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尚立:社会协商与社会建设:以区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为分析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0 次 更新时间:2014-07-22 16: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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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个界面更多地用于"公民协商"。第二种界面,虽然党和政府对其有一定的主导作用,但其根在社会,因而,在实际的运行中,它既是社会相关力量参与政府的渠道,也是政府影响和协调社会相关力量的渠道,具有"双重代理"的功能和地位,(16)因而,是值得开发的社会协商领域。例如,工会既是进行劳资协商的空间,也是政府、劳方、资方共同协商的空间,因而,只要其组织规范、功能完善,不论党与政府,还是劳方与资方,都可以借助工会来协商解决一些重大的利益与政策问题。第三种界面是这些年发育起来的、比较纯粹的"社会协商"空间,因为它就是党、政府与社会为了商讨事关双方和全局的问题而形成的商谈和沟通机制。以温岭市温峤镇"民主恳谈"的实践为例,恳谈和协商的内容既包括政府管理社会的议题,如发展经济、学区校网调整等,也包括社会自我管理和发展所形成的议题,如村道拓宽、村庄规划调整等。(17)所以,民主恳谈会"实际上是政府决策的公开听证会,官员和公民的平等对话会,也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沟通会"(18)。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历程表明,上述三个界面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性是依次逐一显现出来的,而且这个过程与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紧密联系。基层群众自治作用重要性的显现,首先在农村,它与农村土地承包之后农村社会的权力关系和治理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有关;(19)其次在城市,与城市经济体系改革对传统单位体制的冲击直接相关。各类群众组织和人民团体作用重要性的显现,则与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行之后新社会阶层涌现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方式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而以"民主恳谈会"为代表的第三种界面的发育和成长,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建设对政府民主决策提出更高要求有直接关系,其内在动力是:日益自主的个人与社会力图制度化地参与政府决策过程,表达意愿,维护权益。从这三个层面递进式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改革开放越是在更深的层面理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对能够衔接和协调其关系的共享界面的需求越是迫切。但是从总体上讲,目前这种界面的基础比较薄弱,既有的界面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以"民主恳谈会"形式出现的第三种界面为例,它既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发展,也可以被视为是对既有界面的一种补足。实际上,在温岭,"民主恳谈会"的基础机制就是村民自治,而"民主恳谈会"的出现,并不完全是村民自治本身发育成熟的产物,而是为了党和政府实践村民自治本身所蕴含的基层民主。温岭"民主恳谈会"的发展历程能够证明这一点。它经历了三个阶段:发端于干群关系改善的需求;发育于民主决策功能的开发;成型于决策听证会形式与机制的出现。(20)所以,"民主恳谈会"的总体取向是协调干群关系,扩大民众参与政府决策范围,而不是村民自治本身的发展,虽然"民主恳谈会"对村民自治有客观上的促进作用。可见,"民主恳谈会"的出现与村民自治本身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和运行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国家与社会之间界面发育不足、运行有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建设更多的是从社会管理的视角和理念出发,缺乏社会治理的视角与战略。社会治理不能发育,社会管理不仅增效困难,而且面临的压力会更大,久而久之,社会建设就可能陷入僵局。相反,如果社会治理能够发育,社会管理的压力就会缓解,国家与社会的界面就可能得到发育和拓展,从而为社会协商提供广阔的实践与运行空间。这种态势无疑能够创造出良性的社会建设和发展格局,既能增效社会管理,也能促进协商民主,更能紧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创造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的真正合力。

   四、政党:社会协商运行的支点

   基于区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所形成的视角可以看出,社会协商,既是实践与深化中国协商民主的关键,更是整体撬动中国社会建设的杠杆。通过社会协商,社会管理能够深入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中心,与此同时,社会治理也能够凝聚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形成社会建设的合力,从而创造出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共强、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的格局。社会协商这个杠杆要真正撬动中国的社会建设,就必须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就是党的领导。它体现为党的组织体系、工作体系、服务体系以及党员体系的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国家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社会的领导核心,不论是国家建设还是社会建设,都离不开党在其中的独特作用。但由于党长期扮演着革命党的角色,有意识地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实践还比较有限,所以,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还处于转型之中,尚未形成良性的结构关系。在基层社会,其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社会管理中,党与政府一体,党常常扮演政府管理者的角色,运行政府管理的职能;其二,在社会领域,党在失去了单位制依托之后,党发挥其核心作用的组织条件受到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到党在社会与民众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在这样的情形下,虽然党的文件强调社会建设要以党的领导为前提,但社会建设中党的领导仅仅体现为党委的领导,并没有体现为党作为社会建设的主导者与实践者所应该发挥的作用。这既不利于党的建设,也不利于社会建设,因为这种情形使得社会建设实践往往将党的因素放在视野之外,要么熟视无睹,要么视其为影响社会自治发育的力量,以掩耳盗铃式的思路来推进社会建设,即力图建构脱出党的工作场域的社区自治与社会服务。最终的实践证明,这种努力所产生的实际成效是有限的。但是,也必须指出的是,如果不加强党创新建设工程,全面理顺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使党真正成为既能超越国家,又能深入社会的领导力量,并发挥其以民众为根、以社会为本、以国家为用的角色与使命,简单地强调党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也是不利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

   所以,本文认为中国社会建设必须发挥党领导的独特作用,而党的领导要成为真正的社会建设推动力,就必须根据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需要进行全面的创新和发展。社会协商为党的领导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体制空间与活动舞台;反过来,党的有效领导所支撑的社会协商,将使党的资源真正成为主导和推动社会建设的关键性力量。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战略问题,需要正视和关注。

