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论又好又快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6 次 更新时间:2015-08-22 21: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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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成 (进入专栏)  
一些地区投资扩张冲动仍然强烈,投资反弹并引发经济较大波动的风险依然存在。加之近几年中,还有一些相关的重要推动性因素,如2007年各级党政领导换届,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200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都有可能推动投资和经济增长趋向过热。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连续多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扩张,使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这也有可能影响到未来投资增速的较大幅度回落。如果经济出现大的起伏波动,将损害整个经济发展的机体,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在经济快速增长中防止“大起大落”,保持经济运行的良好的平稳性,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

   (2)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很快,但“四高一多”(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多占地)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很大。特别是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这是能源和各种资源消费强度较高、污染排放较重的时期,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靠大量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来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路子,再也不能走下去了。“十一五”规划提出了五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低10%的目标,并作为约束性指标。2006年,全国各地区和各部门加大了工作力度,取得了积极进展,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由前三年的上升转为下降(下降1.2%),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幅减缓(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由上年分别增长5.6%和13.1%,减为增长1.2%和1.8%)。但是,全国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十一五”规划提出上述两个约束性指标,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不能改变,必须千方百计地完成,坚定不移地实现。

   在各种资源中,土地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资源,它涉及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粮食问题,即中国十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加快的过程中,耕地在不断减少。截至2005年10月31日,中国大陆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1.4亩,仅为世界人均耕地面积平均水平的40%。根据最新统计,截至2006年10月31日,中国大陆耕地面积降至18.27亿亩,人均耕地面积1.39亩。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是人多地少。而且,在耕地面积中,有效灌溉面积只占46%,而优质耕地(指水资源充沛、热量充足的耕地)仅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且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快、建设占地多的东南部地区。根据“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末,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亿亩。这是一条直接关系到十三亿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底线。所以,在中国近年来的宏观调控中,特别强调严格控制土地的使用问题,其根源就在于粮食问题或吃饭问题。节约集约用地,不仅关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更关系国家长远利益和民族生存根基。在土地问题上,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都必须克服技术“瓶颈”的制约,都迫切要求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总体上不强,有的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在扩大,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国际科技进步和中国现代化建设都要求我们加紧建设创新型国家。

   (3)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在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中,也积累了不少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是: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投资规模过大,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特别是广大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强;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协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比重较大,服务业比重偏低,而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尚没有改变,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加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协调;外贸顺差较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突出出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国际收支状况对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4)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不和谐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总体上看,中国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尚有不少低收入群众的生活比较困难,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同时,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教育、卫生、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一些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和谐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然而,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社会和谐。如果只顾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忽视人的发展,那么就会加重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顺利进行。

   以上分析表明,在一定意义上相对来说,快速增长已不是难点,而如何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如何进一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上述种种矛盾和问题,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五、怎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又好又快发展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着力解决以上四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把“好”放到优先的位置上。着力解决以上四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也就构成了“好”的四个方面的内涵,或者说构成了怎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四个重要方面,即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这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③

   (1)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这就是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但根据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和变化,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宏观调控会有不同的政策取向、操作步骤、松紧力度和实施重点。当前,我们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不断完善这些政策措施。在宏观调控中,要继续坚持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的原则,要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引导和规范经济行为,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2)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这就是要推动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当前,要把节能降耗、保护环境和节约集约用地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我们要本着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节约、环保、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我们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自主创新激励机制,落实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政府采购制度。

   (3)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这就是要处理好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是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的一个基本的重大的比例关系。当前,要调整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坚持扩大内需方针,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要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完善消费政策,努力培育各种新型消费热点,鼓励和扩大居民消费。同时,继续严把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的适度增长。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中,首先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扎扎实实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要发展物流、金融、信息、咨询、旅游、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要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广泛应用先进技术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在地区发展方面,坚持统筹兼顾、合理规划、发挥优势、落实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对外开放方面,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结构,努力缓解外贸顺差过大的局面;注重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优化结构,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

   (4)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经济增长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主要包括产品质量、资金使用效益、资源利用效率等等。社会效益更为广泛,包括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以人为本,改善民生,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现在,我们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而且更要注重提高社会效益,也就是说,要使经济增长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这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更加重视教育、卫生、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妥善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制度,坚持积极的就业政策,注重为农村和城镇低收入者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积极改善民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其中,也要妥善处理满足群众需要和政府财力可能的关系,既要尽力而为,正确发挥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推动公共资源配置更多向群众直接受益的方面倾斜;又要量力而行,防止把期望值抬得过高,脱离实际可能。要在经济发展中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为了做好以上四个方面的工作,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还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各项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加快构筑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体制保障。

   “又好又快”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好”字放在首位,决不是不要“快”,而是要好中求快,使“快”更能持久。为什么还要好中求“快”呢?前面我们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生活发生了六大历史性变化。这些变化的确很重要,但我们不能忘记,还有一个重大的、基本的国情没有改变,那就是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目前,我国经济总规模虽然已经较大,位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收入水平仍很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2005年我国人均GDP仅为1716美元,在世界排名第108位,仍属下中等收入国家,仅相当于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日本的二十一分之一,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大体上与萨摩亚、乌克兰、刚果和摩洛哥等国相当。为了继续提高我国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为了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中缓解就业压力,为了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为了增加国家财力以加快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和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都需要我们继续保持一定的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总之,“又好又快”就是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工作重心放到全面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防止片面追求和盲目攀比增长速度,使我们继续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注释:

   ① 参见《人民日报》2006年12月1日第1版相关报道。

   ② 参见《人民日报》2006年12月8日第1版相关报道。

   ③ 关于“好”的内涵,即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内涵,理论界曾进行过探讨和综述(梁亚民,2002)。

  

   原文参考文献:

   [1]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2] 江泽民,2006:《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

   [3] 梁亚民,2002:《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研究综述》,《兰州商学院学报》4月,总18卷第2期。

   [4] 刘国光、刘树成,1997:《论“软着陆”》,《人民日报》1997年1月7日,第9版。

   [5] 刘树成,2005:《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 刘树成主编,2006:《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 毛泽东,197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8] 毛泽东,199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9]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a:《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b:《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200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原文来源:《经济研究》(京)2007年第6期 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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