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司马迁的多维历史视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1 次 更新时间:2015-07-08 19: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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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  
以往对于十“表”重视不够,我们对此应有新的看法。刘知几曾说:“表以谱列年爵”。[8]梁启超则谓:“表以收复杂事项”。[9]他们都指出了《史记》十“表”的一些特点,但十“表”还有更重要的作用,即白寿彝所指出的:“《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司马迁每写一个表,就是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古今之变’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10]这里,我们仅以《六国年表》为例。在《史记》记述中,战国的特殊性在于,它属于“东周”,而从周平王东迁以后,先经春秋,是12诸侯并立的时代,周天子已失去号令天下的地位,进入战国,“东周君”地位更加式微。故《周本纪》的后半篇,已无法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据此,司马迁须依靠别的篇章。他在《六国年表》之前写了一篇长序,藉以起到统领战国时期历史的作用,其中论云:自秦穆公称霸西戎,“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疆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蠭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执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序的结尾又称:“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着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显然,司马迁是以《六国年表》来提挈战国七雄争战、角逐、强弱的变化,以及秦如何逐步强大,翦灭六国而统一天下这一历史大势。

   三、以人物为中心:展现历史创造的主体

   “人物维度”,是司马迁观察历史又一重要视角。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历来即被视为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论“《史记》创造之要点”,列在首项者即为“以人物为中心”,并论云:“其书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余皆个人传记,在外国史及过去古籍中无此体裁。……对于能发动社会事变的主要人物,各留一较详确之面影以传于后,此其所以长也。”[11]梁氏此论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本纪及世家的内容,还有记全国或一地方政权政治、军事大事的成分),但从总体上讲,却明确指出《史记》的着史格局“以人物为中心”的特点,而且他们都与“发动社会事变”密切相关。

   从今天来看,以人物为中心,是对“人”创造历史的作用的发现和充分肯定,是记载历史的巨大进步。而这一进步,又根源于观察历史能力的重大推进和哲理思考之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而这恰恰是在战国以来出现的历史变局推动下取得的。战国至秦汉之际,客观历史运动的显著特点是:旧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遭受沉重的打击,平民力量迅速崛起,能否发现和任用文武贤才,往往能直接导致国家的盛衰存亡。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对此曾做过精辟的论述:“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衣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12]战国以后有作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大大打开了历史学家眼界,使之对推动历史进程的深层原因有进一步的认识。在秦汉之际的风云变幻当中,人的活动的作用更表现得淋漓尽致。刘邦出身平民,“无尺土之封”,却凭借他的智谋策略,在一批文武贤才的帮助、拥戴下,成为强盛的汉朝开国的君主。刘邦周围这批豪杰之士,也几乎都出身低贱,却在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中建立了赫赫功业。如陈平、王陵、陆贾、郦商等,皆布衣平民。樊哙、周勃、灌婴、娄敬出身更贫贱,分别以屠狗、织薄、贩缯、挽车为业,而都建功立业,致身卿相。历史的空前变局,使司马迁对人在时代前进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形成了新认识,这无疑是他创造以人物为中心的着史新体裁之认识基础。《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一再陈言:他作为史官,如果“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将是莫大的罪过,而作七十列传的明确目的,为记载“扶义俶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便是明证。

   以人物为中心,展现出“人”是历史创造的主体,这一历史视角贯穿于“本纪”、“世家”的大部分篇章和全部“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时间跨度极大、范围极其广阔的各种类型的历史人物,均以丰富具体的史实,生动的手法,描写他们在特定历史场景中个性鲜明的行为,表现其对历史进程所发挥的作用。这里略举两个典型例证。

   商鞅是战国时期在秦国成功实行变法的著名政治家,司马迁为他立了《商君列传》,集中而详实地记载他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国骤致富强的历史功绩。司马迁突出地记述了以下几项:一是商鞅变法的原委。商鞅选择由卫入秦,正当“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穆公之业”,秦国急于寻找强国的良策,这就为商鞅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商鞅求见孝公以后,前三次是以“帝道”、“王道”、“霸道”进说,孝公起初根本不感兴趣,最后商君进说“强国之术”,孝公乃兴奋异常,“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月不厌。”于是君臣目标一致,决心以变法求得秦国之强盛。二是围绕变法与否,秦国朝廷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商鞅引用历史经验阐述变法主张,驳倒保守派人物的阻挠。三是重点记载了商鞅两次变法的内容,和取得的巨大成效。第一次变法在孝公六年,其中的关键点是:奖励耕织,生产多的可免徭役,让民众劳动致富,同时改变旧的氏族大家庭形式,变为普遍的小农户制度,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强秦国的物质基础;废除贵族的世袭特权,制定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的制度,加速旧的氏族制的瓦解;推行连坐法,严究犯罪行为,加强城乡的治安管理。篇中更强调办法取得的巨大成效:

