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杰 龚继红:空间重组与农村代际关系变迁——基于华北李村农民“上楼”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1 次 更新时间:2015-05-22 15: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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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杰   龚继红  
慢慢地随着子代家庭的成长而消失,子代家庭不再受到父代力量的笼罩性控制;从代际间的责任义务来看,代际间权责明确,行为预期明晰。父代调动家庭成员积攒财富,让子女受惠,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并积攒养老金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子代们则在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后共同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从代际互动的角度来看,代际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日常互动,由于代际间厘清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所以代际之间很少抱怨,较少出现紧张状态。

  
  三、农民“上楼”与空间挤压
  李村所在的L镇2009年开始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工作。与李村邻近的良村、韩村和刘村等已完成合并和整村迁建任务,并组建了东顺社区。李村的社区建设从2011年才开始启动,正处于建设过程中,村干部认为这是村里当下最重大的事。与引导农民“上楼”并行不悖的是当地县政府早在2010年就下发了全县暂停农村社区(行政村)宅基地审批工作及停止农村住房自行建设的通知,要求冻结行政村内一家一户宅基地的审批工作,杜绝出现新占宅基建房问题,同时不允许开展旧房翻建、改建等建设活动。
  李村的社区建设规划占地40亩,建设十五栋,每栋入住三十户,共四五百户的规模。现在已经建成6层住宅楼2栋,2层别墅楼20栋,涉及80户农民。由于别墅楼占地面积大,不利于集约利用土地,所以以后不再建设。目前又启动了2栋6楼高层住宅楼建设,计划年底前建成入住。同时还准备再建四十间平房和瓦房用作老年公寓,给老年人居住。老年公寓水电等都不要钱,但主要接纳的对象却是五保、低保、困难户和有病的村民,由村里干部和小组长开会确定名单。现在村里六十岁以上的有270人左右,大概210户,其中单过的居多,百分之九十的都是丧偶的老人,且女性居多。村里规划建四十间平房作为老年公寓,并不是每个老人都能住上老年公寓。
  李村农民“上楼”的做法是有购买意向的村民先统一筹资五万元,再让开发商先期垫资建设新居。同时,县物价局来评估村民原有住房的价值,待整村拆迁补助资金到位后,按照旧房补偿标准,再把资金交付给开发商,用来冲抵村民购房的余款,多则退少则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新房每平米均价900元,分为80平米、108平米和115平米三种户型,格局为两室两厅一厨一卫和三室两厅一厨一卫,每套房十万元左右。目前李村“上楼”的村民多是需要房屋给儿子结婚的农民。
  代际关系所内含的宗祧、财产和赡养义务的传递,乃是中国社会继替的重要特征(麻国庆,1999:49-63),这在李村表现得也很明显,为儿子盖房屋、娶媳妇是李村父母应尽的责任,父母会倾全家之力来完成这个任务。在施行“村改居”政策之前,儿子结婚,李村父母也要为其建房子,只是那时候的宅基地管理秉持的是“集体所有、农民使用、一户一宅、免费使用、无偿收回、限制流转”的原则,宅基地的获取事实上根源于村民的村庄成员权,即子代单独立户就能获得宅基地,因而父母为儿子建一栋房子相对容易。按照李村村民原来的生活轨迹,父母为所有的儿子娶好媳妇之后,他们就会在老宅,或是在儿子房屋的旁边搭建一座小偏房给自己居住。近十多年来的李村,即使是独子家庭,儿子在结婚以后也会倾向于选择分家。也就是说,对李村农民家庭而言,“上楼前”的居住空间成本是极低的。
  从10年前开始,村里已不再批准新的宅基地,除了买村里的商品房,新建房屋和在老宅养老等都已经不可能了,家庭原有的代际居住空间生产轨迹被打断。空间性把社会生活置于一个活跃的竞技场中——有目的性的人类能动性与有倾向性的社会规定性在这个竞技场中进行不良竞争——从而影响日常活动,具体呈现社会变迁,并且使时间的过程和历史的创造留下了印迹(爱德华·W.索雅,2011:90)。由于儿子能否娶到媳妇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有没有新房屋,而一般的村民是没有能力到县城买房的,所以要结婚就只能买村里的商品房。这种情况下,买村里的商品房成了李村父母刚性的需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儿子能否结婚,自己能否完成人生任务,所以他们会不计后果地买下房屋。
