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树:社会协商:中国的内生缘起与理论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2 次 更新时间:2015-07-03 2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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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树  
社会协商也更为迅速和准确。

   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协商与应然状态中的社会协商有区别。中国的社会协商正在从党的领导式协商逐渐走向党的引导式协商,从党委、政府的“恩惠式”协商逐渐走向“服务式”协商,从政治动员性社会协商逐渐走向自主自愿性社会协商,从自上而下的整合式社会协商逐渐走向上下互动的合作治理式社会协商,从主体地位形式平等的社会协商逐渐走向主体地位实质平等的社会协商,从对抗冲突型社会协商逐渐走向和平合作型的社会协商。

   社会协商体系中不同类型之间有区别。国家主导下与社会力量之间的社会协商具有更强的政治领导性,协商主体具有选择性,协商主题更为公开和明确,协商程序更为规范,协商结果也更具有社会约束力和社会整合性。社会主导下与国家力量之间的社会协商具有时间和事件的偶发性、形式上的对抗性和冲突性、内容上的复杂多样性、动力上的社会自发性、过程方面的不可控性、结果方面的不确定性与机制程序的匮乏性。社会自身的自主性社会自治协商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协商主体多元、协商过程自主、协商结果自治。

   2.4社会协商的基本原则

   社会协商的原则,是对社会协商的基本规范和方向指南,是社会协商展开的底线共识和行为导向。所有参与社会协商的主体都必须予以遵守,否则,将受到国家法律的惩罚或社会道德的谴责。具体而言,当前社会协商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社会协商主体地位的权利平等原则。在社会协商中,参与主体的地位平等不是指主体的权力地位平等,而是指基于主体有限理性假设的权利平等。所有参与社会协商的主体,都是有限理性的主体。面对协商话题的理性平等,使得所有参与者都有平等的权利参与意见表达和话语沟通。协商过程中,要以权利的平等来遏制甚至消除权力不平等带来的强制或压迫。任何权力方面的胁迫或压制,都将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政治正当性或公共合理性。

   其二,社会协商主体行为的自律原则。此处的自律原则,是指参与社会协商的主体的任何言行主张,都既要能够经受住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的审视与评判,又要能够经受住自我的道德审视和利益评判。后者显得更为重要,所有外在的限制和约束,最终都只有转化为社会协商主体的内心认可才可能具有内在的、可持续的约束力。不仅如此,而且各社会协商主体参与其中并最终形成的协商共识,也应该获得协商主体的自觉主动遵守和执行。无论是他律向自律的转化,还是协商共识成为自律的重要组成部分,究其实质来看都是社会协商主体价值均衡和利益均衡的结果。

   其三,社会协商客体的包容原则。社会协商客体,主要是指协商的内容。社会协商内容的包容原则,首先表现为社会协商主题的开放性。主题的开放性主要根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新事物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它们需要多维的社会协商平台集中民智进行探讨和认知。其次表现为社会协商话语的百家争鸣。参与协商的各方都要能在社会协商平台上充分表达自我独特的经验感知和理性分析。对任何参与主体言说权利的排斥,最终只能导致对协商结果的社会抵制。再次表现为观点依据的多元多维。中国内部社会阶层的分化,形成了多元的社会价值标准和利益标准。这些支撑参与者言说的依据,只有在相互碰撞和交融中才能形成或强化整个社会的公共理性或公共道德。与此同时,对于凡是未能融入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的社会价值标准和利益标准,只能采取“回避方法”,承认现代社会中多元公共理性的存在。最后表现为言说方式的丰富多样。它既包括协商能力较强者的条分缕析或现代多媒体技术的综合运用,也包括协商能力较弱者的经验描述和情感宣泄。

   其四,社会协商过程的有序原则。社会协商过程的有序原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法治原则。所有参与社会协商的主体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维护和增加各自的利益。“坚持这一原则,我们就有了一条衡量僵化和自由化观点的准绳,就可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把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引向正确的轨道。”[9]其次是党的领导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宪法明确规定的。社会协商是在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规范下进行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协商活动的领导,是法治原则在社会协商当中的具体体现。不仅如此,而且党的领导既有利于社会协商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开展,也有利于社会协商共识的政治吸纳。最后是组织化表达原则。社会协商一方面是社会组织内部开展的自治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市场经济背景下原子化个体的组织凝结与组织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协商也是组织化集体或其代表与国家力量之间的协商活动,组织化或代表式的协商参与,将克服“群氓式”参与的诸多弊端,将现阶段大量存在的对抗冲突型公共参与逐渐转化为有序合作型的社会协商参与。

   其五,社会协商结果的共享合作原则。社会协商的结果,可能是公共问题的决策基础——决策理性共识的获得,它使公共决策建立在理性共识的基础之上,各方凡是能够经受得住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审视的诉求都能够得到决策体现与维护,这就必然激起社会协商参与者及其所代表群体对公共决策的内心认同和行为遵守。社会协商的结果,也可能是针对无序参与进行的创制活动——形成具有理性共识基础的协商规则或自治规则。从社会建设的角度看,社会协商就是要生成与维护旨在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共享性社会秩序,是一个规则文明形成过程。具有理性共识基础的规则文明的形成,将引导参与者及其所代表群体在共享性规则下展开富有成效的协商合作。社会协商的结果,还可能是多元公共理性支撑下不同社会价值与利益诉求的“有尊严的并存”。这种“有尊严的并存”,表面看是一个社会多元分歧的显性存在,但它实质是社会在合作中富有张力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法制规范下的多元化社会。

