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彭德怀冤案后的冤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3 次 更新时间:2014-12-21 19: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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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双有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写了一封“意见书”,给大跃进提了点意见,竟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头子,一下子由“昨日功臣”沦为“今日祸首”!我们的领袖和中央无端制造了一起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冤案!

   假如冤案过后,经过三年大跃进的惨痛失败的实践检验,发现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的领袖和中央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幡然悔悟,大力纠错,推倒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好心办坏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然而历史的发展恰恰相反。在铁的活生生的事实充分证明彭德怀完全正确之后,我们的领袖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一直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彭德怀是错误的。彭德怀越申诉,对他的打击就越严厉;为了彻底堵死彭德怀,封杀彭德怀,在冤案之后又故意制造了一连串冤案。

   1961年9月,彭德怀到他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市乌石镇等地作调查研究。在40天里,他走访了家乡4个公社9个大队和一座矿山。他翻山越岭,走村串户,所到之处,一片劫后余生的萧条破败景象。农民们一个个面黄肌瘦,饥肠辘辘。他们提起大跃进时的“共产风”“浮夸风”“食堂化”造成的三年祸害,无不恨得咬牙切齿,连声唾骂。这一切使他明白,自己在庐山会议的意见没有错,他们对他的批判有问题!

   于是他伏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一连写了4份近9万字的农村专题调查报告,要报给党中央。随行人员心存疑虑,劝他慎重。他说:“明人不做暗事,有话我还要说!”报告让随员整理好后,准备由湖南省委转给中央。他在上面写道:“如有错误,归我负责!”

   报告发出去以后,他在急切地等待中央的回音。面对铁的事实,你们还有何话说!

   不料,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这个让县委书记都参加的会议,他这个堂堂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却不让参加。不仅如此,刘少奇在报告中竟然这样说道:

   “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看,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系。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背后活动,他阴谋篡党。

   “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啦,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啦,人民公社办早了啦,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彭德怀同志带领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毛泽东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都可以平反。)

   彭德怀听了这些讲话,如五雷轰顶,五内俱焚,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明明是因为大跃进的问题把我打倒,现在大跃进的问题证明我对了,却又凭空飞来更大的莫须有的罪名:“组织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里通外国”!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你们调查了三年多,查出什么啦?现在却要把这些大帽子无端扣到我的头上!

   他不服,他悲愤,他痛苦,他忧伤,他常常用呆滞的目光凝视着茫茫太空,有时他站在地头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像树桩一样一动不动;有时他把脚跺得咚咚响,似要对天地对全世界发泄一通!

   “不,不能这样下去!我还是要写信!这回是人家逼我写的!”

   于是他要通了老战友、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电话,将写信的事告诉他:“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我头上,我受不了,我绝不同意!请你转告主席和中央,我要给主席和中央写信申明我的观点,让他们查查我的这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查出来,就把我的头宰掉,挂在天安门上示众!查不出来,我倒要问问他们,为什么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作了结论的事又翻了出来?我在这儿住了几年,别说接触外国人,连中国人接触都有数,却说我‘里通外国’,有什么根据?是什么用意?我要写信,我要把我的一生都写出来,让他们看看我彭德怀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杨尚昆深表同情,支持他写信。于是彭德怀坐下来,追忆历史,呕心沥血,奋笔疾书,整整写了3个月,像重走了一次长征路,他写得筋疲力尽,头蒙眼花,体重一下减了10多斤,他一病倒下,10多天起不来。他从童年写起,一直写到平江起义、井冈山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国防部长、庐山会议……,一气写了8万多字。他把自己几十年的奋斗历史坦荡荡亮了出来,他把自己的一颗心赤裸裸扒了出来!

   1962年6月16日,他在“8万言书”的末尾端端正正签上了“彭德怀”三个字,然后呈报中央。

   七千人大会后,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专门讨论对右派的甄别平反工作。他接到杨尚昆转来的彭德怀的长信,阅后即呈送毛泽东。邓小平又将此事报告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提出彭德怀的问题是否应该给予甄别处理?刘、周当时均未表态。

   在一次领导人会面时,刘少奇、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彭德怀的问题。毛泽东显得很不高兴,说:“洋洋8万言书,我看了,已请中央办公厅打印,在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刘、周见势不妙,不便多言。

   8月5日,毛泽东同华东局柯庆施等人谈话。当柯庆施蓄意将吴晗的《海瑞罢官》说成是影射“毛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指责彭德怀“不服气,要翻案”时,毛泽东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8月22 日,焦急等待中的彭德怀又写了一封短信给毛泽东、党中央,再次恳请中央组织专案审查,以便弄清他犯错误的性质,做出正确处理。

   彭德怀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可是他等来了什么呢?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给了满怀希望的彭德怀致命的一击!

