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司马迁的多维历史视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5 次 更新时间:2015-07-08 19: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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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  
《天官书》就是结合西汉皇朝建立100年来官方的天文记载数据而撰成的。因此殊为珍贵。《天官书》的主要贡献是,它开创了中国史学系统地记述天文学史料的优良传统,从而使我国丰富的天文学数据得以很好地保存、流传。特别是,司马迁记载了一份相当完整的星官体系,由于他的记述,“这个体系才能为我们得知,而今天我们在研究重要的汉代天象时就不能不依仗《天官书》的记载。”[16]尤其是,司马迁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深刻论述,提出了具有唯物论倾向的进步观点。司马迁担任太史令,他的职责之一是监视天象,以揣测所谓天之意向,为朝廷服务。由于科学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他并不能摆脱占星术的影响。西汉时期天人感应、迷信之说盛行,司马迁相信天上人间有对应关系并不足怪。但他揭露战国时期唐昧等人“其占验凌杂米盐”,对占星术为迎合当权者的需要不断变换手法加以贬责,是他朝着否定占星术走出可贵的第一步。所以《天官书》篇末这样总结天意与人事何者更为重要:“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禳,正下无之。”[17]他强调的是国君的行为和政治的清明,把治国的方针(“德”)和办法(“政”)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祈祷上天则不是什么好办法。从这一点上,甚至可以说,司马迁实际上否定了天意的作用。由此可见《天官书》在其“究天人之际”思想体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论述社会经济发展与历史进程、国家盛衰的关系,更是司马迁的卓识。人类关于物质经济生活对于历史进程起到何等重要作用的认识,曾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先是认为历史发展是由“神意”决定,继之认为是由个别“英雄”人物所决定,这些错误观念曾长期支配人们的头脑。历经几个世代之后,最为睿智、杰出的学者才透过种种复杂现象,认识到经济条件对于历史发展起到根本支配的作用,如唯物史观创立者之一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英文版序言(作于1892年)中表述的:“一切重要的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那是到了19世纪大工业时代的伟大发现;而司马迁则在西汉时期已经认识到经济活动与社会发展之间极其密切的联系。他撰写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两篇,一是以社会生活为主要视角,一是以人的活动为主要视角,记载物质生产、经济交换等与历史进程的重大关系。《平准书》在历史编纂学上的重大意义,是以开阔的视野记载了一个朝代的经济状况及发展趋势,为后人提供了经典性论述。经过秦朝的滥用民力、对民众残酷榨取和秦汉之际长期战乱之后,西汉初年处于经济凋敝、社会残破的局面: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而到了武帝初年,国家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民众殷实、国库充足的情景。司马迁用确凿的史实说明,这是汉初“承敝易变”,接受亡秦教训,从高祖立国之始即采取恢复生产、爱惜民力的“宽省”政治,特别是文帝、景帝相继实行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取得的巨大成效。汉初和武帝初年是西汉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时期,司马迁的论述从大处落笔,记载的史实既典型,又生动、鲜明,凸现了时代的特征,并且揭示出演进的趋势,因而千百年来成为研史者认识汉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为珍贵的依据。

   五、民族文化创造力与“立体式着史”

   司马迁的“多维历史视野”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司马迁为了写出华夏民族自黄帝以来全部的历史,创造了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有机配合的史书体裁。这种“五体结合”的史书形式能够成立的内在依据是什么?其成功的奥秘又在哪里?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其根据和奥秘,就是多维度、多视角、多方位地观察和叙述历史。换言之,司马迁苦心擘画,其着史目的是要使读者明了事件发生、演变的年代先后,了解历史变局的因果关系,睹见人物这一历史创造主体的活动和风采,同时又能知晓治理国家和传承文明所依赖的各种典章制度和复杂的社会情状。“多维历史视野”是一种抽象和概括,以此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出:司马迁在哲理高度和认识本原上,发现、掌握了如何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根本要领和途径。这是司马迁杰出创造才能在哲学思维上的体现,是《史记》全书的哲学精华。惟其成功地运用了多维历史视野,而非单线式、单角度的观察,他呕心沥血着成的《史记》才为我们展现了华夏民族有史以来全景式的、丰富、生动的画卷,有血有肉,内涵深刻,令读者百读不厌,感悟奋起!运用“多维历史视野”这一新概括、新表述,无疑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史记》何以被称为着史的“极则”,何以其成就“笼罩了两千年的中国史学界”,又何以人们一致对《史记》所具有的“永恒的魅力”推崇备至。

