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9 次 更新时间:2014-10-08 20: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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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进入专栏)  
关于美国外交思想传统,已有两大类非常著名和流行的界定,伴之以同样非常著名和流行的阐析,即(1)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2)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前一类界定首先由汉斯·摩根索1948年在其经典的《国家间政治》中提出和定型,此后最有名的阐发和延续当推乔治·凯南1950年的《美国外交(1900-1950)》和亨利·基辛格1994年的《大外交》。它们在美国知识界和在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界可谓脍炙人口。后一类界定以美国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主题,在不同的提倡者那里本着不同的根本依据:基于神定、基于种族或"自然"、基于宗教性或准宗教性"使命"、基于现代世界发展。有关的主要历史形态包括:北美清教徒的"山颠之城"观念、"天定命运"论、(注: 关于"天定命运论"的最佳阐析是美国史经典名著--Albert K.Weinberg,M anifest Destiny: A Study of the Nationalist Expansion in American History (Baltimore,1935).)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注: 就此很有名的研究论著为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Philadelphia,1944).)马汉的盎格鲁-撒克逊海权论、美国自由民主制的普遍主义使命(包括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世界政治哲学)、(注: 关于此种自由主义使命观早在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建国初期的表现,参见另两部美国史经典名著:Bernard Bailyn,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M.A.,1967);Felix Gilbert,To the Farewell Address: 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N.J.,1961).)关于自由国际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霸权稳定论"、当今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新帝国论"等。然而,美国还有一大外交思想传统--"杰克逊主义"或"好斗的美国主义",它与上述其他两大传统一样贯穿于美国对外政策。只不过除了著名学者约翰·刘易斯约4年前在《国家利益》季刊上发表的辉煌的论文"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杰克逊传统"外,这一点还远没有得到较充分的历史揭示和哲理讨论。

   因此,我们可以辨识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如下三大主题,它们以其众多历史形态和思想表现,合成了美国外交思想的复杂图景。(1)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现实主义,它主导了美国作为国际权势政治中的"传统"大国的对外政策;(2)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杰克逊主义"或"好斗的美国主义",它主导了美国少有虚饰地单边追逐美国安全和"国家伟大"的极端民族主义对外政策;(3)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理想性自由国际主义,它主导了美国缔造"美国式"理想世界秩序的新型"普遍主义"对外政策。第一类形态最突出地与华盛顿、约翰·亚当斯和尼克松三任总统以及汉密尔顿、凯南和基辛格的名字连在一起,第二类形态在内战前大陆扩张高峰时期之后以里根和小布什为主要代表,第三类形态的典型则有"杰斐逊世界主义"、威尔逊主义、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战后世界理想、杜勒斯型的理想性自由国际主义以及肯尼迪和克林顿行政当局的对外政策核心理念。

   在此,有必要简略地谈论"杰斐逊世界主义"和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本土根源。如上所述,威尔逊的那一套可以追溯到16世纪往后大致一脉相承的欧洲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特别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国际观和19世纪英国的自由国际主义。然而,在主要精神和基本理念上,它更多地来自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从登上新英格兰海岸的清教移民起,经过美利坚合众国的多数缔造者,直到威尔逊本人及其代代信徒,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精神和美国理想卓越超群并适合于全世界的信念经久不衰,简直构成了一种民族宗教或国家宗教。在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中,相对于欧洲传统权势政治的美国独特和优越感("自由的例外主义"(注:Akira Iriye,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1897-1911(Cambridge,M.A.,1972),p.5.)),连同先在新大陆创造新世界、而后改造欧亚旧世界的使命意识,构成主宰美国主流国际观的根本要素。正是基于这两大要素,杰斐逊在18-19世纪之交形成了一套足够系统的外交理念,用一位研究者提出的术语说,那就是"杰斐逊世界主义",其中囊括了后来威尔逊的几乎所有基本信条。 (注:David Armstrong,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1993),pp.69-73.)

