转向较为平缓的波动。在改革开放前的5个短周期中,国民收入年增长率的波峰与波谷之间的落差,均接近或超过了10个百分点,特别是第2个短周期的落差竟高达51.7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后的4个短周期中,这一落差均在8个百分点以下。这一变化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比过去增强了平稳性。

   其三,在波型方面,过去,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波动经常表现为前峰型,即波峰在每个周期中的位置大多处于第一年,也就是在周期波动中往往由上一轮的波谷直接跃入新一轮的波峰,波谷与波峰之间没有一个过渡。改革开放以来则转向中峰型,波峰在每个周期中的位置大体居中。这样,波谷与波峰之间、波峰与下一个波谷之间,都有一个过渡。这一变化也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比过去增强了平稳性。

   之所以发生这些变化,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第一,在由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政府的职能在转变,由过去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转变为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经济波动在性质方面、振幅方面、以及波型方面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加强和改进了宏观调控,紧密跟踪经济形势,开展了对经济走势的预测与分析,并及时采取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调控,有助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平滑化。

   第二,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既不准确反映价值,更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经过价格改革,价格由市场调节的比例越来越大,使价格信号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发挥了“冷”“热”指示器的作用。这既有利于企业根据市场的导向及时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尽量减少盲目性;也有利于政府监控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有利于加强宏观调控,熨平经济波动。

   第三,在改革开放中。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活力有了增强,集体、个体、三资等非国有企业更是迅速发展,从而,增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力和抗衰退力。特别是在发挥国有企业主导作用的同时,非国有企业已成为我国工业生产的主要增长源和主振波。

   第四,在改革开放中,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推动了我国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前,从1953年-1978年的26年中,我国农业总产值有7个年份出现负增长。而改革开放以来,1979-1993年连续15年农业总产值未再出现负增长,而一直为正增长。这也保证了整个国民经济持续与快速的发展。

   第五,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对于增强国民经济的增长力和抗衰退力也起了重要作用。1979-1993年15年间,我国以美元计算的进出口总额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6.2%(其中,出口为16.1%,进口为16.2%),这不仅超过了我国同期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9.3%)而且大大高于同期全球的外贸增长水平。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即以人民币计算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10%上升到1993年的36%。同时,我国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更快。1984-1993年的10年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4%,其中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的实际流入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0%。

   总之,15年来的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促进了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朝着良性化发展。目前,我们仍处于由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过渡之中,旧体制的弊端还没有完全克服。特别是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仍缺乏足够的约束机制;在国有企业的活力方面,仍有待于进一步增强;在企业经济效益与整个社会效益方面,仍需要提高;在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些都要靠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为不失时机地上台阶创造良好的体制条件和运行机制条件,从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而高效地增长,保证国民经济不仅在总体数量上而且在整体质量上攀登新台阶。

   (四)上台阶的战略目标与战略重点。

   邓小平同志提出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是为了实现他亲自制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战略目标服务的。在1990年我国经济处于波谷期时,邓小平同志提出:“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2)“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稳扎稳打。在翻两番的基础上,再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13)在邓小平同志制定的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指引下,8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90年代,还要上一个新台阶。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利用大约10年左右的每一个中周期,推动国民经济上几个新台阶,就可以一步步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上台阶并不意味着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都同一个速度地齐头并进,而必须集中力量,保证重点。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也十分重视,不仅亲自制定了总的战略目标,而且明确提出了战略重点。他说:“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14)

   综观我国历次的经济周期波动,除了有关体制性和政策性等影响因素外,就经济本身的物质性因素而言,每一次的快速扩张都因遇到或是农业,或是能源、交通以及一些重要原材料的“瓶颈”制约,而不得不暂缓下来。我们常讲产业结构和部门结构的调整,调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适应性调整,一种是根本性调整。前者是指在经济波动的收缩期,主要是由于压缩了社会总需求,而使“瓶颈”部门的制约有所缓解。这种适应短期经济波动而进行的调整,只具有暂时性的意义。后者是指无论是在经济扩张期还是收缩期,都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发展“瓶颈”部门,从根本上突破这些长期存在的“瓶颈”部门的制约。这种调整才具有深远意义。我们不要把只具有短期意义的适应性调整误认为是根本性调整。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无论是在经济扩张期还是收缩期,我们都要把农业、能源、交通以及一些重要原材料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内涵。

   在各项战略重点中,邓小平同志更强调指出:“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15)从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情况来看,技术创新、管理革命、人才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是推动经济扩张的坚实动力。在经济周期波动中,我们应因势利导,在收缩期着重进行存量调整,在扩张期着重进行增量改善。存量调整包括:对企业,优胜劣汰;对产品,更新换代;对人员,实行精简、培训和优化组合等等。增量改善包括:大力推进高科技新兴产业和“瓶颈”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部门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大力推广和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的管理方法,促进产品的质量提高和成本降低;提高再就业和新就业人员的技术档次,等等。

   (五)上台阶的地区不平衡布局。

   上台阶也不意味着各个地区以同一个速度齐头并进。我国地域辽阔,幅员广大,各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地理条件、自然资源条件等的不同,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和发展的不平衡。

   从长远说,要逐步克服这些不平衡;从近期看,还要利用这些不平衡。邓小平同志指出:“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16)

   就我国这一轮经济扩张期中1992年2月-1994年3月这26个月期间,各月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月的增长率情况来看,全国是从1992年2月进入调整增长阶段的。在这里,我们定义的“高速增长阶段”是指:月度工业总产值增长率连续5个月处于15%以上。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可分为四组:

   第1组,比全国超前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有5个地区,其中广东超前18个月,江苏、浙江、福建、海南超前16个月;

   第2组,与全国同步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的有7个地区,山东、上海、广西、安徽、河北、河南、江西;

   第3组,比全国滞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的有5个地区,其中天津、湖北、四川滞后8个月,湖南滞后9个月,北京滞后10个月;

   第4组,一直未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的有12个地区,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以上分组因缺西藏数据而未列入;亦未包括台湾)。

   以上情况表明,在我国这一轮经济扩张期,各地区在共同增长的同时,拉开了速度差距。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地区不平衡发展规律的。这为宏观调控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各地区已拉开了差距,宏观调控不能一刀切,而要分类指导;二是对发展相对较慢的地区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促其赶上来。

   注释:

   ①《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4-527页。

   ②③④⑦⑧⑨⑩(11)(12)(13)(14)(15)(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377、368、377、368、377、143、375、368、355-356、363-364、9、9、375-376页。

   ⑤⑥《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4、659页。

  

原文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沪)1995年第01期 第2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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