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彭德怀“意见书”的复杂背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8 次 更新时间:2015-03-02 13: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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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双有  

  

   彭德怀因为一封“意见书”,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头子,被关押了15年,批判了18年,受尽了人生的磨难。

   彭德怀又因为这封“意见书”,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忠臣”“第一武将”“第一个大写的人”!意见书毁灭了他的躯体,却成就了他的英名。这封意见书成了现代历史上永远闪耀着真理和正义光芒的不朽丰碑!

   关于这封意见书的内容、后果及其影响,我们已经说的不少了,但是对这封意见书产生的复杂背景却说的很少,很有必要予以专章论述,让后人知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递给毛泽东的“意见书”,不是偶然兴起,不是一时冲动,更不是什么历史积怨和私人成见。

   首先是他通过长期调查研究,发现了大跃进的种种乱象和人民群众遭受到的苦难。

   1858年初期,彭德怀参加了党中央鼓动大跃进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听了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几次讲话,以及与会者的发言和讨论之后,对大跃进由怀疑变为支持。他在发言中由衷地赞扬:“南宁和成都会议的伟大收获,不仅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而且对于解决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等矛盾的方法,也有了正确的措施。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6亿人民中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个新发展。”并深刻检讨自己“思想长期落后于客观形势”。在发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结束后的3个多月里,他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样,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深入部队和农村进行考察,对大跃进的“成果”予以赞扬和肯定。

   但是,当他真正深入农村,走到农民中间,走到田间地头,才发现了大量脱离实际、违背民意、破坏生产力的现象,使他对大跃进由肯定而怀疑,由怀疑而反对。他到西北地区调查,发现一些县几万人、几十万人组成一个大公社,要学习河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贫农要求“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大家一起“吃食堂”;而富农却不愿全部交出生产资料,有的把牛、毛驴杀掉,有的把未长成的猪羊鸡鸭杀掉。这种一哄而起的“共产风”,对农村经济和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

   有的地方大炼钢铁,把大量粮食、棉花、蔬菜抛撒在地里。而公共食堂的大锅里,有的是面糊煮土豆,有的是清汤煮菜叶。社员们被上面的号令驱使着,今天“大办”这个,明天“大办”那个;今天这儿“放卫星”,明天那儿“插红旗”,到处都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然而仔细一看,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营养不良;仔细一听,他们一个个牢骚满腹,怨声载道!

   彭德怀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在陕西延安调查,看到一片贫穷破败景象,对弄虚作假的基层干部予以严肃批评。到安徽调查,副省长张恺帆接待了他。二人对大跃进兴起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深有同感,都觉得问题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了。

   离开安徽,他来到湖南,由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先到湘潭乌石(彭德怀故乡)、韶山(毛泽东故乡)和株洲。在乌石他看到,公社为了搞居民点,有的房子空了,有的房子拆了,做饭的锅都砸了。在自己的旧居召开调查会,了解到基层干部打人骂人、训斥体罚现象很严重;安排劳动,不照顾妇女生理特点,到处大兵团作战,把一些妇女折磨得苦不堪言。他还看到1 000多人集中在一块20亩土地上大搞深翻,看起来热热闹闹,实际上纯粹是浪费劳力。

   他来到毛主席的故乡韶山,知道那个大队吃了偏饭,得到了很多单位的支援,1958年也只增产14%,公共食堂尽是喝稀饭。随后他来到自己闹革命的发源地平江(这年正好是平江起义30周年),周小舟介绍,这是个刮“共产风”比较严重的地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也厉害。他在平江参观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发现了一些造假现象;在一些农村食堂调查,发现已经到了缺粮断顿、难以为继的地步,社员们一个个面带菜色,唉声叹气,却不敢说真话。他正要找到基层干部问一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忽然一位红军时期伤残的老战士赶过来,悄悄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用民歌样式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

   彭德怀拿着这凝聚着无数农民痛苦与渴望的纸条,只觉得如一团烈火烧着自己的手,烫着自己的心,内心一阵阵刺痛!30年前自己在这里带领广大民众造反起义,红军战士跟着自己抛头颅洒热血,目的就是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让人民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可是现在广大农民竟又陷入苦难和饥荒的境地!这究竟是为什么?自己难道不应该为人民“鼓咙呼”吗?

   其次,彭德怀到东欧和苏联访问,也产生了向中央反映问题的动机。

   庐山会议之前,1959年4月,彭德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赴东欧和苏联访问。所到之处,受到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他们一致称赞彭德怀是抗美援朝的“大英雄”。但彭德怀没有被掌声和鲜花所陶醉,而是热情访问,仔细观察,既要传达中国人民的友谊,又要学习外国的经验。

   他们原以为,东欧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其它各国也不断出现游行示威行动,说明这些国家搞得不好,人民生活困难,导致人心怨愤。不料实地考察之后,大为惊讶!人家的国家搞得不错,人民生活十分富裕。很多地方家家住上了别墅,开上了汽车,50%以上的家庭用上了冰箱洗衣机电视机;一些家庭环境草木葱茏,鲜花盛开,如公园一样。彭德怀一路走着赞道:“共产主义在哪儿?就在这儿!”

