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明:就职宣誓制度的程序性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8 次 更新时间:2015-01-27 22: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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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月明  
这种支持通过努力在成员中灌输对于整个体制及在其中任职者的合法感等途径获得。[8]就职宣誓仪式就是一种生动的使社会成员获得对任职者产生合法感的形式,是选举结果最终的“尘埃落定”,它赋予了宣誓者所执掌的权力以合法性,能够得到民众和各党派的广泛认同,从而产生巨大的公信力。

  

   三、就职宣誓制度对国家权力及其转移具有规制性价值

   规制国家权力是宪法程序极其重要的价值之一。宪法程序能够在平等、自由、理性等程序价值要素的基础上保障国家权力在法律的范围内正确行使,实现政治决策的合理性;缺乏宪法程序的制度性保障,国家权力就会被恣意滥用从而导致专制。没有宪法程序的保障,宪政便无法摆脱人治的窠臼,民主法治便难以真正的建立。合理的宪法程序设计对于控制国家权力,限制恣意的国家权力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就职宣誓制度作为一项宪法程序在使权力获得合法性的同时,既是对国家权力转移行为的法律规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宣誓就职者合法行使权力的意识。

   1.定期并公开举行就职宣誓仪式,表明任何人获得一项国家重大的权力必须以法定、公开的方式进行,权力的转移和交接必须是公共行为而非少数人私下的内幕交易。与权力转移的实体规定(如任期、任届、选举等活动)相比,程序性的就职宣誓仪式更能够提供一个客观、具体、清晰的权力交接的边界,减少权力交接过程中的纠葛,防止权力交接过程中矛盾的发生。现代宪政国家的权力交替,尤其是最高国家权力的交接是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的,民主的核心是强调参与,公民公开、平等、自由地参与对权力行使者的选择并作出最终决定,此时民主更是一种程序。民主的过程就是民主程序的展开过程,对选举结果的共识首先建立在对程序的共识的前提之上。人们对程序的共识比各自的价值信仰和选择目标更为重要,只有在程序基础上的民主才具有超越文化价值的普遍意义。就职宣誓制度作为理性、民主和公开的机制,既可以消除分歧和反对派的不满,更能够保证权力转移是在公众参与和注视之下进行的,从而防止权力为少数人垄断而沦为少数人的专利。有学者在评价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宣誓就职仪式时认为,就职宣誓这样的一种政权的和平与法定的交接仪式,“使得阴谋家没有了市场,使得所有想要发挥自己才能的人,要通过正当的程序,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取得最高的权力”。[9]由于就职宣誓仪式下的权力转移要直接面对公众,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就反向制约了就职宣誓之前的权力转移过程,保证权力的转移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进行。

   2.领导人参加就职宣誓仪式,向宪法和民众郑重起誓(有些国家的宗教传统还要求向上帝起誓),或多或少能够产生对宣誓领导人的心理压力,增强其行使权力的神圣感、使命感,培育政治家们的宪法意识。就职宣誓制度有利于启动宣誓者内心的道德资源,运用道德规范的力量约束宣誓者的权力行使行为。就职宣誓是一种内在的约束,而且这种内在约束的作用有时是非常强大的。庞德认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道德、宗教和法律。”[10]就职宣誓可以说是集以上三种手段于一身,是宪法、法律、道德和宗教对宣誓者的共同控制。而在就职宣誓仪式中加人宗教元素的国家,超自然力量的介入所起的压制作用可能远甚于法律与道德的约束力。在神圣的就职宣誓仪式中,宣誓者或对着宪法,或手抵圣经,亲口诵读来自于宪法或法律规定的誓词,有助于宣誓者宪法信仰的确立,让领导人体验到宪法的神圣,感知到行使权力的压力。宣誓者所作的承诺,不仅要受到监誓人形式上的监督,而且要面对监誓人背后的广大民众的监督,宣誓者必将承受无形的社会压力。同封建社会的王权至上、君主无需对任何人负责不同,现代国家的就职宣誓制度是以领导人向民众负责为前提的,即使是立宪君主制下世袭的国王也要向民众宣誓,亲身感受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宪法真谛。人民通过宪法约束执政者的行为,制约宣誓者手中的权力,要求宣誓者的权力行为符合宪法的规定,让宣誓者认识到违宪违法行为会受到民众无时不在的监督。

   3.就职宣誓仪式可以确保权力及时地得到转移,防止权力由某个领导人长期占有,防范领导人终身制。有些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就职宣誓仪式非常繁杂,有多个仪式与之相配套,包括庆典舞会、演讲、酒会等多项活动。如若就职领导人年老体衰、身体素质差,缺少完成整个仪式的体力,或许会视宣誓就职仪式为难以逾越的鸿沟,从而放弃对权力的迷恋和幻想。即便有些国家的就职宣誓仪式简朴短促,宣誓人若年事已高或身体状况不佳而勉强参加就职宣誓,也将会给公众留下不好的印象,影响其日后的支持率,可能导致其执政较为艰难。

   4.就职宣誓仪式可以完善领导人和国家公职人员的任职程序,强化有关机关和人民对他们的监督权。领导人或国家公职人员在监誓人和公众面前向宪法宣誓,可以使宣誓人充分认识到其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应当接受人民的监督。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法,通过对宪法的忠诚宣誓仪式唤起全社会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是世界上一些法治国家较为成功有效的做法。当然,通过就职宣誓制度的构建来培育公众的宪法意识不是其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让公众见证新任领导人对宪法的宣誓,在其违背其誓言作出违宪行为之时,公众自发地成为监督的主体力量。

