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云:略论十七年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调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8 次 更新时间:2015-05-17 21: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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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云  
广西通志馆组织研究人员到玉林等32个市、县调查石达开回桂等史实,访问300多位老人,记录近20万字资料(37)。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100余人于1956年6月间在苏州、无锡等地进行“太平军在苏州”调查(38)。1958年11月,杭州师院历史系赴绍兴等地调查太平天国起义,访问28人,召开六次座谈会(39)。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也于1965年赴合肥、安庆、南昌、九江,以及天津、济南等地,进行40余天的太平军北伐、西征历史调查(40)。

   辛亥革命亦成为近代史研究者关注的热点。1955年湖北成立“征集辛亥首义史料小组”,向首义老人征集史料(41)。在1961年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实地调查的方法颇受研究者重视。戴学稷《辛亥革命时期呼包地区的起义斗争》一文便主要利用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所作调查访问资料写成(42)。湖北方面则开展了“辛亥革命前后武汉地区工商业情况的典型调查”和“辛亥革命前两湖会党的调查”(43)。扬州师院历史系1957年成立“中国近代史乡土资料调查队”,赴上海、苏州等地采访辛亥革命的亲历者,历时近三年,获取了大量口述资料(44)。由祁龙威整理的调查资料提交辛亥革命讨论会作为献礼,邵循正推荐祁龙威在大会上介绍实地历史调查的经验(45)。篇幅达50万字的《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196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后,陈旭麓撰写书评予以高度评价(46),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亦引用此书的调查报告。

   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相比,义和团运动可资参考的文献资料较为贫乏。文献无证,实地调查便显得尤其重要。山东作为义和团的发源地,极重视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调查。山东大学历史系在听取中科院近代史所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义和团调查提纲,于1960年初派56名师生分赴鲁西南、安徽、江苏、河北四省27县调查;1965年底至1966年初,41名师生分赴鲁西南、河南、河北等三省34县调查。这一调查前后共取得近100万字颇具学术价值的资料,受到海内外学界称许和重视。(47)南开大学历史系与天津历史博物馆、天津市文化局合作,于1958年至1960年组成“天津义和团运动调查队”,共采访1114人,其中团民123人,获得几十万字的口述资料,形成详细的调查报告油印成册,深受学界称道(48)。四川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科学院河南分院历史研究所也在四川、河南等地开展义和团史事调查(49)。1959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对京津一带的义和团进行五天的实地调查,访问了当年参加义和团的大师兄和二师兄(50)。

   除“三次革命高潮”之外,近代史上大大小小的下层民众的反清起义均成为历史调查的用武之地。这些调查数量繁多,难以尽述,只能择其要者概述于下。

   捻军影响较广,颇受重视。1957年底,安徽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派调查小组至涡阳、亳县进行为期三周的调查访问,走访93个村镇,访问324位老人和干部(51)。1958年秋,历史研究室正式组织“捻军调查组”,赴皖北涡阳全县和蒙城、亳县、濉溪及河南永城,进行为期两月的捻军史实地调查。调查组拟订《捻史调查计划和提纲》,共调查大小集镇村庄300余个,访问1000余人次,搜集到大量有关捻军的口述资料。(52)合肥师院历史系也在1961年组织进行了捻军历史调查(53)。

   再如同治年间的陕西回民起义,震惊清廷,统治者的档案文献称之为“回乱”。1956年3月至1957年6月,民族学家马长寿组织西北大学师生,在关中地区18个县市进行实地调查,获取大量详细史料(54),整理后编成《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55)。

   对于近代西方列强侵略及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历史调查也所在多有。广西成立中法战争史调查组,自1960年3月始,历时半年,调查了广西宁明、龙津等地,及广东钦县七县,南宁、凭祥二市,编写出《中法战争调查记》(油印稿)(56)。广州市人民政府民教科于1951年6月28日在三元里区召开调查会,着重调查平英团发生、发展和斗争之经过(57)。中国史学会广州分会成立“1899年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调查工作团”进行实地调查(58)。华中师院历史系组织人员赴圻春、武穴等地进行教案调查,所获调查资料为章开沅写文章所用(59)。四川大学历史系、西南师院历史系则组织调查了1886年爆发的四川大足教案(60)。

   近代史调查大多发挥地域优势,着眼于调查本地的近代史事,但也不乏跨越地域的调查。如华南师院历史系几名教师于1957年赴山东各地以及河北的天津、保定、北京,进行义和团史事实地调查,历时57天,收获颇丰(61)。一些近代史研究者也根据个人兴趣或研究所需而进行调查。如中科院近代史所的荣孟源1950年即赴山东调查捻军遗迹(62)。朱偰于1952年到捻军领袖张乐行家乡——安徽省涡阳县张老家村,调查访问张乐行从曾孙张羹材,理清张乐行家族世系,并提出张禹爵与张五孩并非同一人(63)。江地于1958年至山东、安徽、江苏等省专门进行有关捻军的调查访问,历时40天,获得蒙城、涡阳两地捻军领袖后人的不少口述资料(64)。祁龙威也专门就东捻军失败、赖文光被俘进行调查(65)。钟文典、萧辛于1956年夏进行“永安教案”调查(66)。最为有名的当属彝族学者刘尧汉。他对哀牢山区11县先后进行四次实地调查,发掘出清代哀牢山区以李文学为首的农民起义。此次起义以彝族为主体,并有汉、白、哈尼、傈僳、傣、苗等民族参加,历时23年,声势颇大,却不见于正史记载。调查材料在《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1957年第3期和1963年第1期发表后,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中科院近代史所编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也引用了这些资料。

