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平、杨金丹: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及其超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6 次 更新时间:2015-05-23 00: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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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平   杨金丹  
“法制现代化”的本质意义“在于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治型法律秩序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理型法律秩序的历史性变革与转型”,[33]其制度建构的基本途径就是对外来法的法律移植。通过大量对外来法的法律移植,中国初步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法律制度。然而,这些法律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推行,并没有像引进者原先预期的那样发挥其应有作用,而是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境地。被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其本身反而成为问题。这种法律工具主义体现为单纯强调法制现代化的制度因素。

   就危害来说,这三种意义上的法律工具主义所造成的后果也并不相同。传统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法律工具主义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和不信任以及人治的泛滥。而现代版本的法律工具主义则反对人治,强调形式性的法理统治方式,但它却导致了法治精神、价值层面的阙如。法律成了完全异化的“他者”,根本唤不起人们对法律的忠诚。伯尔曼对法律工具论的批判和对法律信仰的强调,与中国当下的情境不谋而合。是以,姚建宗教授才指出:“现行法治理论对法治内容及其现象的种种详尽描述,对实现法治所作的种种制度安排和设计,都是法治的重要方面,没有它们便绝无任何法治可言,因而这些方面是法治的起码条件。然而我同时认为,即使这些作为起码条件的‘硬件’系统在一个社会中百分之百地达到了,也不一定就真的实现了‘法治’。恰恰是法治的精神条件即法治的‘软件’系统才非常深刻地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与性格”。[34]借用伯尔曼的理论资源,中国法律信仰论对形形色色的法律工具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表面上来看,中国的法律信仰论者与伯尔曼一样,都站在法律工具主义的对立面,主张法律信仰。然而,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中国法律信仰论却仍然没有逃脱法律工具主义的范畴。甚至可以说,其背后的工具主义取向尽管更加隐秘,却更为彻底。这种更为彻底的法律工具主义使得中国法律信仰论有可能走向法律信仰命题的反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首先,中国的法律信仰论对待传统的态度,显示出其理论背后秉持的是一种特定的文化虚无主义。这种文化虚无主义对民族文化持一种根本的否定态度,连同对民族文化中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而这作为意义之网可能关涉一个社会的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都作一种消极的理解。这种文化虚无主义使得中国法律信仰论者不可能像伯尔曼那样采取“寻根”方式,而只能进行具有工具性意味的“他求”。然而,如果法律信仰不再是那种作为终极目的、生活意义内生于社会、存在于特定的意义之网中的东西,而是可以被任意拿过来、可以被建构的东西,那么其自身的定位和存在意义就甚为可疑了。

   其次,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法律信仰论者关注法律信仰问题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功利主义和现世主义取向。中国法律信仰论者思考问题的起点正是由于我国法治运行不畅,因此需要考虑法治的精神维度。在这里,不仅法律是一种工具,法律信仰本身的拿来使用也有可能变成一种工具。如果我们不被法律信仰表面上主张的那些词汇所迷惑而是从其思考法律信仰的背景来看的话,法律信仰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件用来贯彻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精心制作的工具。中国法律信仰论者主张法律信仰,首先的考虑不是因为有了法律信仰层面的东西,法治会变得更“好”,而是法治会因此变得更为“有效”。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法律信仰论存在的第三个悖论:中国法律信仰论由于其文化虚无主义、功利主义和现世主义的取向,很可能走向一种更为彻底的虚无主义、更为彻底的工具主义。

  

   五、超越悖论:中国转型社会视野下法律信仰的再造

   梁治平教授在翻译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书时,曾用“死亡与再生”的隐喻为中国的法律信仰论赋予了一种特有的拯救意识。在他看来,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及其“固有”的文化价值与现代法律制度及其精神格格不入,行将死亡;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论就是要“自觉地面对死亡,运用我们的全部力量与勇气去获取再生”。[35]当然,借以再生的资源自然是西方现代法律精神。这种面向西方的拯救意识一直伴随着中国主流的法律信仰论,成为其内在的根本关切和理论意旨之所在。

   中国法律信仰论成功唤起了人们对法治的精神维度的关注,就此而言其功不可没。但是它试图完全面向西方来寻求对法治的精神维度的塑造,一方面,注定了它不可能实现理想中所要达致的救赎,因为在根本上,正是这种文化移植论式的寻求导致了悖论的出现;另一方面,也注定了它只能限制在法治自身的层面来讨论法律信仰问题,只能对法治及其信仰问题作一种扁平化的、单薄的讨论,而不可能把法律信仰乃至法治问题本身与更大的中国问题语境进行深刻的勾连。实际上,要超越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真正在中国语境下更为贴切地思考法治的精神维度这一问题,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更大的问题和思想视野。

   中国现代哲学家牟宗三先生曾指出:“我所发的那些思想,完全是想从崩解坠落的时代,涌现出足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上的根据。要做这步工作,其心思必须是综合的、上提的。因为在这塌下来一切都落了空的时代,要想重新涌现出一个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根据,必须是翻上来而从根本上滋生我们的指导观念。”[36]在此,牟宗三先生直指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根本问题。这一问题首先勾勒出百余年来中国问题的基本背景,即历经中西文明碰撞、历史深刻断裂和文明撕裂的一个“崩解坠落的时代”。其次,在这一基本背景下,最为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涌现出足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上的根据”。它之所以是根本的,是因为这一“思想系统上的根据”具有前提性。如果没有找到这一根据,那么在人心的层面上不足以“安定人生”,在社会、政治的层面上不足以“建立制度”。最后,这一根本性的“思想系统上的根据”去哪里寻找,又从何处“涌现”?很显然,旧有文明不可能再构成“根据”本身。同样,西方文明也不可能直接构成我们的“根据”,说到底,这是一个文明重建的问题。中西碰撞、旧有文明崩解既构成了文明重建的背景,也构成了文明重建的机遇和源头。“重新涌出一个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根据”就是要在文明摩擦、交汇之处进行重新挖掘、在社会转型的视野下自己创造。

