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何诗海:从章句之学到文章之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2 次 更新时间:2015-08-16 23: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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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占多数。在刘勰看来,题旨就是文脉,是统摄文章所有内容、所有层次的主导力量,正如人的脉管中循环流淌的血液,赋予所有肢体和器官旺盛的生命一样。结构的安排,内容的去取,都要适合表现题旨的需要,否则就会义脉滞涩,文体偏枯,缺乏艺术的生命力和感染力。《附会》篇又说:“夫画者谨发而易貌,射者仪毫而失墙,锐精细巧,必疏体统。故宜诎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寻,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此命篇之经略也。”画工若舍本逐末,只醉心于须发等琐碎细小的内容,那么,刻画再精工、再逼真,也不能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或内在神采。写文章也一样,必须从题旨出发,合理安排内容和结构,去小存大,去粗取精,抛弃一切多余的修饰,无用的言辞,这样才能做到弥纶一篇,杂而不越,首尾圆合,义脉贯注,使文章所有部分、所有细节都和谐一致地向着共同目标驰进。

   刘勰关于文章结构层次理论,是其文章学的重要内容,对后世有深远影响。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以人体喻文章,即脱胎于刘勰。《文镜秘府论》南卷《论体》、《定位》诸篇,关于立意、谋篇、布位的原则以及通过开合、过渡、埋伏、照应等结构技巧,使文章首尾圆合、义脉贯注的论述,与《文心雕龙》之《镕裁》、《章句》、《附会》诸篇一脉相承。宋代的古文评点,如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等,非常重视文章结构,通过评点名家名作,示人以谋篇布局之法。强调过渡照应、开头结尾以及脉络连贯、层次分明等。到了明清两代,批评家不仅研究散文、诗歌结构,还扩大到小说、戏曲领域。八股文理论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文章结构论,其起承转合等结构观念,在《文心雕龙》中早有发端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强调结构的完整性,重视经营人物出场顺序、情节线索贯串和避犯之妙,毛宗岗在《三国演义》评点中提出两种安排结构之法,一是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二是联络起结关目,尽变错综文势,李渔倡导戏剧创作中“结构第一”,并提出了立主脑、减头绪、脱窠臼、密针线等结构安排原则。这些观点,都继承并丰富、发展了刘勰的文章结构理论。

   《章句》篇除了论结构层次外,还有句式、用韵等内容。句子是标志语言自然停顿的最小单位,也是构成文章层次的基本单位。在刘勰看来,句式长短,虽无定准,但大体而言,则以四字、六字为适中,偶用三字或五字,只是应变之权宜。这种观点,反映出南朝骈体日盛,四六句已成为文章中最普遍、最常用的句式。六朝盛行文笔之辨。用韵问题也是刘勰所关注的。诗赋用韵,多在句末,故韵脚既是断句的标志,也是句法的重要内容。用韵的变化,往往暗示着文义的变化,声情的曲折,结构的转换,因此,用韵与章法密切相关。两韵即转,则文气太促,躁动不宽百句不迁,则声韵单调,唇吻告劳。在刘勰看来,两者皆不足取,而应有所折中,即四韵一转,最符合节奏韵律之美。这是对当时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有力推进了五言八句诗体的繁荣,为唐代律诗篇制的定型打下了理论基础。《章句》篇还论及虚字,把虚字分为“发端之首唱”、“札句之旧体”、“送末之常科”三类,并准确揭示出虚字作为“语助余声”所具备的弥缝文体、衬贴语义,从而使文势飞动,开阖自如的表达作用。六朝盛行的骈体文,句式以四六为主,容易造成文气窒塞。刘勰就此提出如何运用虚字,确属卓见,其论述已超越了汉儒讨论虚字的训诂学范畴而具有了文章学意义。

   《文心雕龙•章句》篇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可分为章和句两大部分。论述文章结构层次及如何布局谋篇的,是章;论述句式、用韵、虚字问题的,是句。章是句的组合,句是章的基础。两者在文章中的层次虽然不同,但互相作用、互为依存,共同为表达题旨服务。当然,布局谋篇、遣词造句涉及的问题非常多,难以在一篇之中谈全、谈透。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目中,多方申发、补充这些问题。上文已谈到《镕裁》、《附会》所涉构思布局问题。此外,《练字》篇主要谈实字如何“缀字属篇”,与《章句》中谈虚字结合起来,可更全面地看出篇章字句的关系;《丽辞》篇谈对偶,《声律》篇谈声韵,《隐秀》篇谈秀句,也都关系到句法句式,是探讨章句不可或缺的内容。从立意谋篇到练句练字,《文心雕龙》已构建了文章学的基本体系。