   3社会协商的理论资源

   上述关于社会协商的界定、类型、特征与原则的理性分析,是对核心概念的一个聚焦式剖析。然而,要想对社会协商有一个更全面完整和准确深入的理解,就离不开对其主要理论资源的梳理。

   第一,“中国梦”思想揭示了社会协商的内在动力与共同愿景。

   自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中国梦”以来,“中国梦”思想渐趋成熟,形成了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核心内涵的思想体系。它在三个方面为社会协商奠定了思想基础。首先,“中国梦”思想揭示了社会协商追求的核心共同利益,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协商是多元社会利益和价值的沟通协调。它的成功开展必须要有共同利益作为分歧通约和冲突消融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言:“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了。”[10]490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构成了社会协商成功开展的利益共识基础。其次,“中国梦”思想激发了社会协商的内在动力。因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11]。它的实现离不开每一个公民或公民组织的艰辛付出和协调推动。为此,就需要在多个层面上开展社会协商,消融矛盾,凝聚力量,共同追逐梦想的实现。再次,“中国梦”思想提供了社会协商的共同愿景。社会协商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就是社会各界在利益和价值协调过程中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中国梦”思想则对这个美好未来做了详尽的勾勒和描述,它“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12],吸引着所有中华儿女在协商合作中不断地争取它在各个社会层面的逐步实现。

   第二,以人学理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阐释了社会协商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多个方面为社会协商提供了哲学的论证。首先,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分析了社会协商客体的缘起与发展。社会协商往往缘起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存在。社会主义矛盾学说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其中,人民内部矛盾居于主要地位,它们“是非对抗性的,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利益分化和冲突,其解决的方式就是民主”[13]213-214。其次,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分析了社会协商主体的特征。“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将社会协商主体置于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之下进行考察,揭示了复杂社会中协商主体之间的依赖性。而正是这种相互依赖性构成了社会协商的必要性基础。“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一方面揭示了作为特定时代的个体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面对社会公共问题,有限理性个体之间的社会协商和沟通就显得尤其必要。另一方面,该观点又揭示了作为集体人格的人的理性从整体和长远来看又是无限的,他们需要话语协商来实现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使得社会协商又具有现实可能性。最后,唯物辩证法的相互作用原理揭示了社会协商的过程性特征。“社会协商对话本质上就是一种以信息为中介的主体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14]相互作用中要么实现了偏好的转移,协商的一方认同了另一方的观点;要么实现了偏好的交融,协商双方形成了新的偏好共识。这就可能产生一种协同效应,引导社会系统协调运行。

   第三,以国家-社会理论为代表的社会学说阐明了社会协商的社会根源和社会使命。

   社会学说主要从四个方面为社会协商提供了理论支撑。首先,国家-社会理论揭示了社会协商产生的社会根源。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分化、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合一模式的自我调适,在促进国家与社会适度分化的同时,又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沟通和协调的时代性要求。

   其次,根源于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社会伙伴关系思想阐释了社会协商的主体性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强调社会各阶层和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和社会的整体进步,以之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伙伴关系思想,主张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建构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和利益均衡的社会互动关系。该思想既有助于分析社会协商主体之间的伙伴关系特征,又有助于引导多元社会协商将这种伙伴关系结构化、组织化和制度化,促进社会合作,为社会安定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再次,合作主义思想为社会协商提供了明确的发展导向和相对成熟的发展模式。合作主义根源于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立。依据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对比差异和国家与社会整合的逻辑差异,合作主义常常被分为“国家合作主义”和“社会合作主义”。“前者强调自上而下国家对利益集团的控制,后者强调利益集团自下而上的参与。”[15]这种思想,一方面揭示了在国家仍然居于强势地位的中国,具有“国家合作主义”特征的“国家主导下与社会力量展开的社会协商”仍将占据非常重要的政治地位;而随着社会力量的成长,具有“社会合作主义”特征的“社会主导下与国家力量展开的社会协商”将具有较大的生长空间。另一方面,这种思想提供了国家主导下的多元合作与社会主导下的多元合作模式,为中国社会协商的机制建设和规范运行提供了丰富的借鉴资源,有助于国家与社会的协商沟通与合作互强。

最后,社会建设思想揭示了当下中国社会协商的历史使命——创建共享性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和利益博弈,逐渐使当下中国社会底层呈现出“抗争性政治”特征。为消融社会冲突和构建社会秩序,国内有学者提出了“社会建设思想”,认为“当下中国社会建设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使社会力量凸显,成为能够担纲的力量;第二,从国家主导的单向社会建设结构向国家主导与社会担纲的双向社会建设结构转化”[7]。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社会协商的有效开展。其中,社会内部发起的自主性社会自治协商,将有助于培育具有适度独立性的社会力量,使其在构建底层社会的秩序中担当主要角色;而国家主导下与社会力量展开的社会协商和社会主导下与国家力量展开的社会协商,则有助于建立健全国家主导与社会担纲的双向社会建设结构。它们多维互动、共同作用,将承担起以秩序创建和共享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建设使命。所以,社会协商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机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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