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光锋:公共舆论建构中的“弱势感”

——基于“情感结构”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1 次 更新时间:2015-05-21 09: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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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光锋  

   “屌丝”这一流行语已经成为许多网民带有戏谑性和嘲讽性的自我称谓。与“屌丝”类似的称谓还有“矮穷挫”和“高富帅”、“白富美”等词语。自称“屌丝”和“矮穷挫”,既是一种自我戏谑,自我贬低,也反映了个体的不公感和阶层向上流动固化的弱势感。Szablewicz借助“情感结构”的概念分析了“屌丝”这一概念,认为这一概念看起来是幽默和诙谐的网络用语,也是一个信号,表明年轻人对于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的幻灭感。虽然“屌丝”现象还没有定型并且有时也是矛盾的,但它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迫切的情感认同,借此替代的愿望和流动形式被想象和制定出来。[13] “政治语言不仅表达了由下层社会利益与政治利益所决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且有助于形成对利益的感知。” [14] “屌丝”之类的社会流行语具有政治性,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语言,它既反映了公众的“弱势感”,同时也能够建构人们关于自身与他人关系、自我利益的想象,它将自我“询唤”为“弱者”的主体性。在公共舆论中,类似的流行语往往被用来对阶层固化、阶层冲突、社会不公等议题进行批判,就此而言,这些流行语带有一定的批判性。但它也有可能加剧公众的“弱势感”和阶层之间的对立,导致舆论表达的情绪化。

   在阶层冲突议题上,“弱势感”对公共舆论的建构性作用也比较明显。阶层冲突的频发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显见的现实。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弱势感”是如何嵌入到与阶层冲突议题相关的公共舆论中去的。在阶层冲突议题的传播中,媒体和公众首先习惯于将事件中的“涉及者”符号化,贴上“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标签,这种标签容易建构人们关于事件的认知,即事件的冲突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冲突。例如,在多起宝马撞人事件中,无论媒体还是公众都对“宝马”符号的象征性意义投入很大的关注,“宝马”成为“强势群体”的象征。在杭州胡斌案中,因为对“70码”说法的不满和对公权的不信任,网民发明了“欺实马”这一流行语,并制作了《欺实马欢迎您》《欺实马之歌》等作品。这些作品以讽刺、戏谑等手法表达自己的弱势感、无奈感和对强势群体的批判。还有网民说:“我们都是屁民,我们的生命只是数字,我们的孩子喝着三聚氰胺,我们跨省发帖会被追捕,我们过马路会被撞起5米高……也许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屁民”(shitizen)也是网络造词,自2008年流行后,迅速成为网民自嘲的称谓以及网民批判强势权力的身份词语,它背后反映的也是网民的“弱势感”。

   除了阶层冲突之外,官民之间的冲突也较为频繁,其中一些事件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大量关注。“弱势感”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分配不公以及特权的存在,因此,在官民冲突事件中,公众更容易体验到“弱势感”。在一个官民冲突的事件中,“弱势感”首先以“强-弱”的二元框架体现出来,以此来进行公共表达,表现为对公权的不信任和对“弱者”的同情。如果公众的舆论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或者是公众的要求没有被满足,那么“弱势感”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一部分公众会退出舆论,还有一部分则可能会做出更为怨愤、激进的表达。“弱势感”是公众关注公共议题的推动因素,在“夏俊峰案”中,案件的审判获得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舆论力图影响司法的判决。媒体和公众对夏俊峰的家庭表达了同情,[15]这种“同情”的心理来源之一是公众“弱者群体”的自我想象使得公众进行了情感的代入,体验到了伤害。正如一位网民说,“我们不是同情夏俊峰,而是同情我们自己”。“弱势感”在“夏案”的公共舆论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弱势感”并不仅仅体现在冲突性议题中,也体现在日常化的表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舆论中的“仇富”现象。“富人”常常成为部分网民批判、怨恨的对象,甚至是他们的私人生活也常为网民所“讨伐”,不少与“富人”相关的舆论都带有偏激的色彩。舆论中的“仇富”有多重原因,但公众的“弱势感”、不公感、相对剥夺感等情感(feeling)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四、“弱势感”体验的后果

