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学勇:传媒控制下的民意多元与失真及其对司法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5 次 更新时间:2014-11-18 19: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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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学勇 (进入专栏)   郑宏雁  
大众传媒凭借其占据优势的话语平台和传播途径,可以通过制造一个有利于己的"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民众舆论,与"意见环境"中的主流意见不相符合的舆论观点会因此被迫保持缄默。这一理论展示出来的传媒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传媒所提供的"意见环境"未必是民众意见真实状况的客观反映,传媒有时强调的可能是少数人的意见、或者并非真实的意见,也会被民众舆论当作"优势"意见而加以附和,从而引起"沉默的螺旋"过程的启动,最终向社会呈现一个并非真实的意见对比状况。如轰动一时的刘涌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刘涌一审被判死刑,但由于证据方面的瑕疵,二审改判死缓。这一改判行为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应,各类媒体假借"民意"之名,铺天盖地般讲述刘涌罪行,"刘涌当杀"成为绝对的优势意见。在这种优势意见的笼罩下,一些即使是有着较高社会影响力的学者的理性评论,也沦为弱势的少数人意见,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迫于这一优势舆论意见的巨大压力下,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提审该案,最终改判刘涌死刑。最高人民法院的改判行为是否有违司法独立原则暂且不论,单就改判的过程来看,刘涌表面上是死于"愤怒的民意",但背后真正的推手却是媒体。是媒体并非有意却在事实上引导着公众不加思考地加入"刘涌该杀、不杀刘涌不足以平民愤"的议题讨论,形成绝对的优势意见,左右人们的判断,最终影响司法决策。

   大众传媒所具有的议程设置和培养分析功能、以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表明,现代传媒的发达,既可能为民意的表达提供了更为迅捷的途径,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甚至歪曲真实的民意,经媒体传播再现后的民意有可能遮掩民意的本来面目,进而不当影响公权力机关的行为决策。真实的民意与经传媒再现后的民意之间的紧张关系,本身就是传媒在现代社会日益取得优势控制地位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逻辑悖论,而网络传媒时代的到来,更是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

   网络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对于民意表达来讲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网络传媒能够为民意提供迅速、便捷的表达渠道,大大提高了民众对传媒议程设置的参与程度。通过因特网进行信息交流,既能够使信息交流双方能够即时在线交流,也能够使人们之间的交流摆脱地域上的限制。网络表达民意的即时性与脱域性特征,使公众既能够在彼此之间即时交流,又能够与公共权力部门直接沟通,增加了民意被公共机构采纳的几率。更重要的是,网络还使普通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过去由传媒所独享的议程设置过程。在网络时代,"个人可以通过新媒体,从各种不同的信源采集新闻,并把它们拼装成最符合他们自己理解的新闻图像。对于这些个人来说,大众媒体仍然重要,但是它们不会成为这幅图像的主导。" 近几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周久耕事件、华南虎事件、杨达才表哥事件等,无不体现民众通过网络参与新闻事件议程设置的能力在不断提升,促进了公共权力运作程序的公开与透明。另一方面,网络传媒的迅速扩张,也对民意的真实表达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网络所代表的民意是有偏性的,具有网络知识和网络应用能力的人口群体与非网络群体有很大差别:高知识群体使用网络的比例高于农民和工人,经济富裕群体高于社会弱势群体,青年群体高于中老年群体。 这些社会群体有着显著不同的群体性利益需求,网络显然更容易成为那些经常使用网络的社会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公共领域,而网络弱势群体的权益诉求则很难通过网络得到充分表达。若过度依赖网络民意,可能会忽视网络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不利于完整、真实再现民意状况。另外,尽管网络平台能够为民众提供一个平等对话的机会,但由于网站信息的同类搜索以及虚拟社区集体民意的同质化原因,往往会导致网络信息的自主"协同过滤",致使网民听到和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回音和影子。这种狭隘的集体民意氛围很可能会导致民意"群体极化"现象的产生,使网络民意成为某一类群体所把持的狭隘集体民意。 一旦这种狭隘的集体民意在网络中不能得到有效的理性引导,极可能由正常的讨论和质疑转化为恶意的谩骂和人身攻击,从而使网络平台上的自由讨论演变为网络暴政。 这对于民意的真实表达是一种阻碍,因为它允许人数占优的网络群体打着"顺应民意"的幌子,以充满道德优越感的语言对他人口诛笔伐,而与之相对的另一方则难有平等辩护的机会。

