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树:社会协商:中国的内生缘起与理论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2 次 更新时间:2015-07-03 2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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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树  

   第四,以群众路线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阐明了社会协商的方法技巧与政治价值。

   中国政治学理论为分析社会协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群众路线思想揭示了社会协商的价值取向和互动性特征,有助于党委、政府通过社会协商赢得广大群众的政治认同。社会协商是党委、政府在公权力与公共领域的边缘交叉地带自觉贯彻群众路线的具体形式和主要路径。一方面,群众路线明确了社会协商的群众导向和服务导向。社会协商不仅以内部的自治性社会协商促进群众的组织化凝结和组织诉求的理性提炼,而且以群众主动或党委、政府主动发起的社会协商吸纳群众的诉求,将施政治国的政治出发点和政治归属都置于维护和增加群众利益的基础上。另一方面,群众路线也揭示了社会协商的互动合作特征。党委、政府主动开展与社会力量的社会协商,就是从群众中汇集民智,到群众中宣讲公共政策,是党委、政府与社会力量的民主互动。民主互动激发政治合作,这有助于巩固和提升广大群众对党委、政府的政治认同度。所以,群众路线思想在为社会协商提供理论说明的同时,社会协商也将为群众路线思想在社会领域里的实施开拓出崭新的空间,提供多维的实施路径。

   统一战线思想丰富了社会协商具体开展的方法技巧,阐明了社会协商在整合社会力量、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方面的突出价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总结历史经验,强调要“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具体到社会协商,统一战线思想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它揭示了社会协商的目的和主要任务就是凝聚力量、争取人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另一方面,统一战线思想为社会协商的具体开展提供了方法艺术的指导。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为社会协商创造良好的民主氛围;运用民主讨论、说服教育的方法,推动社会协商消融冲突和寻求共识;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协商方法,在斗争与妥协中巩固各方力量之间的社会团结;分清矛盾性质,及时调整社会协商的方针;辩证认知群众,反思社会协商中的激进行为和尾巴主义做法。最后,统一战线思想凸显了社会协商的政治重要性。总结历史经验,可以发现“凡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反之,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遭受挫折。这是一条用沉重代价换来的历史经验”[16]340。所以,在现阶段,社会协商多层多元的成功开展,势必在促进底层社会成长的同时提升党委、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否则,国家和社会将可能在分化过程中走向冲突与对抗。

   善治思想彰显了社会协商的终极目的。社会协商的政治追求,就是力图在国家与社会渐趋分化的背景下联接二者,是既能在社会自我组织整合的基础上引导社会力量“有序”“有为”地参加公共生活,又能使党委、政府能够顺畅高效地吸纳民意提升政治合法性,最终实现二者的沟通协调、合作互强。所以,善治思想引导下社会协商的成功开展,将开拓出一条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的有效路径,协调公民之间、公民(或公民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促进二者最佳状态——即强政府与强社会的有机互动与和谐共存——的形成,使社会更加公平公正,国家运转更加高效有序。

   4结束语:以社会协商的理性探索促进中国“强政府”与“强社会”模式的建构

   回溯历史,社会协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进入了其思想视野。近代中国多元生产方式的并存和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分化,使得社会协商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具有存在的社会基础,并获得了多元的实践探索和理性审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协商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自然生成的整合社会力量、推进革命和建设的民主产物,具有内生性特质。具有内生性特质的社会协商,在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可逆转的深刻变化中占据着重要的政治地位,具有重要的民主功能。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强政府-弱社会”与“强社会-弱政府”之间摇摆。无论是“强政府-弱社会”还是“强社会-弱政府”,都难以构建文明法治的未来中国。因此,“强政府”与“强社会”和谐并存的政府-社会模式,才是未来中国文明进化的追求。而社会协商的多元开展,就是建构这种模式的有效路径。

   注释:

   [1]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明确提出:“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

   [2]这种适应性调整可能会促成中国特色“兼收并蓄型国家”的形成。(参见[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242-250.)

   [3]依据国家-社会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等分析,现代社会空间可以大致划分为公权力领域、公权力与公共领域的交叉渗透空间、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等几个部分。(参见王洪树.协商合作视野下的民主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94,292-299.)

   [4]对于社会民主,科恩认为它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是“以社会为范围的自治或自主”。(参见[美]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0.)

   [5]其他四类协商是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和参政协商。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M].陈家刚,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3]黄杰.社会协商对话:中国共产党沟通和回归社会的有效机制[J].甘肃理论学刊,2013(5).

   [4]俞可平.论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基本特征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J].政治学研究,1988(3).

   [5]周罗庚.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含义初探[J].党校科研信息,1988[39].

   [6]沈荣华.社会协商对话[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

   [7]林尚立.社会协商与社会建设:以区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为视角[J].高校社会科学,2013(4).

   [8]王洪树.协商合作视野下的民主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9]郑杭生,张建明.试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J].中国社会科学,1988(2).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18.

   [12]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N].人民日报,2012-11-30.

   [1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叶山土.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哲学基础[J].探索,1989(3).

   [15]张静.合作主义理论的中心问题[J].社会学研究,1996(5).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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