   七 文章学对经学的反哺

   从先秦句读意识的产生到六朝文章之学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汉代是一个重要的转关。在汉儒的章句之学中,对儒家经典篇章结构的重视,使经学逐漸摆脱字词训诂、义理阐发的局限,开始关注字词与篇章、内在义理与外在形式的关系,从而使经学研究带上文章学色彩。到了南朝,随着文章写作的繁荣、篇翰意识的突显和理论探讨的热烈,刘勰对汉代以来的章句之学与文章之学给予系统的总结,不仅从阅读理解的角度对分章析句进行理论阐发,更从创作规律、写作技巧上对于文章的篇章字句等结构层次进行多方探讨,其内容之丰富,分析之辟透,立论之精当,使《文心雕龙》成为一部空前绝后的文章学巨著,为后世文章之学开无数法门。刘勰之后的文章学研究,如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刘知几《史通》、(日)释空海《文镜秘府论》、陈骙《文则》、陈绎曾《文说》等著作中关于文章结构布局的意见,无不吸收刘勰的理论成果。而唐代以来大量产生的诗格、诗话、文话类著作中,布局谋篇、结构层次等问题,一直是批评家关注的内容。在唐宋八大家古文理论、明代以来的八股文理论、小说戏曲理论中,布局谋篇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其受刘勰章句理论的影响也非常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的文章学理论是由汉代章句发展而来的,反过来又对经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在《毛诗正义》中,孔颖达于《周南•关雎》篇末,为“章句”一词作了两千余字的疏,阐述了篇章句字的性质和历史演变,以及《诗经》章法、句法特征,是对刘勰章句理论的补充和发展。疏云:

   句必联字而言。句者,局也。联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总义包体,所以明情者也。篇者,遍也。言出情铺,事明而遍者也。……

   章者,积句所为,不限句数也,以其作者陈事,须有多少,章总一义,必须意尽而成故也。累句为章,则一句不可,二句得为之,《卢令》及《鱼丽》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则《麟趾》、《甘棠》、《驺虞》之类是也。其多者,《载芟》三十一句,《閟宫》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过也。

   篇之大小,随章多少。风、雅之中,少犹两章以上,即《驺虞》、《渭阳》之类是也;多则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类是也。唯《周颂》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鸟》皆一章者,以其风、雅叙人事,刺过论功,志在匡救,一章不尽,重章以申殷勤,故风、雅之篇无一章者。颂者太平德治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写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

   或篇有数章,章句众寡不等,章有数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体无恒式也。

   以上引文以《诗经》为例,论述篇、章、句、字的关系,显然是演绎刘勰的章句思想,而又有新的发展。一是根据刘勰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的说法,明确提出篇章、句法上“少不减二”的原则。句由字构成,“一字不制”;章由句构成,“一句不可,二句为得之”;篇由章构成,“风、雅之中,少犹两章以上”。孔颖达还进一步指出这种章句法则,并非人为的机械规定,而是出于意义表达的需要,所谓“一字则言蹇而不会”,“章总一义,必须意尽而成故也”。二是明确把句中用字分“制义”、“为助”两类,其区分标准是“为义”与否,即是否表达实在的语义内容。这一观点,成为后世实字虚字说的先导。孔疏中还谈到用韵问题:“诗之大体,必须依韵。其有乖者,古人之韵不协耳。之兮矣也之类,本取以为辞,虽在句中,不以为义,故处末者皆字上为韵。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类也。兮者,其实七兮,迨其吉兮之类也。矣者,颜之厚矣,出自口矣之类也。也者,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之类也。”把“为义”与“为韵”联系起来,提出了义、韵一致的观点,不为义者不为韵。因此,诗句中若有语助,韵脚必在语助之上,今人或称句中韵。这是对刘勰章句论中声韵说的发展,对于正确认识《诗经》韵例,了解其句式句法,有重要贡献。

   唐代经学中,明显受《文心雕龙》章句论影响的,又有成伯玙《毛诗指说》。此书《文体第四》专论《诗经》的章法、句法、用韵、虚字等。四库馆臣评此书云:“凡三百篇中句法之长短,篇章之多寡,措辞之异同,用字之体例,皆胪举而详之,颇似刘氏《文心雕龙》之体,盖说经之余论也。”确实,不管是孔颖达对“章句”的义疏,还是成伯玙论《诗经》文体,其出发点已不是解释经文内容或阐发其蕴含的义理,而是以经书作范例,从文章写作学角度,探讨其章法结构、遣词造句等艺术表现手段。[38]这些探讨,不管在内容、观点还是方法上,都打上了刘勰章句论的烙印,深刻反映了文章之学对经学的影响与渗透。由经学发展而来的文章之学,又反作用于经学,这一现象,再次生动地说明了文学与其他文化学术同源共脉、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

   注释:

   [1]限于篇幅,本文所论文章学的内容以六朝为中心。

   [2]《文心雕龙札记》第1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3]《说文解字注》第6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l981年版。

   [4]《说文解字注》第88页。

   [5]《周易•艮》六五之爻辞:“艮其辅,言有序,悔亡。”孔颖达《周易正义》云:“言有伦序,能亡其悔。”方苞在《又书货殖传后》(《望溪集》卷二)谈到文章学的“义法”时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6]参见陈邦怀《永盂考略》,《文物》1972年第11期。

   [7]参见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侯马盟书•前言》,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8]参见袁晖、管锡华等著《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第4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9]参见《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第52—53页。

   [10]参见《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第56—63页。

   [11]参见《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第65—75页。

   [12]《文心雕龙札记》第128页。

   [13]如章学诚《文史通义•篇卷》提出:“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无他义也。”马衡以为“以篇计者为竹木,以卷计者为缣帛”,见《凡将斋金石丛稿》第262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钱存训也认为,篇和卷既然分列,当系材料和单位不同,见《书于竹帛》第8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14]参见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汉简缀述》第30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15]参见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第27—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中国经学史》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17]《经书的衍成》,(台北)《孔孟学报》(第19期),1970年。

   [18]参见《今古文经学新论》第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9]参见《〈白虎通义〉是不是章句》,《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

   [20]《文字学四种》第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21]《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第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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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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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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