   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自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于是孝公任命商鞅为大良造,掌管最高军政权力。至孝公二十年,秦国由雍迁都咸阳,商鞅第二次实行变法,主要内容是:合并乡邑为31县;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准许土地买卖;创立按丁男征赋办法,规定一户有两个丁男者必须分居,否则加倍征赋;颁布度量衡器,统一度量衡制度。司马迁同样充分肯定第二次变法的卓著效果:“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再一个典型例证,是司马迁为反秦起义英雄陈涉立了“世家”,表现出他准确把握秦汉之际历史动向和歌颂人民大众反抗压迫的卓越见识。《史记》“五体”中设立“世家”的标准和意图何在?后人每以己意猜测,所言未必切合司马迁之原意。实则《太史公自序》中对此已有明白的交待:“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讲明“世家”是用以记载像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般的辅弼股肱之臣。即周代的十二诸侯和汉代的侯、王这样的人物,他们的名号、地位在国家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像孔子、陈涉,虽然没有诸侯的名号,但因为他们在历史上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司马迁也破例立为“世家”,以彰显其巨大的历史功绩。陈涉虽然出身佣耕,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他是农民起义英雄,由他点燃起义反秦烈火,终于把暴虐的秦朝推翻。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作了论定: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列传》。他把陈涉比作讨伐暴君桀、纣的商汤、武王。2000年前的史家,能够如此深刻认识和热情歌颂农民起义英雄的巨大功绩,其历史洞察力令人赞叹。

   刘知几在《史通·世家》篇中,却责备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是“自我作故,名实无准”,其论云:“按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涉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刘知几过分看重名分、地位。却不承认陈涉起义的意义,斥之为“群盗”,这是受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用等级观点看问题而形成的偏颇看法,相比之下,更说明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是多么的难以企及。再从历史编纂学角度言之,刘知几的主张过分拘于体例。司马迁则是灵活处理,在必要时敢于突破成例,而《史记》的编纂思想恰恰因此而放射出光华,因而被后世史家赞誉为“体圆而用神”。

   司马迁对于通过记载人物的活动来展现“人”是历史创造的主体,已达到相当程度的自觉。十二“本纪”,不但记军政大事,而且记述了秦始皇、项羽、汉高祖、汉文帝等不同历史时期核心人物的活动和性格;三十“世家”,分别记载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历史,同时也记载了周公旦、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政治家的活动,以及孔子、陈涉和西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重要人物的活动;七十“列传”中既有专传,又有合传、类传,记载了大量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各阶层代表人物。“本纪”是《史记》全书纲领,其余篇章围绕“本纪”展开记事,表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进化史,就是各个时期在历史舞台上纵横驰骋、个性鲜明的人物创造的。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13]这是司马谈临终前执司马迁之手含泪嘱咐,司马迁郑重承诺的庄严使命。记载在各个历史时期建树功勋的人物是司马迁着史的重要目标之一。司马迁凭借高度的责任感和杰出的才华,出色地完成了他确定的目标,为中国史学提供了记载生动、血肉饱满的人物形象,并通过人物表现各时期特定历史面貌的成功典范成为后世史家着史的楷模。

   四、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视角

   司马迁深邃的哲理思考和非凡创造力的又一突出体现,是选取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视角撰成“八书”,作为历史著作的重要部分,与记载政治军事人物和记载人物活动相结合。《太史公自序》中对于设置“八书”的作用有明确的表述:

   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据《史记索隐》作者司马贞言:“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14]即“八书”包涵的内容是当时人们心目中典章制度和社会生活中八个最主要的部分。“礼乐损益”指《礼书》、《乐书》;“律历改易”指《律历书》,“兵权山川鬼神”指《兵书》、《河渠书》、《封禅书》,“天人之际”指《天官书》,“承敝通变”指《平准书》。而今本《史记》“八书”的顺序是,《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禅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律书》、《历书》分为两篇,而缺《兵书》。这是什么原故呢?历来学者多有讨论,如司马贞《索隐》所说,因《礼书》、《乐书》、《兵书》三书亡缺,补缺者分《律历书》为《律书》、《历书》,以足“八书”之数,故今本“八书”中无《兵书》。①但今本《礼书》、《乐书》、《律书》的序,其见识、笔法均应出于司马迁之手无疑,非他人所能拟作。《礼书》“序”以下的内容,为后人摘取荀子《礼论》及《议兵》以补。《乐书》“序”以下,也是后人摘取《礼记·乐记》文字以补。②

   是则,司马迁“八书”所记均为当时“国之大政”,而《历书》以下五篇确是司马迁原作,历代学者对此并无疑问。这里仅就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尤为重大的《天官书》和《平准书》作简要论述,以见司马迁选取社会情状视角记载历史的重要价值。

《天官书》是总结古代天文学知识和对“天人之际”发表系统看法的篇章。“天人关系”一向是观察历史和处理现实关系的重大问题,在西汉更是如此。司马迁创立《天官书》作为“八书”之一,将记载、总结天文学知识作为其恢宏的史学著作的一部分,证明他具有过人的见识和渊博的学识。而同时,又与他父子两代相继担任“太史令”官职直接相关。司马迁曾经形容“太史令”的职务说:“文史星历,近于卜祝之间”。[15]太史令即身兼史官和执掌天文历法两种身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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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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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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