   以上分析表明,现代传媒较之传统传媒拥有更强的社会控制能力,能够为民意的真实表达提供更迅速、更丰富的渠道,便于司法等公共权力及时、充分考虑民意;但是,现代传媒对于议程设置功能和培养分析功能的过度使用、以及现代传媒的网络化特征,却又不时阻碍着民意的真实表达,影响司法等公共权力对真实民意的考量。

   四、民意失真在中国现有传媒结构下的加剧

   上述传媒在现代社会中的控制功能,如果使用得当,会有利于民意的真实表达;如若使用不当,自会产生某些功能的滥用,阻碍、甚至歪曲真实的民意。中国现有传媒体系因受官方控制过多而表现出来的极弱独立性,使其难以自由完成多元民意的表达任务,加大了民意表达的失真程度,进一步降低了司法裁判考量民意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中国现有传媒组织基本实现了技术现代化的升级改造,但在社会地位上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出生时固有的官方依赖性。中国现有传媒的前身是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广播电台以及新华日报等媒体,这些传媒在当时作为革命宣传工具存在,是中国共产党对敌宣传的喉舌,具有完全的官方性质。"我国传统的传媒体制有一个基本的价值支点,这就是'喉舌论'。换言之,所有的体制设施与政策规定都是围绕着如何保障传媒的'喉舌'作用而建构起来的。" 建国后,新中国传媒依然保持既有品格,主要作为党和政府宣传政策的工具存在。改革开放后,尽管有许多新兴独立传媒的产生,但占主导地位的传媒组织继续以事业单位的形式存在,党和政府管理传媒的体制依然延续,传媒的政府喉舌功能并没有多少改观,绝大多数所谓"主流媒体"背后都有一个权力系统在支撑,主流媒体对官方权力具有强烈的依附性。首先,中国的主流媒体形式上虽然是独立法人,但实质上并没有摆脱主办或主管单位的管辖,媒体主要负责人的人事任命权力仍属于主管机关,这使得媒体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具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因而媒体对公共权力的监督行为,实质是基于上级主管机关权力的监督;其次,基于党管媒体的传统,许多媒体本身就是党委宣传部直接管辖的一个职能部门,它们的声音代表着同级党委的立场,对这些媒体而言,新闻报道与监督行为具有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权利是宪法赋予它们的新闻舆论监督权利,权力则是主管机关的权力延伸;第三,中国传媒的宣传色彩浓,新闻色彩淡,一些媒体经常被主管部门要求"配合"当前的"中心工作",充当和扮演着党和政府"宣传工具"的角色。 以传媒监督与司法运行之间的关系为例,有人总结了传媒影响司法的两个途径:直接影响,通过制造社会舆论影响法官裁判,即媒体-舆论-法官途径;间接影响,通过影响法官的"上级机关"或"上级领导",然后再由该机关或领导干预法官裁判,即媒体-舆论-权力-法官途径。 相比较而言,在第一种情况下,法官完全能够以其独立性判断排除来自传媒舆论的非理性监督;但对于第二种情况,由于我国法官的身份任命、薪水供给并没有直接的宪法保障,而是受制于同级地方政府部门,法官很难在个案判断时有效抵制因法院院长"指导"、人大"个案监督"、党委"领导"所带来的干扰,而且,根据《法官法》的规定,法院审判委员会还有权力最终决定个案判决的结果。所以,若说我国传媒能够影响司法裁判、甚至说传媒舆论有时左右了法官的判决,笔者认为,这种力量本质上并非来自于传媒本身,而是来自隐藏于传媒背后的各种权力。表面上看似乎是传媒舆论监督着司法裁判公正与否,实质却是隐形于传媒背后的某种国家权力影响着司法裁判结果。

