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宏伟:中国农民法律信仰的缺失与培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1 次 更新时间:2015-05-21 22: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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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宏伟  
“法律与宗教共享的四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这四种要素赋予了法律价值以神圣性,并且因此强化了民众的法律情感。”[5] 然而,在广大农村,法律却没有处于至上的位置。许多权大于法的现象使得农民认为法律无用,权力可以来主宰法律,权力可以解决许多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从而在农村滋生出明显的泛权力状态,反映了农民心中法律权威性的丧失。

   再次,农民对法律价值的质疑。长期以来,农民习惯性的把法律看作是用来驾驭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一种工具,其目的是压迫、限制和束缚自己的,自己对法律的遵守是迫不得已的行为。因为他们几乎看不到法律具有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和安全等价值要素,看到的只是执法不公、司法腐败、法律虚置的表现,偶尔有一两件展现法律价值的判决,却是“迟来的正义”,这些现象使农民对法律的价值产生了怀疑,所以农民时刻想到的只是尽可能的远离、规避和拒斥法律。农民对法律缺乏信任的态度和心理,反映出农村法治建设困境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因为农村特有的文化底蕴所形成的乡土规范影响着法治在农村的发展,这是长期形成的历史问题,不是法律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如若法律不能体现出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而是强行进入农村,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恰如孟德斯鸠所言:“用法律去改变法律所建立的东西,用习惯去改变习惯所确定了的东西;如果用法律去改变应该用习惯去改变的东西的话,那是极糟的策略。”[6] 

   因此,农民法律信仰缺失的现状和原因,需要我们认真思索和研究,因为它关乎到我国法治现代化的整个进程。

  

   三、农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分析

   法律信仰是信仰主体与信仰对象之间从静态到动态的有机契合。农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概况来说有主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表现为农民自身的心理态度;客观因素表现为信仰的对象——法律的运作过程、完善程度、价值发挥以及法律所处的社会环境。

   (一)人治传统因素。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培植了农民的“权力崇拜”和“权力至上”的信仰和权威观念。因为一个国家要正常运转,必须有一个权威存在,也就是说要培育一种信仰,这个信仰在传统的中国人心中就是权力,而不是法律。因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传统太多,而民主法制传统却很少,所以,“唯权”“唯尊”“唯上”等人治观念使农民不相信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农民不信任法律最终也就导致了其法律信仰的缺失。另外,对农村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和司法人员来说,由于“权力崇拜”的人治思想观念影响,他们往往对法律缺乏敬畏感,认为其行为代表法律,其决定就是法律,其言行都是合乎正义和法律的。这本身就是“官本位”“权本位”的思想在作祟,在他们心中呈现的法律信仰的缺失状态,直接影响并加深了农民对法律信仰的缺失程度。

   人治宣扬的是“权力至上”,法治崇尚的是“法律至上”,法治与人治是对立的,因为“一种权威的强化难免会意味着另一种权威的危机”。[7] 既然我们选择了在农村推行法治,就要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摒弃人治的传统观念,如若人治的传统思想不改变,那么培育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只会是空中楼阁。

   (二)法律制度因素。

   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体法律信仰的对象。对信仰的主体来说,良法的存在是内心法律信仰的基础。法治之所以优于人治,关键就在于其拥有体现公平、正义和秩序价值的良法。良法从其价值上分析应该具有公正的规范体系,我国涉农法律也正向这一法律价值追求的方向努力,但纵观农村法律系统,其不尽人意之处依然存在:农村法律系统并没能解决二元制社会下的城乡差别,宪法宣扬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三农”立法中没能得到很好的体现,比如涉及农民利益保护的农村养老、医疗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农业保险制度的立法严重欠缺、滞后。这些表明农民在权利分配上并不平等,农民被现代中国法律不断推向边缘化。

   另外,我们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存在失误,因为其并没有考虑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我们并没有本土化的传统法律文化基础,有的只是礼俗社会的谦让、服从、宽容、安宁、和睦以及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价值同构,因为“一切社会关系都被乡土固有的伦理规则调整好了,法律只是在社会关系明显遭受破坏时才能派上用场。”[7] 虽然西方的法治思想在鸦片战争之后传到中国,但其从未在中国生根发芽。新中国建立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则是以权力引导和制约社会的一种社会经济运作方式,它重视权力的作用,但却忽视了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这种模式与中国传统的人治主义一拍即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因而更强化了我们独有的权力至上的思想。

