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中义:思想家应提出并回答时代重大命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4 次 更新时间:2014-09-14 22: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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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中义  
珍藏着中华民族灵魂不会沉沦的最好的人格财富——独立和自由。

  

   思想家应提出并回答时代重大命题

   记者:这里您把陈寅恪作为思想家的价值凸显出来了,也表露了您对于思想家评价的重要标准。请具体谈谈您评定思想家的标准是什么?

   夏中义:我对“思想”一词有自己的界定,我对“思想家”这一关键词也有自己的界定。假如一个人能对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给出独立乃至原创的回应,他就叫“思想者”。假如一个人能持续就一系列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发出独立或原创的声音,他就是“思想家”。从这一维度来看陈寅恪,当他认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沉沦与否,将受制于国民性中有否独立和自由的人格因子,这诚然是中国思想史上振聋发聩的雷鸣。陈寅恪甚至认为,国亡并不可怕,而史不可灭。他说,中原政权在历史上亡过好几次了,但假如中华民族的历史尚未在国人心中泯灭,那么,这个民族重新复活乃至复兴的精神根基依然存在。怕的是中央政权没有了,国人对中华民族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也消失了,这样也就彻底没戏。这用顾炎武的说法,即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了。陈寅恪从两个奇女子身上打捞起中华国魂赖以维系的人格自由与独立,这对中华文化谱系的价值坚守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方向性、根基性警示。所以陈寅恪不仅是了不起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也是了不起的思想家。

   记者:考察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史,在您的心目中,还有哪些人称得上思想家?

   夏中义:在当代语境谈谁是思想家,拟以1949年后国人精神境况为参照。首先要确定一个前提,这就意味着,既然说思想家应对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发出独立的警世之声,那么,须先说明这些意义重大的公共命题究竟是什么。比如说李泽厚是感动1980年代中国的一个思想家,是因为他在某方面有功于1978年后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是对“文革”浩劫的价值突围。此突围有两大突破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与“人道主义回潮”。假如说前者宣判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路线的政治破产,那么,后者则直捣“阶级斗争为纲”之实质是不把人当人。中国假如真想走出一条希望之路,就必须让国人明白,毛泽东的错误,首先在于他忽视国人的生命尊严,才铸成三年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连刘少奇也忍不住对毛泽东说,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刘少奇为他的谏言付出了惨酷代价,共和国主席被迫害致死后连自己的名字也无权在骨灰盒上出现。中国人必须学会把人当人来尊重,中国的出路首先在这里,李泽厚在这方面有很重要的贡献。

   李泽厚在1979年中国社科院召开的“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发表200周年”内部研讨会上,发表了《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申明人是主体,主体是人对自身不容化约的个体存在的价值确认,所以,人把人当人,首先需要人将自己当成有尊严的、有分量的存在来看。后来王若水和他的朋友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更深化了“思想解放”的哲学内涵。这就是说,当国人精神境况长年被“不把人当人”压得喘不过气来时,李泽厚却从康德,王若水们却从青年马克思那里,掘出了另一条价值线索:人把人当人,人是主体,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他们针对“思想解放”所提出并回答的这一公共命题,对当时中国进步的意义之重大,怎么估计也不为过。李泽厚所以成为李泽厚、王若水所以成为王若水,就在于他们的正义之声是独立的,珍贵的,虽然不是原创,但对明了中国问题的实质而言,已经非常好了,若缺乏担当的道义勇气,想必不敢说出来。李泽厚的《论纲》当年还不允许公开发表,五年后是作为《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的附录得以面世。王若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他与其同仁合撰《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论集也不能公开发行,只得作为人民出版社1981年“内部资料”问世。这表明在当时,要发出思想家的声音,确实很不容易。

   假如对当代思想史挖掘得更深,我们又会发现,王元化1979年公开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的《龚自珍思想笔谈》一文,也很了不起。因为这篇1977年脱稿的专论,其实质是在“思想解放”运动前夜,是国内学界第一个细深论述了龚自珍“情本位”的思想,并提出龚自珍“情本位”是先于五四“新文化”个性解放的声音。王元化的这个观点可谓是预言了后来思想史的“人道主义回潮”。

   我非常敬重王元化,把王元化看成是感动1990年代中国的思想家。王元化被海内外学界公认为是思想家,是1992年后的事。那场政治风波后,中国思想界有两个人很值得我们缅怀。一是李慎之,他对1990年代初沉闷的思想界来说,是一个旗帜鲜明的道义符号,他的文章激活了知识界坚忍探索的勇气。当时有人提出“南王北李”。李慎之回应得很大气,说自己虽做一点学问,但主要不做学问,而王元化是做学问的。这个“学问”的内涵,主要指“思想”。