   中国传媒对权力的依附特征表面上加强了传媒对公共权力的监督能力,实质上恰恰消弱了传媒的独立性、消弱了传媒自身对社会环境的监督、控制能力,使其在社会中的公信力下降。一个社会中的传媒是否具有公信力与影响力,取决于它能否独立真实地表达民意、监督公共权力。一些传统的权威传媒,由于过度依附于党和政府的权力支配,社会影响力日趋下降。根据北京一家晚报2008年3月12日公布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由官方控制的《北京日报》在北京的首选率和影响力分别只有6.0%和5.2%,《人民日报》在北京的首选率和影响力都只有3.1%,远低于该晚报的25.4%和25.2%。尽管这一结果不一定完全反映真实情况,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某些事实。有学者指出,"由于地处全国政治中心,北京报纸自然受到较多的政治影响,而且北京居民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对媒介更具有评判精神,通俗地讲就是北京的报纸读者'更不好伺候',这些是导致北京媒介公信力较低的客观原因。" 显然,北京官方意味较浓的报纸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多、独立性较弱,是其社会公信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宪法的规定以及传媒自身性质都要求传媒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但党和政府的实际控制,使中国传媒进行角色定位时遇到价值上的迷惑:我们到底是谁的喉舌,政府的还是民众的?这种角色定位上的认识错乱,严重侵蚀着传媒的本来功能。"对于媒体而言,表达一种利益声音,实际上就是'侵犯'另一种利益声音;表达一种民意,实际上就是'否定'另一种民意。这种得罪人的事情,让媒体在民意表达上有时举步维艰。(当然媒体民意表达的最大障碍还来自于当前的新闻管理体制。关于什么东西能说,什么东西不能说,什么东西可以说、但需怎样说,这些都超出了媒体自身的范畴)所以有的时候,媒体在表达民意时的某种笨拙形态实在出于无奈。"

   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国传媒对权力的依附导致传媒严重同质化,难以及时向公共领域传达多元的民意诉求,这也是中国传媒社会公信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政治特色是中央集权的一元化,其特征是地方服从政府,自上而下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严密的组织系统,从而实现对社会的严格控制。而中国传媒自出生开始就没有离开过党的怀抱,即使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今天,相对于其他社会领域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状况,中国传媒自上而下口径一致的同质化现状并没有太多改观。更为严重的是,各个媒体在披露与社稷民生有关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时,也形成了与政治一体化相对应的同质化现象,同样的信息层层播放、同样的信息反复报道,从中央到地方都发表着与国家最高权力中心几乎完全一致的话语。"事实上,我国现行的传媒体制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信息安全方面是存在重大缺陷的。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报喜不报忧,将传媒视为简单的舆论控制工具,不能全面、如实和及时地报道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判断的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 传媒如此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与中国社会利益多元、民意多元的现状是格格不入的。多元社会阶层的存在,决定了民众利益诉求的多元,而高度同质化的传媒对此很难作出及时反映,难以向官方及时、准确表达真实的民意。那么,传媒在民意调查中出现公信力和影响力下降的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总体而言,中国传媒过分依赖权力支撑,没有获得完全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难以真实表达多元民意。当传媒的监督权利依附于更高的权力时,传媒首先丧失的是自身的独立性、以及来自宪法保障的新闻自由。当某种更高权力可以从所谓的公共利益需求出发,要求传媒对社会系统中的某一部分如司法权进行舆论"监督"时,也就意味着该权力也能够以同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制止传媒的自由表达与合法监督,借传媒之名非法干预司法过程。所以,中国传媒若要真实表达民意、回归民众之喉舌的本来面目,首先要做的就是从更高的权力控制中独立出来。只有脱离这一更高权力的"保护",传媒才能实现由党和政府的喉舌向民众代言人角色的转变,才能更为顺畅、真实的传达民意,才能使真实的民意以合法的途径进入司法过程,成为影响判决结果的正当因素。

   五、司法过程如何对待传媒控制下的民意

多元的民意只有借助多元的传媒渠道才能够真实、顺畅的传播到公共领域。然而,中国主流传媒的官方背景及其对权力的依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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