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钦:周恩来“文革”中是怎样批极“左”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11 次 更新时间:2014-07-01 10: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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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钦  
他感到极为不安。他认为“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

   周恩来认为,现在主要是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不敢管,致使无政府主义泛滥。所以,他特别强调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人要亲自抓产品质量,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极左思潮,把生产搞上去。

  

   除科教领域的极左干扰强调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

  

   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他敢于碰硬,从“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界、科技界入手,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争取尽快恢复正常工作。

   1972年6月,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探亲。7月2日凌晨,周恩来会见杨振宁。一见面,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杨先生说我们基础科学理论太贫乏了,而且也不同国外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是看到我们的毛病了。他还说,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不要还是自高自大,听不进你提的意见,或者听了当耳边风更危险。7月14日,周恩来叮嘱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2请他提倡一下理论。

   7月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来,说在北大传达周总理的讲话后,广大教师心情激动,深切感谢党中央的关怀。信里也反映了许多教师仍然存在顾虑,主要是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7月23日,周恩来就周培源来信事批告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要求他们以这封信“作依据”,将这个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9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时,再次谈到加强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9月11日,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在教育上,周恩来勇敢地向“文革”中提出的“左”的教育制度进行挑战。1972年10月,他向美籍学者李政道表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可以边学习,边劳动。”李政道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同周恩来长谈。看得出,周恩来当时对基础科学(包括基础理论和基础实验)非常重视,并且十分注意国内外这方面的动态和进展,对我所提的有关建议也很关心。”

   人们都知道,“文革”中批判所谓“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推行了一套“左”倾的教育政策。1971年发布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大学招生的对象是具有2至3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年龄在20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入学,可以根据情况放宽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这种招生办法,不仅严重堵塞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的升学之路,而且为“走后门”上大学敞开了方便之门。学员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周恩来在这个被视为“文革”重要成果的“规定”刚刚公布一年之际,就提出“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的论点,这不能说不是对“左”倾教育制度的一次勇敢的挑战。

   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写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

  

   周恩来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要批透极左思潮”。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宣传单位负责人作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这个报告,全篇渗透着“要批透极左思潮”的精神,用以指导对内、对外的各项工作。他强调指出:“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应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但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却两次勾去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样。十月初,《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再次出现“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江青一伙立即追查“稿子是怎么来的”。

   10月14日,根据周恩来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整版反“左”的文章:一篇是《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尖锐地批驳“文化大革命”以来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它提醒人们注意:尽管林彪一伙“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

   文章发表后,江青一伙人立即紧张起来。他们马上追查组织这批文章的“背景”。姚文元看了后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指责说: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经张春桥、姚文元授意,《文汇报》以及它的内参《文汇情况》连续登载批驳文章或相关报道。江青一伙的追随者在《人民日报》社内也大搞“反右倾思潮”。

   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30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遭到江青一伙的竭力反对。12月1日,张春桥便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在报告上批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鉴于党内高层对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主题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12月3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交部在修改时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但是,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8月1日、2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谈话(纪要)”。12月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修改后的报告。

   不久,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尽管避开使用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提法,但依然是按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反对强加于人和大国主义的指示精神,清理和批判了近些年来在归侨、侨眷、口岸、接待、宣传工作中的种种错误认识和极端做法,并提出今后继续清除极左影响的各项规定。

  

   72至73年间以含蓄的方式继续反左

  

   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间,周恩来以更加含蓄的方式,继续反左,并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解放一批老干部,使他们参加领导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对挽救党和国家,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负责干部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指出:当年“大闹怀仁堂”一事,“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谭震林曾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而受到压制和打击。周恩来称他为“好同志”,并安排他从外地回北京治病。在同一封信上,周恩来还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表示了他对邓的不同寻常的关注。

   1973年2月,邓小平根据中央通知,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劳动三年多的江西南昌郊外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周恩来正式通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安排好邓回京后的住所。

   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问题。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至此,曾被“文革”中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得以复出,恢复了领导工作。3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和干部处理问题。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意图,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经政治局讨论并报毛泽东批准。1这是在解决干部问题上的重大突破,可以避免因为少数争议较大的“疑难”案件而把许多“查无实据”、仍迟迟得不到“解放”的干部一起拖住,实际上是一次有步骤地“解放”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的开始。

   在经济工作方面,周恩来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骤,清除林彪一伙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2月26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关于本年度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起草情况的汇报。在汇报会上,周恩来历数几年来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尖锐地批评它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时还强调,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倾向,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1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重新修改后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2,以纠正生产管理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明确地提出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的十条规定,重申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规定特别强调:要反对各行其是,要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遵守党纪国法,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这个规定,在计划会议上讨论时,除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下的上海代表反对外。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都赞成这个《规定》。

   但是,以后接踵而来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却使周恩来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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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00年第11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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