   1990年代,王元化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反思《社会契约论》,二是反思五四。反思《社会契约论》,其实是把反思百年中国激进主义在世界思想史上的源头追溯到卢梭;还有就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以陈独秀为符号的激进型政伦人格的四个特点的反思,依次为“意图伦理”、“庸俗进化”、“言行峻急”、“启蒙心态”。沿着王元化反思五四所展开的路径,不难看出激进思潮确实可从五四算起,尽管根并不在五四。根在哪里?这根至少可追溯到1903年前后的晚清,国运的风雨飘摇导致朝野对“亡国灭种”的焦虑达到极致,除却革命,别无他途。当时几乎每个关怀国运的人无不高喊“革命”口号。当年国人注入“革命”的涵义诚然不是指制度创新,而主要指对现存秩序的破坏乃至颠覆。这种破坏性的狂躁一直延续到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身上。如此反思陈独秀为符号的激进型政伦人格的四个特征,也就从一特殊视角证明了林毓生所提出的、从五四到“文革”确实绵延着一条激进主义线索。1960年代当林毓生在芝加哥大学师承哈耶克、做博士学位论文、提出这线索时,他是从《新青年》杂志读出来的。而王元化反思激进主义,则是以他对自己信奉了半世纪之久的左翼教义的活体解剖为前提的。这就难能可贵了。王元化的反思意味着呕吐,是对自己年轻时所吸纳的、却被历史所证伪、也被良心所唾弃的教义作呕吐。这需要勇气。

  

   如何理解思想家王元化的酷和飚

   记者:您对王元化非常尊重,但我也听到一些人对王元化的某些方面不以为然的说法。

   夏中义:这不奇怪。王元化所反思的陈独秀的激进型政伦人格特征,他身上都有,甚至有时会以很酷、很飙的样子呈现出来。李子云(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的秘书)说过,不论地下党时,还是1949年后,王元化臧否人事不仅酷,而且飚。一个飚字,就把王元化和陈独秀连在一起。什么是飚?这就是“人伦不守恒”。当觉得自己很革命的时候,于是自信真理都在手中,正义都在胸中。当我是革命的,你是不革命的,于是说什么都是正当的。当我是新的,你是旧的,所以我对你天然有一种道德优越感。甚至因为我有此道德优越感,我可以把你的命运捏在我手里,无须把你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主体来尊重。

   当李子云“戏言”王元化很飚时,首先是指1949~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前这段日子。王元化自己就说过,当年其思想“左”得让同样左倾的满涛(翻译家,王元化夫人张可的哥哥)竟怕在他面前流露自己喜欢京剧。因为古老的京剧在激进者眼中是旧文化,是应被决裂的。当王元化作为思想家来反思这激进型政伦人格时,则已是1992年后的事了。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王元化在90年代说的每句箴言,其人格皆能完美兑现。王元化在当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分量已赢得海内外的广泛敬重,但就其日常人伦、举止习性,又不免飚,以致让一些追随他、并帮他做过不少事的敬仰者也颇具难言的忧伤。他未必不知自己的毛病。这毛病又未必与他所反思的激进型政伦人格没有关系。但一个患者即使明白他的病根何在,也未必就能根治此病。这事儿或许还可倒过来看,正因为王元化确认激进主义已深刻地浸润其人格,故他愿以精神活体的自我解剖作为反思案例,以期昭示后人,这又是多么难得。

   记者:为什么王元化达到了其他人所达不到的高度?

   夏中义:王元化治学有一个特点,用以赛亚·伯林的话,他是刺猬,不是狐狸。他能抓住一点,钻得极深。他对卢梭,对五四人格的反思,钻得极深,而且是以精神活体的自我解剖作依据。他在解剖陈独秀的政伦人格时,每一刀也是在解剖自己,他对极左思潮的每一次鞭挞,也是在鞭挞自己。这当然是在“思想实验室”里的王元化。至于他走出“思想实验室”,面对具体的人和事,他的飚劲并没根除。人无完人。

  

   思想家从来都是被思想史所追认的

   记者:您对思想家的定位是宽容的。在我的理解里,在西方的传统里,思想家要有理论体系。但您的定位是在独立人格的价值,在于对时代提出重大命题并给予回应。您如何理解这种错位?

   夏中义:我不认为是一种错位。关键是要把思想家与理论家的各自特征讲清楚。我对思想家的定义,不仅适合于中国。思想家就是要对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发出警世之声。在我看来,李泽厚在1980年代,王元化在1990年代所提出和回应的问题都有重大意义。但李泽厚和王元化又有差异:李在1980年代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理论家;王在1990年代反思时不是理论家,而是思想家。理论家所以成为理论家,必须对自己的重要立论,提供系统思辨的支撑,以期自圆其说。王元化离这点还差些。王元化对五四反思,缺乏一个逻辑的、有序的整体构建,几乎都是断断续续、闪闪烁烁的,虽不无有机感,但终究是让诸多即兴而发的对话叠出来的。他所反思的激进型政伦人格的四个特点作为概念及其交互关联,就其述学所呈示的思辨形态来说,其界定并不清晰,提法颇见重叠,概念之间稍逊严格的逻辑界限。对于一个严密的理论结构来说,每个概念的内涵务必明确,外延务必明晰,同时要给出此概念到另一概念的动态演绎或关联。王元化很少有此创意性理论自觉。李泽厚则很擅长为自己的重大创意性立论构建系统思辨框架。

思想家和理论家可以是同一个人,同时又是两种不同的角色。比如鲁迅有文学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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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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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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