   如果我们把法治不仅看成是一种制度建设和秩序安排,还包括制度建设背后的思想根据和秩序安排之深层意义的话,那么,任何法治就不仅是规则设置和运作层面上的形式法治,而且是包含价值规范、精神理念、意义内涵和理想图景的实质法治。这种实质法治必然与特定时空中人们的生活理想、人生意义、秩序追求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语境下,对实质法治的寻求,对法治的制度建设和秩序安排背后之思想根据和深层意义的发掘,必然与百余年来中国文明重建、社会转型这一根本问题深刻地勾连在一起。

   分析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做出如下判断:中国的法律信仰论尽管由于其内在悖论而后继乏力,却并不表明它如反对者所认为的那样,在中国语境下没有任何价值和理论意义。相反,中国的法律信仰论可能同样需要一种“死亡与再生”:一方面,目前单薄的、存在内在悖论的法律信仰论行将死亡;另一方面,法律信仰论完全可以在一个更为深广的语境和问题视野下,实现其自我救赎,得以再生。

   因此,在笔者看来,法律信仰命题之于中国的意义,不在于其为中国法治找寻到并提供了任何一种现成的“精神维度”,无论这一精神维度出自西方的“现代精神”,还是来自伯尔曼意义上的历史和传统。中国法律信仰论的重建,在于致力于重新塑造一种新信仰(在信仰的宽泛意义上)。这种新信仰必须从传统、从西方、也从当下中国社会所处的深层结构当中吸取资源,但又不同于任何既存的方面。这种信仰有待于我们自己的创造。换言之,法律信仰命题在中国如果要有意义的话,就需要把它与百余年来中国文明重建与社会转型这一根本问题深刻地勾连起来,进行法律信仰的再造。

   如何实现法律信仰的再造?在笔者看来,这意味着首先需要重新认识传统,认真对待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尽管近代中国以摧毁自身的法律传统为代价,全面被迫继受西方法来建设“法律文明秩序”,是一种“不得不然”。[37]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历史之维永断不续。从整体上来说,正如於兴中教授所指出的,传统文明秩序一定会被法律文明秩序所代替,但法律文明秩序需要传统文明秩序赋予其意义。没有放弃传统而仅仅拥抱现代的必要。[38]因此,如许章润教授所言,思考法律信仰问题必须重拾中国的文化自觉,甚至在更大的视野下与整个汉语文明及其未来发展命运联系在一起。

   其次,中国法律信仰论的自我救赎必须立基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要进行法律信仰的再造,寻找当下中国人赖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根据,当然需要对中国人、对中国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乃至世界结构进行关注和思考。然而,中国转型社会的复杂性意味着这一问题并没有现成的思想答案。传统、新传统和现代性等观念虽然构成了我们思考现实中国问题的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但它们本身都不足以构成我们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根据需要我们立基于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追问。

   最后,中国法律信仰论的自我救赎以及法律信仰的再造,还需重新思考信仰再造的主体以及谁的信仰的问题。在目前主流法律信仰论的普法模式下,以法律家阶层或者说法律职业共同体为代表的精英阶层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而一般社会民众不过是被塑造的对象,需要以现代法治精神来取代被称之为落后的民众观念。这种对主体观念层面的改造完全无视和排斥民众对生活理想、人生意义和道德直觉的日常理解,而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实现对他们的教导或曰“启蒙”。显然,这一精英主导的单向灌输模式既是对社会民众之“主体性”的人为矮化,更重要的是,它与思考中国人之赖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根据的深层努力背道而驰。在信仰再造的问题上,一般社会民众不应只是被动的对象,而应是价值规范、生活意义、理想图景和秩序想象的承担者和参与者,学者所做的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对此的直观反映、理性分析和深度思考而已。

  

   【作者简介】

   刘小平,吉林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杨金丹,国家法官学院吉林分院。

   【注释】

   [1]出自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所提出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一观点。参见[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3页。该书于1987年由梁治平教授翻译成中文,此后这一命题为中国法学界所普遍接受。

   [2]学者魏敦友指出,法学界就法律信仰问题进行了持续的讨论,中国的法律信仰论一度“占据了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半壁江山”。参见魏敦友:《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反思与建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08页。仅以论文标题含有“法律信仰”为检索条件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进行精确检索,截止到2013年9月20日笔者共检索到论文533篇,且时间越近越呈井喷之势。

   [3]中国学者认识到,中国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同样需要现代法律精神的重塑和价值合理性的确立,中国法制现代化需要确立其精神依归。而法律信仰属于法律精神的范畴,现代法律信仰是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法观念基础。参见公丕祥:《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精神依归》,《法学》1994年第12期。

[4]在笔者看来,有关法律信仰的讨论,主要在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推动了对中国法治精神维度的型塑:(1)对法律工具主义的批判;(2)法律至上权威的树立;(3)现代法律价值的输入和确立;(4)通过对人们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培植最终在观念层面实现现代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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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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