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后启蒙中国的思想光谱——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的观察报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02 次 更新时间:2005-11-20 11: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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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武  

  并将这个原则到处发挥。在1990年代深受推崇的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为代表的当代经济自由主义者宣称,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考虑以价格杠杆作为手段来调配资源。他们不仅反对采取最低工资限制措施,而且2002年以来在东南沿海普遍出现的电力短缺危机中宣称,只有提价才能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他们认为,只有将有限的电力资源配置到生产企业中去才是最有效率的。由于大量的农民工回家过年,每年春节都会出现运力不足,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又一次提出,只有用价格来调节才能是运力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

  在很多时候,政治自由主义者们和左派会一致的指责说,经济自由主义者是官方政策的辩护士,只考虑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必要的社会公正。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虽然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虽然已经大幅下降了,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却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虽然经济自由主义看起来非常的不政治,或者说政治上不成熟,但在现实中,他们却往往是自由主义阵营中唯一能够影响到政治的一个分支。

  

  政治自由主义

  

  当代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1990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滋养,另一个是他们认为自己是1989年社会运动的道义遗产继承人。由于前者,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往往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处理复杂的政治问题,而是笼统的将许多政治问题当作经济问题来处理;由于后者,政治自由主义始终想与官方保持对立的批判姿态,自命为“民间思想界”。

  大概说来,在2000年之前,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几乎所有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都会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支持,而某些基于政治自由主义立场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则经常会被称为新左派。而且,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要区分仍然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批判自由主义就会被认为是新左派,对资本主义制度稍有疑虑也会被认为是新左派。同时,政治自由主义者在这时没有太多独立的愿望,更多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一种僵硬的共同立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反对批判自由主义,支持美国对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认为新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没有任何本质性的区别,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竞争是双方共同捍卫的主要价值。

  2000年以后,由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辩论进入了暂停时期,政治自由主义开始有意识的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强调自身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分歧,并有意识的批判某些冷战意识形态色彩太强的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有保留的支持国家反垄断,强调市场经济并不必然的导致民主政治,强调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是必须的,强调对大多数人的权利的保护应该优先于经济效率。同时,由于大量下岗工人的出现和农民工待遇问题一再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社会公正问题突出,增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受到广泛的怀疑,经济自由主义的声誉急速下降,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也发现,必须有意识的调整自己的姿态与话语策略才能获取更多的道义合法性,而这是取得更多人的支持的必要条件。

  因此,政治自由主义者开始高调的宣称,提倡平等并不是左派的专利,强调大多数人的参与更是政治自由主义的题中之义。他们猛烈的批判了对效率的重要性过分夸大了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经济自由主义,声称只有法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自然而然的衍生出民主政治,而是民主政治保证了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他们认为,没有民主政治的经济增长是盲目的增长,毫无意义,只有大多数人的权利得到保护,才是真正的发展。他们强调,发展比增长更重要,增长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而不是相反,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完全搞反了,应该放弃那种为增长而增长的经济自由主义观念。所以,现在应该再颠倒过来,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强调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参与机会的重要性,强调多元价值的重要性,承认文化的重要性,强调多种文化的多元共生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可以认为,政治自由主义是从经济自由主义内部分裂出来的,也可以说是生长出来的,因为它本身并不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价值观,而只是强调政治的重要性,反对经济决定一切的机械思维。这是中国自由主义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对自身的调整的结果,它意味着中国自由主义的进一步成熟。因此,在2000年以后,经济学主导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逐渐被边缘化成了,而政治自由主义则上升为主流。

  但是,因为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在与新左派的辩论中形成的,带有强烈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而缺乏对现实历史情境的考虑,因而变得越来越教条,越来越僵化,很多时候都成了一种为批判而批判的聒噪,而缺乏建设性。比如面对中国几次出现的民族主义浪潮,政治自由主义者们总是会条件反射式的将之称为“义和团”,从而加以批评,却枉顾具体的历史情境和现实问题。在遭遇保守主义的挑战的时候,就急忙将对手的核心价值观称之为愚昧。政治自由主义本身也在这样的一再自我重复中消耗完了自身的批判潜能,最后留下的只是一些固定顺口溜式的教条。

  

  宪政派

  

  把宪政派从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里独立出来讨论,这样做也许显得有些没必要。今天还有哪个自由主义者会空喊民主、会不知道多数人的保证、会不知道宪政的重要性呢?但是,这样做是有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宪政派是自由主义从经济到政治一路发展而来的最高成绩,更因为从市场到权利再到宪政,这样的路线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的成熟。

  宪政派的出现还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宪政派兴起的背景除了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长期滋养外,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到,即中国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的日趋保守化。从1988年甘阳发表《扬弃科学与民主,奠定自由与秩序》开始,中国自由主义就开始保守化,1990年代初期出版的朱学勤的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可以当成这种思潮前提性的一个准备。整个1990年代,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始终在做一件事,就是极力地诋毁和否认革命在历史中的作用,而强调秩序的重要性。按照他们的理论,民主不仅不是象经济自由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天然和谐,而且还是自由的天然客星,真正的自由只有从秩序中生长出来。按照这个基本思路,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历史研究证明,辛亥革命不是推进而是打断了晚清开始的宪政改革与现代化努力。虽然在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是因为曾经鼓吹权威主义而名声不佳的萧功秦,但真正将之发扬广大的却是自由主义的历史研究。