   近代史实地调查所得材料往往颇具影响。如学界对于三元里抗英斗争中“社学”的性质和作用存在争议。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乃于1960年初分头调查115个乡村,访问611位老人,共调查了38个“社学”,并据此认为“社学”由地主士绅所掌握,在反侵略斗争中并未起过组织领导作用。这次调查及其结论受到学界高度关注。(67)“祝大椿在上海设立源昌机器五金厂”作为中国近代工业产生时期的一则重要史实,被多种著作载录。谢商等人辗转找到祝大椿所创办的第一个企业“源昌号”的老职工及祝氏次子进行调查,经分析认为所谓“源昌机器五金厂”竟是祝氏为骗取清政府的爵赏而虚构出来的(68)。

   在十七年间,中国现代史(1919—1949)实质上被纳入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范畴,与意识形态建构具有一定同构性。因现代史离当下更贴近,实地调查也更为便利可行。何遂在1957年全国人大会上建议,各地大学的历史系应该抽出力量来调查整理当地现代史资料,以此推动现代史研究(69)。

   中国现代史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故在十七年间得到大力提倡,但其实际状况难如人意。在1956年7月高教部召开的文史科教学大纲审订会上,各校课程表上的“中国现代史”只是空有其名(70)。1956年制定的《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将“中国现代史(1919—1949)”作为“需要加强的空白和薄弱学科”(71)。1958年“厚今薄古”讨论后,“中国现代史”的重要性被提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实地调查作为加强现代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受到推重。尤其是曾作为革命老区、有较多革命史资源的地区,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组织推动下,现代革命史与党史调查一度形成热潮。

   湖北省委对党史调查最为重视,于1958年成立湖北省委党史调查团,以高校历史系师生为主力军。1958年11月,武汉大学历史系师生150余人奉省委之命,赴鄂豫皖根据地12县调查党史,历时三个月,先后访问7247位革命老人和当地农民,召开1476次座谈会,搜集各种原始资料(卡片、回忆录、调查访问录)约861万字,搜集革命歌谣600多首,并根据这些资料编写出各县的党史资料汇编(72)。华中师范学院师生100余人于1959年元月深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党史调查,访问老人和群众907人,举行座谈会468次,收集资料170余万字,编写洪湖、荆门、石首、长阳等四县革命史初稿和大事年表(73)。

   1958年12月,江西省委组织干部和江西师院历史系师生共150人,组成“赣东南革命史料调查工作队”,分赴瑞金、兴国、宁都、广昌等十五县进行为期四个月的革命历史调查,共访问4095名革命老人和群众,举行了532次座谈会,收集和整理各县、公社综合资料、专题史料、革命故事、访问记录等材料达816万字,且于1959年编纂出《中央苏区胜利县革命史料汇编》《宜黄革命史资料》等(74)。

   海南师专文史科师生在海南区党委指示下,于1959年2月组织“海南革命历史调查组”前往海南各苏区进行调查,整理出史料540件,计40余万字(75)。

   高等院校也积极主动地投身现代革命史调查之中。如合肥师院历史系学生在皖南地区进行党史调查,撰成《抗日战争时间新四军在皖南革命斗争的概述》(76)。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自1958年开始考察川北老革命根据地,1959年暑假又组织调查搜集成都、重庆、华蓥山等地的革命史资料(77)。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师院历史系师生共42人组成“川陕革命根据地通南巴地区调查队”,于1959年4月至6月赴川北进行革命史调查,在通南巴三县19个区,访问当年的革命干部和群众1700余人,编写出15万字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通南巴)简史》(铅印本)(78)。

   革命史调查也并不限于本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师生40余人于1959年初赴广西僮族自治区革命根据地调查革命史,先后至百色、康兰等地调查收集了一批革命史料,编成右江、左江、柳北、马泗等地的革命史资料(79)。厦门大学历史系于1959年初组织师生深入福建长汀、上杭、平和、漳州,江西瑞金、广东梅县、海南等17个县市的老根据地,调查访问近2000人次,收集资料500余万字,写出《闽西人民革命史》《闽南人民革命史》,上杭才溪乡等老革命根据地史,以及六个侨乡的调查报告(80)。

   在革命史和党史的相关调查中,高校历史系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各省的专业历史研究机构亦不可忽视。如中国科学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组即着重研究湖北地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首先是从革命根据地史料调查开始的”。1958年4月至11月,这一机构完成了红安、麻城两县的革命根据地史料调查,共收集30万字的史料。(81)中科院河南分院历史研究所在1958年至1960年间,先后八次进行焦作煤矿史、白狼起义等专题历史调查(82)。

   1958年“史学革命”开始后,撰写厂矿史、公社史蔚然成风,且与中国现代史(党史、革命史)调查紧密结合起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在劳动中进行调查访问,和劳动人民一起编写工农商学兵的历史”(83)。南京大学历史系“规定学生在四年级下学期做毕业论文时,以进行调查实习为主,学习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写劳动人民本身的历史”(84)。西北大学历史系则“组织了青年助教和学生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工厂农村,作实际调查研究工作,目的在于编写一部劳动人民的历史”,大家认为“通过实际调查研究,编写劳动人民的历史,生产的历史,这是历史研究的新道路”(85)。

1963年在毛泽东推动下兴起“四史运动”(指家史、村史、工厂史、公社史),被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大业之一”(86)。由于“四史”与现代史时限接近甚至重合,胡华强调指出,“四史运动”可以“为中国现代史、革命史、党史以及经济史、文化史等,提供极为丰富而确凿的史料纪录”(87)。编写“四史”特别着重实地调查,实质上“是一次深入细致的社会历史调查和研究的过程”(88)。难以计数的“四史”著作大多完全依据实地调查资料来撰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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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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