  为子代购买了住房,完成子代的婚配任务后,子代家庭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权力中心,按照习俗,避免出现冲突的做法是子代从父母家庭中分裂出来,通过系列分家的方式组成多个核心家庭。但是,“上楼”使得这样一种机制变得不再那么有效了。地盘政治是一种空间争夺的政治(空间政治),是围绕不动产、地皮和房地产开发而展开的一整系列的斗争(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2006:225)。从“上楼”的家庭来看,买新房“上楼”主要是为了儿子的婚事,而原来的老宅要用于折旧,新的宅基地也不再被批准。对父母而言,尤其是对多子家庭的父母来说,在为儿子买好房,完成婚配以后,大多数年老的父母已无能力和条件再买一套房给自己居住,父代家庭的居住空间成为了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楼”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抑制”分家发生的效果,代际居住空间受到了空前的挤压。
  农民“上楼”打破了代际居住空间生产的原有过程和逻辑。伴随着农民“上楼”,农民的居住空间被抛向了市场,居住空间具有了商品的属性,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农民居住空间本身的价值和重要性是以货币的形式来彰显的,这迥异于“上楼前”建立在农民村庄成员权基础上的居住空间生产逻辑。由此,人们对空间的理解被改变了,在此背景下,代际关系的空间再生产得以迅速启动。

  
  三、    空间挤压与代际居住空间重组
  人们以历史性的或者自然性的因素为出发点,对空间进行了政治性的加工、塑造(列斐伏尔,2008:46)。讨论空间政治,就是讨论空间反映出的阶层分化与竞争。空间政治在社会构造方面的重要后果是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化(社会分层),空间的等级化、分层与隔离往往成为现代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手段(景天魁等,2012:129)。村庄是一个集生活、生产、交往和价值生产等为一体的生活共同体, 村民要在其间确认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同时村庄内部对每个村民也会有基本的评价。因而村庄生活是竞争性的,但农民却是以家庭而非个人身份参与竞争,不同的农民家庭经济条件不一样,这样,“上楼”对不同农民家庭的代际居住空间的挤压也是不一样的。
  如前所述,在李村,父母为儿子娶上媳妇才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任务,尽到了自己做父母的责任,儿子娶不上媳妇对父母来说是很丢脸的事情,为儿子娶上媳妇成了村庄社会的一个竞争性指标。现在的女孩大多在外打工时就嫁出去了,而男孩在外打工又很难带回女孩。村里的男孩如果到了25岁还没有结婚,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婚配对象了,将会成为光棍。这种压力使得李村父母对儿子娶媳妇这件事情异常地重视。在村里,有没有新房屋是儿子能否娶上媳妇的前提条件。邻近的良杨村因为建了社区,可以就近买商品房,比在县城买房便宜,现在村里没有一个光棍。这些身边发生的故事会对村里的父母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买村里的商品房成为了李村父母们进行社会竞争的载体。
  在这样的背景下,村里的父母在儿子到了婚龄时就会想尽各种办法筹集资金买房,甚至不惜借钱买房。最初在村里买房的都是急需房屋结婚的农户。村里社区建设规划的房型分别为115平米、105平米和80平米三种,由于农民家庭经济层面的分化,不同的家庭会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房型和数量。
  前村会计李友明前些年不做村干部后,自己买了货车在外面跑运输,现在年近五十,感觉在外面跑长途太辛苦,再加上这些年已小有积蓄,所以就在镇里找了个门面做点小生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他有两个儿子,都已二十多岁,其中一个考大学离开了李村,大学毕业后在城市里工作并安了家。另一个儿子则留在了村里,平时基本上在外务工。由于到了结婚的年龄,李友明夫妇俩开始张罗老二的婚事。儿子与女孩相亲后,家里就给他在村里买了一套105平米的房子作为婚房,很快就结了婚。同时,李友明夫妇俩还买了一套80平米的房子,用于老两口自住。
