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何诗海:从章句之学到文章之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1 次 更新时间:2015-08-16 23: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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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一切经学思潮,如经学师法与家法、今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转型等,几乎都与章句之学息息相关。因此,在汉代种种注疏形式中,章句无疑是最引人注目,也是引发争论最多的一种体式。近现代学者对何谓章句、章句产生的时间、章句的体例与内容等问题,都未能达成共识。吕思勉《章句论》谓:“顾考诸古书,则古人所谓章句,似即后世之传注。”。[20]冯友兰谓:“章句是从汉朝以来的一种注解的名称。先秦的书是一连串写下来的,既不分章,又无断句。分章断句,都需要老师的口授。在分章断句之中,也表现了老师对于书的理解,因此,章句也成为一种注解的名称。”[21]表述略异,但都把章句视为传注或注解。广义而言,这样理解自然不错。然而,汉代注疏既有传、说、注、训诂等名目,则其中自有差别,不可完全等同。《汉书•刘歆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汉书•扬雄传》);王莽新朝时,刘歆让郑兴为《左传》“撰条例、章句、传诂”(《后汉书•郑兴传》;班固“五经百家之言无不究览,其学无常师,又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后汉书•班固传》)。这些记载足以说明,章句固然是一种注解,但不同于以解释字词音义、名物制度为主的训诂。那么,其独特性在哪里呢?《后汉书•桓谭传》:“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李贤注:“章句谓离章辨句,委曲枝派也。”又清儒焦循说:“既分其章,又依句敷衍而发明之,所谓章句也。”[22]可见,离章析句以阐释经义,是章句区别于其他注疏体裁的基本特征。当然,离章析句难免涉及训诂,也离不开义理阐发[23],今存《孟子章句》、《楚辞章句》以及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伕书》中辑录的《春秋谷梁传章句》、《尚书小夏侯章句》、《周易京氏章句》等足以证明这一点。因此,汉代的章句之学,实际上是一种以分章析句为基础的经学阐释体系,其内容包括分析篇章结构、解释字词名物、疏通串讲文句、阐发经文义理等。

   关于章句的起源,或以为始于春秋末期,如东汉徐防称“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后汉书•徐防传》),或以为起于西汉昭、宣时期,如钱穆称“汉儒经传有章句,其事亦晚起,盖在昭、宣以下”[24]。笔者认为,分章析句作为一种解读典籍的方式,在先秦已有萌芽。故吕思勉认为“章句之朔,则今符号之类耳”[25],即以符号表示分章断句,体现对文本的理解。但其时既无“章句”之称,也无章句体之作,更无自成体系的章句之学。《汉书•儒林•丁宽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这是现存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章句著作,但当时并未以章句名。《楚辞章句•离骚叙》:“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仰。”如果王逸所言属实,则汉武帝时已有章句体著作,且武帝本人也提倡章句,否则,他让刘安作《离骚经章句》便是空穴来风,不合情理。武帝之后,章句体著作渐增,且以儒家经典为主。据《汉书•艺文志》、《儒林传》记载,昭帝时期《书》有《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夏侯章句》二十九卷,《小夏侯章句》二十九卷,宣帝时期《易》有《施氏章句》二篇,《孟氏章句》二篇,《梁丘氏章句》二篇;宣帝以后,《诗》、《春秋》、《礼》等经典的章句日益增多。《鲁诗》有《韦氏章句》、《许氏章句》,《齐诗》有《伏氏章句》,《韩诗》有《薛氏章句》,《春秋》有《公羊章句》、《谷梁章句》,《左传》有《刘氏章句》,足见章句之学逐渐走向兴盛。随着五经博士的设置,经学日益成为利禄之途,一方面,博士、经师孜孜于章句撰述,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经生以“博士弟子”的身份研习章句。遂使章句之学成为一代显学。《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原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佘人,盖禄利之路然也。”《论衡•谢短》:“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应劭《风俗通义序》:“汉兴,儒者竞复比谊会意,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辞,弥以驰远;缀文之士,杂袭龙麟,训注说难,转相陵高,积如丘山,可谓繁富者也。”都反映了当时章句之学的兴盛。这种盛况,从西汉宣帝时开始,一直到东汉明、章时代,持续了一百六十年。

   章句之学既为利禄之途,经师为了争立学官,博士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遂形成不同的学派,各有严格的师法、家法。这既是章句之学繁荣的标志,同时也带来一些弊端。《汉书•大小夏侯传》:“胜从父子建,字长卿,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可见,辨论应敌,是章句的重要功能之一。经师为使自己说经严密以资应敌,不得不辗转牵引,具文饰说,由此造成章句之学日趋繁琐臃肿,枝蔓旁衍,而经文本旨反日益湮没。桓谭《新论》:“秦延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佘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经义考》卷七六)这种湮没经旨、耗尽习经者终生时间与精力,而无益于经世致用的繁琐章句,在西汉后期即遭致不满与批判。东汉以来,更出现了桓谭、班固、马融、贾逵、蔡邕、卢植、郑玄等一批不好章句,不专一经,追求博洽融通的经学大师。然而,这并没有改变章句之学作为官方学术的主导地位。光武立国,大倡儒风,尊显章句之士。明帝继之,而且本人也深研章句,著有《五家要说章句》(《后汉书•桓郁传》)、《五行章句》(《东观汉记•显宗孝明皇帝纪》)。又据《东观汉记•顺帝纪》载,顺帝自小好章句,“始人小学,诵《孝经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顺帝阳嘉元年十一月,朝廷“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后汉书•顺冲质帝纪》),开章句铨选之先河,后遂为定制。章句之学日益成为儒生入仕的要途。因此,尽管有识之士对章句之学批判日甚,其渗透力、影响力却与日俱增。在某种意义上,章句之学已成汉代经学的代称。饶有趣味的是,一些不好章句,甚至不屑于章句的古文经学家,也致力于章句撰述,如贾逵作《春秋左氏章句》,卢植作《尚书章句》,蔡邕作《月令章句》,刘表作《周易章句》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章句之学始终保持着西汉极盛时期那种繁琐支离的面貌。自章句之学初露弊端而为学者诟病之时,即开始出现一系列较长时间减省、改造章句的过程。《论衡•效力》:“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后汉书•桓郁传》:“初,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后汉书•张奂传》:“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这些改造工作,使繁琐的章句复归简朴精炼,经旨因而明朗起来,从而使章句之学继续保持其生命力。