   开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中央委员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不能与会。

   会上,毛泽东高调大谈阶级斗争。他说,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成为党内修正主义的根源。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一提起阶级斗争,人们就明白,矛头是对准彭德怀的。因为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就有名言:庐山会议是一场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对抗阶级的生死大搏斗!

   果然,他把中央为一些人甄别平反和彭德怀的申诉,批判为“翻案风”。他说,虽然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缺点错误,但是彭德怀不能平反,“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并当即作出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对彭德怀加强控制监视;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统统列为监视审查对象,予以撤换;新来的警卫高度警惕地监督着彭德怀的一举一动……

   他写信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公平正义和自由,不料却陷入了更大的灾难和囚禁之中,在冤案的枷锁上又加上了更加沉重的铁链!

   接着,为了在政治上彻底“套死”彭德怀,一连串震惊全国的冤案便应运而生了。

   就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后,中央又揪出了“习仲勋反党集团”。这个冤案实际上是冲着彭德怀的。

   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根据真实历史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刘志丹》,经习仲勋审阅并同意出版。康生夫妇向毛泽东进言,认为该小说是为高岗翻案。毛泽东同意了康生的意见,在会议上严厉地批判道:“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于是参与小说创作、出版、审阅的所有人员都成了“反革命的阶级”。地位最高的习仲勋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同时成立了“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此牵连了西北地区1万多人。

   善良的人们都以为,此案件是为了打击高岗和给高岗翻案的人。其实不然。众所周知,高岗和毛泽东并无多大仇隙。当年高岗“闹事”,是为了“拱倒”刘少奇周恩来。后来刘周邓陈联手整高岗,毛泽东为了平衡关系,稳定大局,才下决心倒高。高岗自杀后,毛泽东一再表示惋惜,说高岗如果活着,可以到陕西当地委书记或省长,而对高岗的家人更是照顾有加。高岗遗孀李某曾说,毛主席待我一家,比任何领导都好。

   说毛泽东痛恨“为高岗翻案”,其意并不在高岗身上。高岗已经死了十来年,还能兴起什么风浪?其意就在于彭德怀身上。因为在庐山会议上,为了打倒彭德怀,毛泽东一再强调,彭德怀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余孽,是高岗集团的骨干分子,不是高岗利用了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了高岗。所以,说为死去的高岗翻案,就是为活着的彭德怀翻案!

   更主要的,还有这个习仲勋,在延安时代当过彭德怀的助手(彭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习为副政治委员),二人亲密无间,配合默契,战功显赫。如果他为彭德怀翻案,那可又是个潜在地威胁!仅仅是怀疑,或者是为了打压彭德怀的“翻案风”,这个曾被毛泽东高度赞扬、一手提拔重用的习仲勋,及其一大批追随者,都被打成“反党集团”(1974年彭德怀一死,习仲勋即从囚禁中被放了出来)。

   收拾罢《刘志丹》和习仲勋,作家杜鹏程所著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肯定在劫难逃。这部创作于50年代、深受读者欢迎的长篇小说,由于歌颂了彭德怀,当然就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遭到严厉查禁。国家文化部1963年9月2日发出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保卫延安》(杜鹏程著)应立即停售和停止借阅。”时隔不久,又火急发出另一通知:“关于《保卫延安》一书,就地销毁,不必封存……,立即遵照办理。”与此同时,这篇小说的作者、审阅者、出版者甚至不少读者,都遭到了沉重打击。

   在60年代,一些作品即使没有提到彭德怀的名字,没有提到庐山会议冤案,但是只要能影射到、联系到彭德怀冤案的,只要能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挂上钩的,无论是多么牵强附会,多么生拉硬扯,也要给你扣上为彭德怀翻案的“反党大毒草”的帽子。一霎时整个文艺界风声鹤唳,万马齐喑,在那几年间你想看一部电影戏剧,读一篇小说杂文,都十分困难,文艺园地百花凋零,万木萧疏,原因盖出于此。

   这期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冤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其实是个坚定的“左派”,和毛泽东关系不错,和彭德怀素无瓜葛。他还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描写海瑞的。但是他的戏剧唱道:“冤狱重重要平反”“分田才能使民安”,“嘉靖号民间说家家皆净,再不改危社稷难对祖宗”,这些唱词可能刺激了毛泽东,斥其为配合当前的“翻案风”“单干风”,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鸣冤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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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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