  

   四、就职宣誓制度具有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价值

   就职宣誓制度是人类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探寻到的一种理性的权力转移方式,它保证了国家权力的转移是有规则、有规律、可预期的,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任何人不能因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改变这一程序,也不能因权力地位的变化而停止这一程序。“宪法程序作为典型的理性的法,对权力规范的结果是使国家权力形式化和理性化,使之成为一种可以预测的,有一定之规的权力。‘祛魅’之后的程序能够有效地使宪法从政治和道德中分离出来,避免国家权力过分受到政治因素的摆布,特别是避免以道德的名义强迫国家权力执行某种道德而形成暴虐。”[11]固定甚至死板的就职宣誓仪式雷打不动地定期举行,就职宣誓的议程和规则被一代代人遵守并相传,不会顾及任何人的颜面或忌讳,也不会照顾宣誓者因年龄、健康等方面的特殊要求,从而强化了权力转移的有序性,彰显了宪法程序内在的秩序价值。秩序价值是宪法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社会政治得以和谐与有序运行的保证。按照就职宣誓制度进行的权力转移,其过程具有可控性,即权力的移交是在一定的控制范围之中进行的;其仪式举行具有可预期性,即权力移交的时间节点和议程是明确的;其结果具有可预测性,即权力的移交是在可预测的规范约束下进行的。就职宣誓制度使得国家权力的交接有序进行,保持和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性。

   就职宣誓制度对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价值源于宪法程序的理性价值。人类作为理性的动物,注重以理性的方式而不是以肆意、专断或者暴力的方式处理问题。“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理性能力是人类所具有的以推理或积极的行为来实现其有目的结果和能力。”[12]宪法程序的理性价值根基于人类清醒和无偏见的理性思考,宪法程序代表着人们对普遍而持久的有序状态的期望。宪法程序由宪法规范创设,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秩序的向往,它作用于社会政治生活以形成现实的社会政治秩序。宪法程序的运行要求公开性,从而使宪法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被及时发现并得以纠正。万众瞩目的宣誓就职仪式展示了权力的公共性,保证权力的转移不是在少数人之间私下完成,而是在世人的关注下公开进行,任何偏离仪式要求的做法都会引发质疑。就职宣誓仪式的固定议程不偏袒任何政治主体的私欲,给予任何在选举中的胜出者展示掌握权力的机会,摆脱了专制时代君主权力转移过程中肆意、炫耀、冷酷和反复无常的通病。

   宪法的程序性价值还表现在以实现人权保障为目的,渗透着对公民主体地位的高度尊重,包含着对公民权利尤其是人格尊严的维护,极具人道性。现代国家普遍认可主权在民,国家公职人员从本质上讲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有权见证和参与与公仆的“签约过程”。就职宣誓制度作为宪法程序体现了国家公职人员对人民的尊重和敬畏。只有当人民成为真正的主人而自由地选择权力的受托者时,当掌权者得到人民的承认和拥护时,权力的交接才会平稳,政权的更迭才能和平而有序。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原两江总督衙门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在就职典礼上庄严地宣读了总统誓词,开启了民国政治宣誓之先河。在中国历史上,孙中山第一次把人民置于主人,把自己置于公仆的地位,向国民宣誓,极大地鼓舞了数千年来处于子民地位的中国人站起来行使自己的公民权。我们应该还记得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回归时首任行政长官的宣誓就职典礼,曾给我们强烈的心理冲击,那一刻每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此外,就职宣誓制度具有宪法程序内含的交涉性,即强调通过设定各种程序角色,广泛动员民众对权力转移这一重要政治生活的参与。“更重要的是程序正义可以形成和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赖的关系,而这种信赖正是安定的民主制度的基础。”[13]就职宣誓仪式可以使权力交接中的各方参与者建立互信的关系,为国家权力平稳顺利地交接奠定良好的社会心理条件,保证民主宪政的根基不被破坏。有学者在评价美国总统宣誓就职仪式时说道:“在美利坚合众国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除了南北战争之间的一点中断以外,每过四年他们的国会山前就有这样一场典礼!就有这样一个和平地把最高权力让位给他的继任人,让与由他的人民选出的另外一个领导人的这样一种光荣的仪式!这个国家取得了长久的和平。”[14]

  

   【注释】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创新研究》(14ZDA014)之子课题《人大选举制度(选民选人大代表和人大代表选官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news. xinhuanet. com/2014-10/28/c_1113015330.htm,2014年10月29日访问。

   [2]李绍平:《公务员宣誓就职中的法治理念》,《理论界》2002年第3期。

   [3]参见从玉华:《马志伟委员:我国应建立“宪法忠诚宣誓制度”》, http://news. sohu. com/67/22/news206992267. shtml,2014年11月30日访问。

   [4]汪栋、刘毅:《宪法程序与国家权力—美国联邦宪法的启示》,《理论导刊》2004年第8期。

   [5]薛艺兵:《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上),《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6]参见薛艺兵:《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下),《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7][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8][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9]张绍彦主编:《声音与言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

   [10][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9页。

   [11]同前注[4],汪栋、刘毅文。

   [12]谢维雁:《从宪法到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13]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14]同前注[9],张绍彦主编书,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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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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