   三 《孟子章句》与《楚辞章句》

   汉代章句极盛时期,一经说至数十万上百万的著作,今已荡然无存。汉代的章句体著作,只有东汉中期王逸的《楚辞章句》和后期赵岐的《孟子章句》完整地流传至今。两书注释简明,并无繁琐臃肿之弊,可见是受了削减章句思潮影响的作品。尽管如此,由于削减章句,主要是删除繁文或浮辞,其基本内容、体例不会有根本改变,因此,我们仍可以这两部著作为例,结合其他典籍,来讨论汉代章句的内容与体系特征。

   《孟子章句》的注释内容,主要包括解释篇名、分章析句、串讲句义、概括章旨,训释字词等。

   (一)释篇名。《孟子•梁惠王章句上》题注:“圣人及大贤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愿以为师。孔子时,诸侯问疑质礼,若弟子之问师也。鲁、卫之君,皆尊事焉,故《论语》或以弟子名篇,而有《卫灵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为诸侯师,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题篇,与《公孙丑》等而为之,一例者也。”在赵岐看来,《孟子》七篇乃仿照《论语》分篇命名。他把七篇各分为章句上、下,并在开篇阐释为何以此命名。如《公孙丑章句上》题注“公孙丑者,公孙,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问管晏之功,犹《论语》子路问政,故以题篇。”《告子章句上》题注:“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称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论语》曰:‘子罕言命。’谓性命难言也。以告子能执弟子之问,故以题篇。”《楚辞章句》也注重对篇题的解说。王逸分《楚辞》为十七卷,每卷之前皆有一序,交代作者、创作时间、背景、意图,解释篇名涵义等[26],如《远游序》:“《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秀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古人著作最初多以单篇流传,篇是内容独立完整的文章单位。《孟子章句》和《楚辞章句》对篇题的解释,正表明了对这种单位的理解和重视。除了这两部章句著作,汉人在对其他经典的阐释中,也多有释篇的内容。最典型的是毛亨传《诗》,每篇篇题之下各有一序,介绍其时代背景与创作宗旨,此即小序。在每类作品之末,又计其篇数,如卷一之二“周南之国十一篇”,卷一之五“召南之国十四篇”,卷三之三“卫国十篇”,卷四之一“王国十篇”,卷十之三“《南有嘉鱼之什》十篇”,卷十四之三“《甫田之什》十篇”等。

   (二)分章析句。这是章句体最基本的特征,但其产生、应用,并不限于章句著作。上文已提到,《毛诗》在每类作品后必题篇数,实际上,篇数后还有章句之数。如卷一之二“周南之国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卷一之五“召南之国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句”等。此外,每篇作品传末也必题章句之数,如卷一之一“《葛覃》三章,章六句”,卷一之四“《羔羊》三章,章四句”,卷三之二“《载驰》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等[27]。如此不厌其烦地记载篇、章、句之数,固然有规范内容与体例的用心,也表明了汉人对文章结构层次的认识与重视。这种重视,在《孟子章句》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全书七篇,每篇各分若干章,计二百六十一章,每章之末,以“章指”概括全章旨意,时兼义理阐发。如《梁惠王章句》二十三章,上篇七章,下篇十六章。上篇第一章从篇首至“何必曰利”,章指云:“治国之道,明当以仁义为名,然后上下和亲,君臣集穆,天经地义,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第二章从“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至“岂能独乐哉”,章指云:“圣王之德,与民共乐,恩及鸟兽,则忻戴其上,大平化兴,无道之君,众怨神怒,则国灭祀绝,不得保守其所乐也。”第三章从“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至“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章指云:“王化之本,在于便民养生丧死之用备足,然后导之以礼义,责己矜穷,则斯民集矣。第四章从“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至“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章指云:“王者为政之道,生民为首,以政杀人,人君之咎,犹以白刃,疾之甚也。”可以看出,章指多以简明扼要的语言概括每章的内容及义蕴,显示各章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在整篇作品中的地位或作用。如第一章“治国之道,当以仁义为名”实即《梁惠王章句》的主旨,故置于首章,统领全篇。《孟子》的文章,多开篇明义,然后从各种角度和层面展开论述。赵岐对首章及其在全文中地位的概括,极为准确。第二章论与民同乐,是对第一章主旨的具体化;第三章论王化之本,是对主旨的深化;第四章批评以政杀人,是从反面论证主旨。各章的思想蕴含及其内在关联,在章指中得到揭示和彰显,段落层次因此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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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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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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