   “弱势感”已经成为转型时期公众重要的体验,我们在前文探讨了“弱势感”的产生逻辑和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弥漫在公共空间中的“弱势感”如何塑造了公共舆论的特征。“弱势感”的背后是公众对于平等、公正等价值的渴望,尽管他们渴望的可能是不同的“平等”和“公正”。在公共舆论中,它常常表现为对特权、贫富差距、社会不公、阶层流动固化等各类社会问题的不满,这在各类阶层冲突等议题上都有明显的表现。就此而言,“弱势感”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意义。

   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技术改变了“弱势感”的作用方式。借助互联网,拥有“弱势感”的公众“同气相求”,彼此呼应,相互声援,建构群体的身份认同,比如我们前文所分析的“屌丝”、“屁民”等称谓,流行在网络空间,成为网民建构个体身份与群体认同的词汇。

   但,如果公众长期体验到“弱势感”,并且这种感觉挥之不去,那么“弱势感”有可能不断加剧,即感觉“越来越弱势”,这有可能会造成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公众的“政治冷漠症”,“弱势感”可能会导致公众不断降低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并最终形成政治冷漠症。这在网络空间中已经得到数据证明。一项基于沿海地区的调查报告显示,“以上海等为代表的沿海发达城市网民对网络政治参与并未表现出鼓舞人心的积极性,网络中乏有‘热心人’,充满着数量庞大的‘冷漠者’和‘隐形人’。” [16]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冷漠者”和“隐形人”并不是完全不关注或参与政治的,一旦遇到相关议题的刺激或机会,他们有可能爆发出激进性的参与。第二种结果则是加剧了公众的不满和怨恨,催生“怨恨式批评”,即“缺乏任何积极目标的不分皂白的批评”。[17]以此逻辑,如果公众长期感受到自己的“弱势”和“无力”,无法对他们所认为的不公现象和强势群体各类“肆无忌惮”的行为施加惩罚,那么就可能形成怨恨感,在一些特定的议题上不断表现出来。

   在“怨恨感”的制导下,“报复”的冲动将可能带来舆论的激进化,比如采取带有暴力性的语言,将事件中的当事人符号化为特定的阶层或群体。“网络空间民意往往表现出强烈的盲从,那是对于事实的高度符号化反应,只要涉及强势群体,如官员、富商、警察、城管、专家,民意便几乎一边倒地呈现出否定性评价。” [18]为了缓解“弱势感”,公众还有可能会诉诸民粹的力量,将“弱势群体”道德化和神圣化,赋予弱势群体的“意志”以神圣的权威性,这有可能带来舆论中的“反智倾向”。“弱势感”或许可以解释网络中的这种现象:一边是网民的漠不关心,一边是网民的“义愤填膺”。

   作为不少阶层之间共享的“情感”,“弱势感”虽有批判性,却难以达到平等和理性的对话。因为“弱势感”的实质是“弱势”与“强势”身份的不断区分。在这一逻辑中,“强势”和“弱势”带有流动性,因时而异,因地而异。[19]这种身份区分便意味着对话的主体是不平等的。“弱势”与“强势”的二元对立成为一些舆论的主导框架。

   五、媒体与“弱势感”建构

   人们对何为“弱势”、何为“强势”的感知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弱势群体”、“强势群体”都是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知识”,是在平等、公正等理念下建构起来的“知识”。在这种知识的建构和传播上,大众传媒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弱势群体”的概念自2002年3月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上使用以来,逐渐成为流行的概念,媒体是重要的传播主体。这一概念逐渐成为人们建构身份想象的词汇,甚至拥有跨越阶层的使用者。

   媒体的一些日常化的报道也建构了公众的弱势感,比如媒体的炫富报道。奢侈的生活、富豪的婚礼、“大款”的挥金如土都成为媒体频道报道的主题,这些议题的报道有可能会加剧公众的不公感和弱势感。在拆迁冲突、医患冲突等议题上,媒体建构了一种悲情叙事的手法。邱玉蝉在研究台湾媒体对医病形象的建构时指出,病人与其家属被媒体引述的内容大多为他们可怜的景况,与一种“受害人”的悲情,虽然这可能引起读者之同情,但却再制了病人弱势的一面,再现的是病人的弱势对照无法撼动的医疗机构,强化了权力关系的落差。[20]大陆媒体在报道拆迁、医患等议题时,也倾向于呈现“弱者”的苦难、悲情,这一手法有可能强化公众的弱势感。