   社会协商通过党的领导这个支点来撬动中国社会建设的战略逻辑表明,党的领导要真正成为支点,就必须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并取得成效:

   第一,党融入社会大众,担当社会中坚的使命。党的根基在社会和民众之中。长期以来,这种根基是基于单位体制来保证的。但随着单位体制的松解、社会流动的加速以及社会分化的深刻,党在社会与民众中的根基也逐渐薄弱,以至于在许多团体、许多活动以及许多社会事件中,看不到党的组织,感受不到党的作用。这大大影响了党对社会的整合和协调能力。党不能有效整合与协调社会,党就无法成为社会自治的主导力量,结果,党只能更多地作为超越社会的力量来管理社会,而其所借助的往往不是自身的组织,而是其作为执政党所拥有的政治和行政资源。虽然党在这种管理中还有一定的力量,但其管理无法深入到社会的深处,因而,无法真正创造社会的内在秩序。这种状态如果长期存在,那么党的领导力和执政力所具有的实践效用和影响力就会逐渐减弱。这是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要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建党与群众关系的重要原因所在。党融入社会大众,不是简单地与群众融为一体,更为重要的是能够真正成为群众和社会的中坚力量。这就要求党融入社会大众的过程,应该是凝聚社会大众的过程,是服务和引导社会大众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形成,社会治理体系也就有了生长的动力与保障。为此,党必须重塑其组织形态,形成新的组织布局和功能体系,以保证其在日益民主化、市场化、网络化的社会中拥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和组织影响,从而在担当起社会中坚的使命的同时,促进社会自治体系的发育和成长。

   第二,党再塑组织形态,重构共识的组织基础。党融入社会,不仅需要观念、态度和行动,更需要新的组织布局、新的功能体系、新的工作形态以及新的党务干部。这一方面与党所面临的社会和群众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有关,另一方面与党长期以来是以革命党的逻辑来定位和运行有关。在这变与不变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之中,党的组织与党的工作无法有效渗透到社会与民众的生活与观念之中。这在削弱党对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也直接削弱了社会认同的权威体系和信任体系,而这两个体系正是创造社会共识所需要的基础。社会共识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和谐是社会团结的前提。共识、和谐和团结是社会协商能够有效运行的社会前提与精神基础,而社会协商正是通过强化社会共识、和谐和团结来撬动社会建设的进步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表明,任何社会要提升其社会共识、和谐和团结的水平,除了需要文化与政策基础之外,还需要特定的组织基础,如社区、教会、政党、阶级等等。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凝聚社会共识、达成和谐和团结所需要的组织基础中,党的组织最为根本,也最为关键。为此,党的组织应该努力成为社会认可和信任的组织,成为能够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权威力量。虽然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社会高度认同、信任以及由此形成的权威和影响力赢得民众、赢得政权的,但时至今日,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基础与资源与当年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建设又迫切需要党的这方面优势能够重现与保持。这正是今天中国共产党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和组织体系建设的原因所在。应该说,重建党的组织形态,使党成为社会共识的组织基础,已成为社会建设所迫切需要的战略基础。

   第三,党超越政府行政,协调国家与社会利益。党要成为社会共识的基础,除了需要赢得社会的认同和信任之外,党在基层社会的工作和活动,必须在机制上超越政府行政一体化结构,在策略上超越对政府行政资源的依赖,从而成为既能表达国家和政府意愿,也能凝聚和表达社会利益的领导力量。党的十五大报告要求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其中的深意就是要求党能够超越政府行政,在全局的高度协调国家与社会。对于社会协商来说,这种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既是社会协商得以存在的前提,也是社会协商能够拓展和深入的保障。对于社会建设来说,党超越政府行政,就意味着党能够摆脱政府行政的羁绊和牵累,发挥其独特的政治使命和组织功能,同时,也解放了政府,使政府能够依法履职,自主运行,服务社会。由此,社会建设就可以形成四大力量推动的格局:即党的力量、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基于这四大力量,借助社会协商机制及其所形成的界面平台,中国的社会建设就能创造出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共存与合作的良性局面。

   五、结论

   社会建设应社会发展而起,其使命就是使社会在发展、变迁与转型之后,能够重建、保持社会内在协调、稳定与一体的秩序体系。因而,社会建设不仅需要国家的力量,而且更需要社会的力量。没有社会参与,国家力量所建立的社会秩序是没有内在生命力的,其存在与运行成本一定很高,而实际效益却相当有限。任何社会秩序之根都在社会,不论源于社会,还是源于国家,都必须有社会的源与本。因而,社会建设仅仅依靠党和政府所推行的社会管理是不够的,也是不全面的,它需要社会力量的主动参与和配合。这就需要社会治理体系的确立和健全。社会协商虽然是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但其对社会主体性的肯定以及对社会参与的激励,客观上对社会治理体系的成长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基于区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之上开发和运行社会协商,社会协商就能成为全面撬动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机制与杠杆。

从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到党的十八大强调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历时二十五年,虽然都处于改革开放的大逻辑之中,但经历了两个经济与社会形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这说明社会协商是中国内生的要求,不仅符合中国的政治逻辑,而且符合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运行方式。与二十五年前相比,今天强调社会协商,已不仅仅是政治建设与政治民主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成为社会建设与治理的内在需求。社会协商要同时担当起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的任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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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京)201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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