   探讨司马迁“多维历史视野”这一课题还具有突出的当下价值,能更加恰当地评价《史记》历史编纂成就对20世纪史家的深远影响。近代以后,时代环境、着史观念、史着的受众对象等,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都迥然而异,但是,司马迁构史体系所具有的见识和气魄,却仍然令有作为的史家受到深刻的启迪。现梁启超对撰着中国通史体裁的探索和由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成就为典型例证。梁启超在20世纪初,是激烈地批判旧史、倡导“史界革命”的著名革新派人物,但他恰恰对司马迁在构史体系上的伟大创造力进行了高度评价:“(《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众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18]“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纪大事,列传以传人物,伸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19]而从史学实践上,梁氏发愿着《中国通史》,从已经撰写的部分篇章看,其体裁正是由“载记”、“年表”、“书志”、“传记”四者配合而成。③其基本格局和灵魂,明显是继承司马迁“多维历史视野”的观念和方法,而加以发展。

   白寿彝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由他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于1999年全部出版,成为以“新综合体”着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功之作。从白先生对“新综合体”进行探索到《中国通史》完成,半个世纪的史学实践证明,其构史体系正是从司马迁运用“多维历史视野”的智慧得到宝贵启迪,并加以创造性发展而取得的重大成果。1946年他在昆明发表了《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的演讲,就已明确提出《史记》是“综合体裁”,并且提出今后应当用“立体的方法”着史,以克服当前在体裁上“艰难万状”的局面。至改革开放初期,他更加强调“创造新的综合体裁,以再现广泛复杂的历史现象”。[20]至1986年,他在《中国史学史》第1册《叙篇》中,即为《中国通史》在编纂体裁体例上进行了总体设计,提出:“全书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互相配合成为一体的新的综合体裁”。序说,“内容包含基本史料的阐述,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本卷的编写大意”。综述,“阐述这一个历史时期的总的发展形势,其中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和中外关系”。综述系“取法旧史之本纪”,而加以根本性的改造,“要求能综览历史发展的总过程及其规律,这是跟旧日的本纪显然有本质的区别”。典志,“分篇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以及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法律、风俗等”,“综述与典志的关系,是要求前者能阐述历史发展之阶段性的全貌,而后者则是对这一历史过程中若干侧面的剖视”。传记,“包含个人传记,学派传记,艺术家、宗教家传记等”,我们写的传记“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人物,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物”。他还指出,用这种新综合体来撰写历史的优点,最突出的两点是,“便于容纳更多的历史内容”和能够“更进一步地反映历史发展的面貌”。[21]《中国通史》全书12卷22册,就是贯彻这一编纂思想完成的,很显然,它既运用唯物史观为指导,体现了时代要求,凸现了卓越的创造精神,同时又是司马迁以“多维历史视野”着史的哲理思考在新时代的回响。因而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

   注释:

   ①《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篇《索隐》:“张晏曰‘迁设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将相表》,《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传》,《傅靳》等列传也。’案:《景纪》取班书补之,《武纪》专取《封禅书》,《礼书》取荀卿《礼论》,《乐》取《礼乐记》,《兵书》亡,不补,略述律而言兵,遂分历史述以次之。”

   ②然又有学者认为,今本《礼书》中所引《礼论》,《乐书》中所引《乐记》,均为司马迁原有之内容,非补缺者所为。如黄履翁谓:“汉承秦灭学之后,百氏蜂起,天下知有众说而不知有吾道,知有新制而不知有古典,所谓《礼论》、《乐记》之书,谁其讲之?迁乃取而载之于书,非有高世之职[识],不能也。”(《古今源流至记·别集》卷5)

   ③梁氏已撰成的《春秋载记》、《战国载记》,是叙述一个时期的历史大势和重大事件,是根据《世纪》的本纪而加以改造。参见拙作:《近三百年历史编纂上的一种重要趋势——新综合体的探索》,《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李家瑞:《云南几个少数民族记事和表意的方法》,《文物》1962年第1期。

   [2]范晔:《后汉书》卷40上《班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页。

   [3][15]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赞》、卷62《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7-2738、2732页。

   [4][5][8]刘知几:《史通》卷2《二体》、卷3《书志》、卷2《二体》,四部丛刊本。

   [6][1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各史例目异同”条、卷2“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王树民校证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36页。

   [7]章学诚:《文史通史》内篇1《书教下》,四部丛刊本。

   [9][1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99,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7、157页。

   [10]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75页。

   [11]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2,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页。

   [13][17]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卷27《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95、1351页。

   [14]司马贞:《史记索引》卷23《礼书》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57页。

   [16]薄树人:《试论司马迁的天文学思想》,《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

   [20]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2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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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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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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