  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克服了弥漫在1980年代的历史研究中的“现代化史观”,而走向了“宪政史观”。2003年,电视剧《走向共和》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使这种思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该剧中,一直以来被官方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思想认为是共同的先行者的孙中山一改以往的革命先行者形象,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而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却成了共和的功臣。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在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更加强化了这种观念,将革命与宪政完全对立了起来,对晚清的宪政改革无限赞美,而对革命运动却大加鞭挞。对历史的这种再叙述当然意味着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迷信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的扩展”,强调一切革命可能都是对这种“自发秩序的扩展”的破坏。这说明,中国自由主义已经完全建立起了经验主义的哲学观和自由先于民主的价值观。

  宪政在经过这样的漫长论证过程后,终于成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导性政治取向,即使是曾经主导中国自由主义品质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宪政是他们的政治方案,政治自由主义者则更不用说。而比取得中国自由主义的多方面支持更重要的是,宪政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中看来,比其他方案更有现实可行性,更有可能通过改良实现。所以,2000年以后宪政派兴起的同时,中国自由主义也完成了自身姿态的转变,从1990年代的对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悲壮姿态转变为2000年以后的建设性姿态。从而也就获得了更大也更多的现实话语空间,能够公开而且堂皇的讨论宪政与自由主义的问题。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中国的宪政自由主义者们仍然没有完全完成从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向宪政自由主义的转换过程。虽然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强调宪政的超阶级、超历史、超意识形态性,但仍然会时不时的冒出一些带有经济自由主义色彩的话来。比如2003年,一位宪政派的代表性人物便公开宣称,“当私有经济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时候,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也该到了要求宪政的时候了”。这句话暗含着的意思是,宪政其实并不是他们那么所说的那么超阶级、超历史、超意识形态,而是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的。

  事实上,从1980和1990年代要求民主到2000年以后要求宪政,这里本身包含着的一个逻辑转换就是他们认为,秩序是比民主更重要的。没有民主是不可以的,但是光有民主也是不够的,比民主更重要的是秩序。甘阳在1980年代末期的话得到了认真的实践,经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启蒙知识分子们深刻的认识到了,没有秩序的民主是比君主专制更大的暴政,是对自由最大的威胁。如果说君主专制已经被克服了的话,那么今天正面临着的就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多数人的暴政。因此,更多的人开始承认,开明专制比革命中的群众专政要更好些。

  

  泛左翼

  

  与几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左翼是更加复杂了,不仅无法简单的用“新左派”的立场来涵括,而且也难以用一个简简单单的左翼来概括,更不用说“批判知识分子”之类了。左翼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其实不比左翼与其他思想之间的冲突更小,而且左翼思想本身今天的内部变动远远大于其他思想。而且,与自由主义相比,这些不同的思想派别之间甚至缺少最基本的共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缺乏基本的默契。因此,我愿意用“泛左翼”来概括一组——而不是“一个”——思想立场。为了不将问题弄得更复杂,我在这里只简要叙述新左派与老左派、底层左派三种情况,托派因为在中国始终缺乏土壤,不赘。

  与自由主义各支流的状况一样,新左派、老左派与底层左派之间也很难找出明确的边界,往往只能“相对而言”。新左派所使用的多是来自西方的时髦学术语言,对自由主义理论十分熟悉;老左派对自由主义理论缺乏基本的了解,而仅仅是情绪化的拒斥自由主义。底层左派的话语方式比较复杂,往往会不自觉地交错使用新左派与老左派的话语。

  相对于持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同话语的体制内反改革力量,自由主义方面将对自由主义理论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称为新左派。而老左派与底层左派则被泛称为“毛派”,即“毛泽东主义者”。从话语形态上看,新左派的论述方式是在一个比较广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内部的,老左派则更多的使用了官方意识形态语言,底层左派在理论上显得最为薄弱,更多的时候仅仅表现为一种态度、立场。因为新左派是脱胎于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的,所以最能为自由主义方面理解,也就最容易受到批评。而老左派则被一般的认为是代表了官方意识形态,所以反响较小。底层左派使用的既不完全是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新左派及自由主义理论话语也缺乏了解,最难与其他思想流派交锋。也因此,新左派的理论和声音往往被误会为普遍的左翼的诉求,底层左派则往往被认为不存在。

  

  新左派

  

  在“防左仍然是主要任务”的当代中国思想语境中,“新左派”能够打开一个缺口,浮现到公众视野是1998年与自由主义的辩论的结果之一。

  1998年汪晖在《天涯》杂志上发表的《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拉开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序幕。此后,汪晖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理论的论文,成为自由主义方面批判的火力集中点,因此一直被视为新左派的代表性人物。但汪晖本人对新左派的说法并没有承认,另一被当成新左派代表性人物的甘阳则试图将新左派定义为“自由左派”。换句话说,在甘阳看来,自由主义方面应该意识到,新左派并不是来自外部的敌人,虽然新左派对自由主义多有批判,但这仍然应该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内部问题,而非敌我问题。但自由主义方面对此并没有太多回应,仍然指控新左派是“为极权专制辩护”,并在2000年的读书奖等事件中多次将争论从理论批评上升到人身攻击。

  现在看来,与自由主义论战的新左派更多的是一种过度时期的状态,它的内部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包含着差异多种不同的思想资源与理论、政治诉求。新左派后来的分化与衍变也说明了这一点,一部分当初的新左派在新的历史情境下转变成为毛左派,一部分人则坚持在与自由主义的不断交锋中形成的思想立场,成为学院左翼,还有些人转变为保守主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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