  村主任的堂兄弟李权,有一个儿子,相了好几次亲,女方都要求在县城买房。因为没有钱在县城买房,好几个对象都散了。后来他找村主任借十万块钱,说要筹钱去县城买房,村主任没有借给他,而是跟他说村里有楼就在村里买。他就买了一套,房屋已装修好。今年儿子又处了一个对象,因为有了房,现在进展顺利,已经开始筹备结婚了。他们准备结婚后都搬到新房去。
  村民李根,家里很穷,有两个儿子,一个27岁,一个24岁。他要给儿子娶媳妇,筹钱买了一套房,儿子领着女朋友到家里,女方一看有楼,就同意结婚了,现在已经结婚住在新房里了。老两口现在与结了婚的儿子媳妇,以及未结婚的儿子住在一起。平时,两个儿子在外打工,老两口和媳妇在家。逢年过节的时候,一大家子人都住在一起。但说起二儿子以后的婚事时,老两口有些无可奈何,再去买一套房已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弄不好再娶个媳妇,也都住在一起。
  从上述典型案例可以看出,“上楼”对农民家庭的代际居住空间所造成的冲击并不是同质性的分布在村民家庭中的。农民家庭经济条件的分化导致了不同的居住空间生产策略。“再生产策略的目的在于维持间隔、距离和阶级关系,并在实践中促成对构成社会秩序的差异体系进行再生产”(布尔迪厄,2004: 4) 。而要理解农民“上楼”所形构的空间生产,就需要立足于农民居住空间生产的具体实践。尤其要洞悉空间背后所蕴含着的阶层之间的张力,比如空间与社会群体的差异等( Logan,2011: 290-312;Hsing,2010: 60-92) 。近些年来,在李村青年的婚配过程中,除了买房的花费,结婚的花费还包括彩礼等方面的支出。一般情况下,彩礼要花费四、五万元,买家具、首饰等要两、三万元,加上举办酒席等方面的开销,对农民来说是一笔数量不小的费用。因此村里人常说“生了小子,老子要下力,得给他准备钱,把教育、买房和结婚等方面的花费算下来,养一个儿子需要准备好几十万元”。购买村里的商品房,比拼的是每一个农户家庭的经济实力。
  那些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父代除了为儿子结婚买一套房,还有能力为自己再买一套房居住,因而能在形式上维持“上楼”前的那种由系列分家所形成的多个核心家庭并立的居住空间格局。李村三组由于与镇政府和镇集贸中心比邻,所以这个组的很多农民在集贸市场上做些生意,家里经济条件相对村里其他农户要好一些,“上楼”对家庭代际居住空间的挤压相对要小。
  但是,这样的村民在村里所占的比例非常小,村里大多数农民家庭的经济条件都很一般,因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外出打工和在家务农。对于经济条件一般的农户,在勉强为儿子娶媳妇购买一套房屋后,已经没有能力再去买一套住房用于自住。对这些农民而言,“上楼”对家庭代际居住空间的挤压就比较明显,“上楼”后父母只能与儿子们住在一起了。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共同居住在一套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的单元房里,共用一个厨房,经济上仍是一个会计单位,由此重现了一种主干家庭的居住空间格局。
  而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农户,为儿子购买一套婚房不但要倾其所有,而且还要借下大量的债务,还债成为余生的大事,为自己购买养老房成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尤其是对于那些多子的困难家庭,为几个儿子都买房结婚几乎是一生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上楼”对家庭代际居住空间的挤压就非常剧烈了。如果儿子们都能完成婚配,对于这样的家庭而言,“上楼”也就意味着未来一大家子人可能会在一起,由此会形成一种联合家庭的居住空间格局。
  由于在村庄里绝大多数的农户家庭经济收入都比较一般,最后由于很多父母无法单过而形成了“上楼”后主干家庭居住空间格局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不难看出,代际居住空间生产是依托农民家庭的经济分化进行的,它改变了由系列分家模式所形成的多个核心家庭并存的居住空间格局及其逻辑,导致了代际居住空间的多元化表现,最终在村庄中重现了一种以主干家庭为主导的居住空间格局,并由此助推了一种新型代际关系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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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年研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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