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澜: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8 次 更新时间:2014-07-24 14: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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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  
但是我们社会性规制面临重大挑战。尽管政府这些年的监管质量有所提高,不过,调研后我们也发现,中国目前监管的质量水平难以令公众满意,真正满意有效预计只有6%多一点,绝大多数属于不满意,而且对社会性监管体系,尤其像食品药品监督、企业排污安全生产等方面,大家是非常不满意的。

   在理性制度与现实运行的巨大差距下,若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有效运作,基本前提是政府运作资源和有效职能的匹配。不过从目前情况看,这方面的差距也是很大的。首先就是人力资源,现在全社会整体的印象是公务员人数太多了,但从公务员人数占整个劳动人口比重看,中国显然是不算高的。最近几年政府公共职能增加得非常快,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说中国公务员太多了,需要削减政府人员,其实这违反了最基本的行政原理。很多中央政府部门都知道,几乎没有哪个中央部门不去借人的,有时候借的人超过了原来的编制,这样的运行不是科学的运行。

   此外,在财力配制方面,与政府职能的定位也不相匹配。与此同时,不同地区财力资源配置也存在差距。有关公务员薪酬问题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公务员薪酬整体偏低。我们在调研中也确实了解了一下,让公务员与同等专业技术水平的员工和科研人员相比,有近2/3的人认为是低于企业员工的,70%的人认为是低于科研机构或者是高校的。

   如何应对各种风险不确定事件?目前我们面临各种问题,比如邻避现象。这几年中国式的邻避不断兴起,这里面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刚才特别谈到PX公众认知的问题,实际上专家和公众对PX风险感知有巨大差距,风险沟通也是巨大的问题。而且对比分析在历次PX事件后发现,其实很多问题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讲都值得我们反思。

   最后特别要提到的是,我们的工业选址决策模式亟待改变。最核心的是我们绝大部分选址决策一开始都是政府和企业主导的封闭式的,怎么样能够有效和公众进行沟通?这是一个关键,往往到了最后,报告已经出来了,只能进行一些可行性环评或者稳定风险评估,但这个过程已经太迟了,所以这个决策模式的改变我们也需要考虑。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的改革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复杂程度,决定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路是泥泞前行的过程,需要把顶层设计与渐进调试有机结合。行政学在中国发展已近百年,现在对公共管理学者来说是最好的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向研究者们提出了要求,我们要勇于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本文根据其近日在2014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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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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