   对此,梁治平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我们的现代化法律制度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等许多门类,它们被设计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建构一个现代社会奠定了基础,同时,它们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价值,一种在久远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问题在于,这恰好不是我们的传统,这里不仅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和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了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一种本质上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怎么能够激起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于法律的信仰,而是一开始我们就不能信仰这法律,因为它与我们五千年来一贯遵行的价值相悖,与我们有着长久之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8] 因此,法律制度的设计失误导致人们特别是农民对这种法律制度缺乏信仰,而且我们的法律制度大都是移植西方的,改革时总是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并且没有考虑到农村特有的文化底蕴和乡土规范,所以,农民对法律产生不了信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三)司法因素。

   司法不公现象严重损害了农民对法律的信任感,从法律的精神信仰上制约着农村法治建设的进程。司法公正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法治现代化的灵魂和关键,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对法律的信仰指数。司法腐败的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严重影响了法律在农民心中最朴素的神圣地位,因为在农民潜在的权利意识中,法律应该是伸张正义的底线,合法权益唯有通过法律才能真正获得名份。

   司法不公正影响着农民对法律的热切信仰,其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司法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尽管宪法规定司法独立是一项基本原则,但这项基本原则在具体实施中却面临着很大的困境。从目前中国农村基层的状况来看,司法总是不能摆脱来自各方面权力的干预,因而往往使得很小的纠纷得不到公正的解决。特别是在一些民告官的行政诉讼中,由于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同级政府,并未实现真正的独立,因此在审判中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判决。

   二是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妨碍着农村司法的公正。农民中流传的“法官肩上有天平,哪边钱多哪边赢”、“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司法腐败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腐败可以通过司法来监督和遏制,这正是司法的价值之所在。如果司法本身就已经腐败,那就等于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扇门也关闭了。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的争端,人们就会不在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加以信赖。”[9] 当法律不能公正解决农民的纠纷时,农民就可能会起用最原始的暴力来解决,尽管这样会遭受牢狱之灾。正像卢梭所说“每个人都有权冒生命的危险,以求保全自己的生命。” [10]

   三是农村司法队伍素质不高,司法水平比较低下。我国法院对司法审判人员的管理体制是“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在于,地方人事管理部门为法院配备干部时,往往并不注重人员的业务素质,院长和副院长的安排也只是注重其行政级别而忽视其专业水平,复转军人进法院就说明了这一点。由此,我国现行司法队伍中非专业化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司法队伍的业务素质不强,那么严格司法和提高裁判质量是很难实现的。农村司法不公的实质是司法者对法律的不信仰,既然司法人员不信仰法律,那么又有何理由让农民信仰它呢?(四)中国传统礼俗社会文化因素。“礼俗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在研究启蒙时期社会思潮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其与“法理社会”相对。

   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一种并不具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种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俱来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是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11] 

   中国的农村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礼俗社会,这与礼俗社会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连。因为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地缘性、非经济性、而且带有一定的愚昧性等内在特征,正是传统礼俗社会所凸显的。中国农村的九亿农民生活在礼俗社会中,尽管现代文明不断影响、冲击着乡土规范,加之法律下乡的不断推进,但农民还是不能完全摆脱礼俗社会的洗礼和影响。正如谢遐龄先生所言:“男孩长大了是男人,不会长成女人;女孩长大了是女人,不会长成男人。中国现代化了仍是‘中国社会(礼俗社会或伦理社会)’,不会是‘西方社会(理性社会)’”。[12]生活在礼俗社会中的农民,他们拒斥法律的入侵,因为法律会打破乡土秩序的和谐与熟人社会的安宁。礼俗社会讲求的是一种“仁义、宽让、相安和睦的秩序,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使得农村文明承载着一定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很小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毕竟,几千年形成的乡土文化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就被现代文明所同化。

因此,农民基于此原因所形成的独特的社会关系就决定了法律很难在农村立足,因为乡土规范在农民心中已经根深蒂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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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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