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华:关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4 次 更新时间:2015-02-14 10: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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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华  
把它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比较,分析洋务运动所以失败而明治维新所以成功的原因,就很有启发意义。

   在运用比较研究法时,要特别注意可比性原则。所谓可比性原则,即是比较的对象必须具备共同的基础和联系。雷蒙德·格鲁在《比较历史研究概论》中就一再强调:“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在于对那些已被抽象地称作可资比较的集团、事件、机构、观念进行比较”。他又说:“我们可以学会从类似的或不同的解度,对人类行为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的对象没有可比性,就不能进行比较。否则,得出的只能是牵强附会的结论。比如,我曾在网上看到过一篇文章,把毛泽东和希特勒拿来比较,由于这两个人物没有丝毫的可比性,所以那篇文章得出的一些观点或结论纯属胡说八道,没有任何的科学性。

   近年来,随着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传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借用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并取得了不少成果。思想史研究中引用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这对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扩大了文献资料的使用范围。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多着重于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解读。但长期以来,能用来作为思想史研究文献资料的不外“儒家的经典及注释、诸子的解说、文集、语录、正史、传记”等等,而很多的考古资料,如“器物或图像资料、数术方技文献”以及历代的历书、则例、类书、蒙书、方志、族谱、档案和其他一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文献资料则没有纳入到思想史研究的资料之中。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思想史还是像哲学史一样,讨论的重心还是集中在精英和经典”。[13]但自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中国思想史研究之后,原来那些没有或很少在思想史研究中使用的文献资料则得到了广泛运用。比如葛兆光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就大量地引用了中国早期的星占历算、祭祀仪轨、医疗方技、各种类书、私塾教材以及碑刻造像、书扎信件等资料,来说明“一般的知识、思想 与信仰”。

   其次,非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得到重视和利用。除文献资料外,一些民间信仰、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礼仪节日、图像音律、碑刻字画等非文献资料所记载或反映的可能是一种有着更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想,但由于文献资料尤其是那些官方的文献资料或精英留下的文献资料对此没有记载,或记载不多,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几乎没有利用过这些非文献资料。而西方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田野调查,对大量的、散落在民间和社会上的非文献资料进行发掘、整理和利用。因此,随着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非文献资料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开始得到重视和利用。口述资料是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但和非文献资料一样,口述资料在以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也很少甚至没有被利用过。口述资料的被重视和利用也是在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被引用到思想史研究之后的事。

   再次,改变了中国思想史的书写方式。我们以前书写的中国思想史,基本上是精英思想史。比如,在学术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侯外庐先生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就是以不同时期的精英思想为主轴而架构起来的。除侯外庐外,胡适、梁启超、冯友兰、钱穆等其他人书写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也都如此,都是精英式的,很少能看到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但这种情况现在有了改变,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受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开始利用原来很少利用的一些文献资料、非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来研究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甚至有学者以不同时期的一般人或社会大众思想为主轴来架构自己的中国思想史著作。这方面最成功也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葛兆光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思想史,重视一般人或社会大众思想的研究,这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大进步,值得充分肯定。但矫枉不能过正,不能只研究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而不研究精英的思想。实际上,一部中国思想史,既要包括精英人物的思想,也要包括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既不能以精英人物的思想为主轴,也不能以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为主轴,因为历史既不是精英人物独自创造的,也不是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独自创造的,而是精英人物和社会大众共同创造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场景下他们的贡献有多有少而已。

   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实际上,不只是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西方其他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如系统论、结构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传入,都对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当然也包括中国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起过或多或少的作用。就此而言,我们对来自于西方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持积极开放的态度。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或主要的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或次要的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西方社会史以及西方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传入,也给研究者带来了一些问题与困惑:

   首先是对史料与理论关系形成颠倒的错误认知。“论从史出”,这是史学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在对史料的解读中我们要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全面系统地占有资料,实事求是地分析史实,才能得出自己的结论,史料与理论之间是相互的,理论是从史料中得到的,史料也能用理论去验证,所以对于肢解史料以有利于自己的论证的做法是史学界尤其反对与警惕的。但是,近几年随着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许多学者开始运用“公共空间”、“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等范式进行思想史的研究,研究中常常采用的是先立论后举例子的程序。这样的做法一方面可以扩大研究视域,但是如果运用不当则会出现“以论代史”的现象,在已有“结论”的引导下去寻求史料,而达不到“论从史出”的要求。

   其次是阐释的“过度”与概念的“滥用”。当带有后现代色彩的“话语分析”模式传入中国时,给研究者带来了一种“不良”的暗示——在研究中可以从文本到文本,依据自己的理解去阐释历史。这种暗示的危险是,从文本到文本的方法会产生阐释“过度”的现象。黄兴涛就对“想象”、“神话”、“吊诡”等名词在史学研究中的“滥用”提出过批评。他指出,许多人往往把带有想象性特点或者说曾有“想象”因素参与其中的历史认知过程,与“想象”作为根本性质的事物混为一谈,好像人类除了“想象”外,便无其他的思维活动;“神话”的标签也到处贴,并且使用的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概念。[14]

   另外,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时,受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将更多的关注下沉到民间,力图通过阐释与分析民众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以还原历史场景,但是却忘却了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即理论的要求,所以文章显得支离破碎,没有理论深度,这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没有到位的结果。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更多地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打通不同学科,实现学科更好的结合;在引进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时,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研究实际,将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中国化”,从而建立本土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范式。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2] 李鸿章:《复曾相》,《李鸿章全集》第5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607页。

   [3] 李鸿章:《复出使日本大臣黎莼斋》,《李文忠公尺牍》第7册。

   [4]《清史稿·列传》第173,《文祥传》。

   [5]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6] 《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7] 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60页。

   [8] 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73页。

   [9] 列宁:《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3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0页。

   [11] 丁伟志:《重评“文化调和论”》,《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467页。

   [13] 葛兆光:《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新哲学》第1辑,第294—295页。

   [14] 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文章引自近代中国研究(http://jds.cass.cn/Item/23693.aspx)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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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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