   可是这里的老百姓为什么还要闹事?原来,这些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毗邻,几步就能走到西方,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和西方相比,差距很大。于是就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发出抗议的声音。

   有一件事让彭德怀深受刺激。在东德访问期间,一位国家领导人陪同代表团查看东西柏林界线时谈到,对面的西德在拼命搞福利社会,想以此炫耀他们制度的优越。最近他们把每人每年的肉消耗量提高到了80公斤,对东德形成很大压力。他们希望彭总向中国政府转达并争取一下,让中国向他们大幅度增加肉食出口,供东德人平肉食量达到每年70公斤。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他们从中国报纸宣传上得知,中国现在正掀起大跃进狂潮,“卫星”不断上天,那里的粮食、肉类肯定堆积如山,老百姓肯定吃不完,因此他们希望中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他们一下。

   听到这些老外的请求,彭德怀有点哭笑不得。他经常在中国农村调查研究,对大跃进的“成果”最熟悉不过了。他沉默许久,说道:“转达是可以办到的,但能否争取到满足你们的需要,我看是很困难的。据我不久前在一些地方调查,报上的宣传有许多假话,有的地方老百姓不要说吃肉,吃粮也是半饱而已!”(这又成了彭德怀的一个罪名:在国外攻击污蔑大跃进大好形势)。

   彭德怀与随行人员进行讨论:我们中国人每天吃多少肉?当然我们这些吃“皇粮”的,每年吃10来斤肉是可以的。彭德怀说:“我们的老百姓呢?吃多少?他们要听说人家希望我们帮助每人每年吃到七八十公斤肉,不知作何感想啊?”(彭德怀可能不知道具体数字,可以断定,当时中国几亿农民恐怕每人每年连1斤肉也吃不上!)。

   说道这里,代表团一位同志感慨道:“还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好啊!从来没听说哪里因生活困难闹过事!”彭德怀问:“这是为什么呢?”那位同志答道:“我们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好,人民在旧社会苦惯了,心里有个对比……”

   彭德怀当着许多同志,突然提高了声音:“我们不能自我安慰了!我们应当想想,哪些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中国的老百姓!是的,我们的人民好,苦惯了,但这不能作为推脱责任的理由。中国人吃几斤肉就够了,人家吃70、80公斤就应当?现在竞争的不是东西德,不是东西欧,而是东西方!你落后10年8年可以,久了,人家就要比垮你,老百姓也不会答应你……”

   在匈牙利访问时,同国防部长谈话中,了解到匈牙利事件的深刻教训:除了某些“坏人”利用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外,主要是由于肃反扩大化和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所致。在和卡达尔谈话时,彭德怀感慨地说:“敌人并不可怕,最怕的是党的路线不正确和党的作风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最深切的体会。”

   这就是彭德怀访问东欧、苏联的“观后感”,也是彭德怀后来写意见书的强大动因——他从东欧的访问中发现了中国和东欧的巨大差距,从大江南北的深入调查中发现了大跃进问题的严重性,进而使他认识到反映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性。于是他在火车上对一位同行的元帅说道:“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来,也会出匈牙利事件!”实际上他一直在急切地思考着:自己如何在会议上向中央和毛泽东提意见、提建议。

   这样说来,毛泽东和一些大员在庐山会议上,指责彭德怀从国外一回来就“急急忙忙写意见书”,是有“国际背景”,是“里通外国”,并非“空穴来风”。但彭德怀的“通”可不是像秦桧、汪精卫一样企图颠覆国家和出卖国家利益,而是而是一腔热血忧国忧民,为了让国家消除贫穷,为了让人民摆脱苦难,何罪之有,何错之有!

   第三、从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中受到启发,产生了提意见的动机。

   在上海八届七中全会上,彭德怀和陈云住在一起,饭后二人一起散步,谈话十分投机,对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等问题,二人均持反对意见。在大会讲话中,毛泽东不知为何,激动地提起历史旧事,一连串地指名道姓批评了不少干部,提到彭德怀时,说:“彭德怀是恨死了我的……”彭德怀正莫名其妙,毛泽东却赞扬了陈云,说他不同意公布1958年的粮食指标,主张钢铁指标下降是正确的,“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上”。(他可不知道,陈云最敬佩彭德怀,曾说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如果都像彭德怀一样,就能避免文革的发生)。

   为了鼓励人们讲真话,毛泽东讲起了明朝故事,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用刑,甚至廷杖致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上海会议后,彭德怀到东欧各国访问前,特意找来了有《海瑞传》的那一卷《明史》,有半个月时间,这本线装书常置案头。

   读了李锐先生提供的这些材料,心里不禁生出感慨:毛泽东一发出学习海瑞的号召,彭德怀真的就开始认真阅读《海瑞传》,他肯定被海瑞为民请命、刚正不阿、直言上书的精神所感动,他真的要做当代海瑞吗?

   巧合的是,还有一个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在同一时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写作了著名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歌颂为民请命、刚正不阿的海瑞精神,竟然给自己带来一场震撼全国的悲剧!这就是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

   毛泽东不经意的一次讲话,竟然把三个历史人物莫名其妙地牵到一起,在中国政坛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上海会议后,4月29日,毛泽东向全国各级干部发出的《党内通信》中,继续强调他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主张讲真话:“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的而又勉强讲能够做到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边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彭德怀在国外就听人转述过这封信,回国后又仔细地研读。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对敢讲真话的彭德怀无疑是一种很大的激励。

   第四、在会议上直言不讳提了一些意见,却收效甚微,不得已才写了那封“意见书”。

满怀着忧国忧民的一腔热血,彭德怀急匆匆来到庐山。会议的前期是“神仙会”,那些大员们游山玩水,吟诗作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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