   在美国对外政策史上,更为常见的是上述三大主题互相交织、从而错综复杂地规定美国政策和塑造其外在面貌的时期,也就是说以这些主题分别衡量并非典型的时期。例如,无论是集"现实政治"(realpolitik)、种族主义和牛仔精神于一身的西奥多·罗斯福(他在发动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的权势飙升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还是开启冷战时代和遏制战略的杜鲁门,其对外政策分明显现出所有三大主题,就西奥多·罗斯福而言尤其如此。需要格外强调的是,在"杰克逊主义"或"好斗的美国主义"之中,始终有理想性自由国际主义的强劲冲动。在前者主导的大陆领土扩张时期,美国政界和知识界许多人士主张所谓理想主义的、和平的扩张主义,"对美国民主体制的纯粹和明智有着无限的信心,并且预言它将随其他国家和人民在精神上被美国吸引而扩展到整个世界" (注:Iriye,Pacific Estrangement,pp.2-3.)。当代"好斗的美国主义"总统里根和小布什也受到同样信念的强劲驱动,更是人所熟知。

   总之,在美国外交思想的复杂图景中,几乎满布不同时期内那些同时以多种"主义"为其基本成分的"混杂型"对外政策观念体系。有关的意识形态剖析及其实践考察无疑相对较难,也因此更需要钻研。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本身的研讨也是如此,亦即关注和理解其"混杂型"代表非常重要。例如对富兰克林·罗斯福、亚当·斯密和埃德蒙·伯克的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和评判,无疑难于对威尔逊、边沁和詹姆斯·福克斯的,因为后者很大意义上可谓"水清见底","一以贯之",而前者远非如此;也因此,前者更需要得到精细的探究。同样的道理也存在于范围更广的、一般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研究方面。诸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革命主义)之类的大范畴划分是一种高度抽象概括性质的范式划分,而在具体的历史和现实中,很少甚或极少存在绝对纯粹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革命主义)思想体系或思想家。范式与实际的差别就在抽象与具体、纯粹与混合之间。

   约翰·克里在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败北,象征自由国际主义尚未能压倒"好斗的美国主义"而重新主导美国对外政策,尽管当今美国民主党的自由国际主义有其特殊性或个性,不同于先前其他时期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然而另一方面,克里得到的票数那么接近大选胜利所需,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自由国际主义在当今美国拥有很广泛的舆论市场和相应的影响力。因此,在"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这个主题之下,最具有当前意义的考察对象之一无疑是大致信奉自由主义的当今美国民主党的对外政策信念。就此,《大西洋》杂志2004年7/8月号刊有一篇很好的长文--"克里面对世界"。 (注:Joshua Michah Marshall,"Kerry Faces the World",The Atlantic Monthly,July/August 2004.)克里在对外政策谋划方面依靠一个紧密内聚的群体,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克林顿政府的老资格官员,而克林顿政府在其第二任期内曾经就逐渐形成了关于美国应当如何对待冷战后世界的一种"新远见"。这些人"并不见怪使用武力,而且事实上同意布什政府的某些关键性目标,例如输出民主和输出政治自由化",但在追求这些目标的应有战略方面与之大为不同,并且对美国真正的威胁何在和怎样与之作斗争的问题持有异见。"克里的谋士们不那么集中于民族国家--像布什在其臭名昭著的'邪恶轴心'演说中指明的那些民族国家,而是更多地关注随全球化而起的种种分散的危险,即不稳定、武器走私和恐怖主义等。"他们还相信,用武力实现"政权变更"和继之以自上而下的急剧改造几乎决不会助长民主和公民社会,布什政府追求输出民主的那类手段只会起反作用。总之,"权势和价值观的结合是(当前)主要的民主党思想家们怀抱的对外政策远见的本质",它比克林顿以前老布什政府"追求的任何东西都野心勃勃得多,扩张性大得多"。

   最后可以说的是,一切有关的理论思想探究、历史透视和现状观察都表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常在常新,美国对外政策史中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也常在常新。常在意味着传统、连续和共通性,常新则意味着创造、变动和独特性。某些研究需要侧重于前一方面,另一些研究却应当侧重于后一方面,还有一些研究则须以这两方面在各个具体场合的彼此联系和交互作用为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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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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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0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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