   媒体人自身也是带着“情感”进行报道的,“在转型社会,他们无法真正做到‘零度情感’”。[21]被拆迁者、遭遇不公平对待者、被“强势阶层”欺辱者等群体常常能够引起媒体的关注。而对“强势群体”则容易表现出“怨恨”的情感,“受个人生活经历或特定社会情境的影响,一些调查记者对政府官员等强势群体怀有比较偏激的反感情绪或‘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 [22]这从最近几年的媒体报道领域上可见一斑。

   在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上,《南方周末》以及都市报体现出一种与党报不同的“情感结构”。《南方周末》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带有精英色彩的“同情”。例如《南方周末》记者李梁说:“我们对工人、农民,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弱势群体有着天然的同情和悲悯。我们怀着底层立场行走江湖,以笔为旗,替天行道。我们甚至怀着天然的道德优越感——我为穷人说话,如同真理在手,报道天然正义,对报道的批评就是恶意的攻击,就是对弱势群体利益的漠视,在道德上是不齿的,应该受到谴责。” [23]《南方周末》对于“弱势群体”的报道更多针对“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和遭遇的不公。[24]而一些都市报在一些涉及“弱势群体”的报道上,则常采用悲情叙事的手法,或者是民粹式的批评,这背后的原因或许与制造轰动效应的需求、媒体人自身的职业理念有关。当然,它也与媒体人自身在政治、商业双重夹击下的“弱势感”有关。最近几年,随着新媒体的冲击、发行量的下降、话语权的衰落,还有政治因素,媒体人的“弱势感”日益强烈,表现在报道领域,就是新闻炒作、新闻煽情、狂欢、“怨恨式批评”等问题,尤其是在阶层冲突、官民冲突等议题上。媒体的这种报道风格,虽然有助于推动国家对弱者的关注和国家政策的改进,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加剧公众的“弱势感”。

   注释:

   ①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不同群体“弱势”感受对比分析报告:“弱势”缘何成普遍心态》,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3402538.html

   ②《“弱势感”何时消散?》,《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3月29日

   ③赵国新:《情感结构》,《外国文学》2002年第5期

   ④《雷蒙德·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与几个相关概念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4期

   ⑤雷蒙德·威廉斯著,倪伟译:《漫长的革命》第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⑥雷蒙德·威廉斯著,王尔勃、周莉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141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⑦杨击、叶柳:《情感结构:雷蒙德·威廉斯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遗产》,《新闻大学》2009年第1期

   ⑧吴晓锋:《当代中国社会不公感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⑨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⑩[12]马克斯·舍勒著,罗悌伦、林克、曹卫东译:《价值的颠覆》第10页,第1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11][17]成伯清:《“体制性迟钝”催生“怨恨式批评”》,《人民论坛》2011年第18期

   [13]Marcella Szablewicz: “The ‘losers’ of China’s Internet: Memes as ‘structures of feeling’ for disillusioned young netizens”China Information. 2014Vol. 28(2) 259–275.

   [14]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第37页,汪珍珠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5][19]袁光锋:《同情与怨恨:从“夏案”、“李案”反思“情感”与公共性》,《新闻记者》2014年第6期

   [16]李亚妤:《互联网使用、网络社会交往与网络政治参与》,《新闻大学》2011年第1期

   [18]陈龙:《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垄断策略》,《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20]邱玉蝉:《医病形象的媒体建构:医疗纠纷抬棺抗议新闻分析》,《新闻学研究》(台湾)第93期

   [21][22][23]白红义:《从倡导到中立: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角色变迁》,《新闻记者》2012年第2期

   [24]杨俊菲、王璐:《媒体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南方周末〉的内容分析为例》,《今传媒》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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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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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记者》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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