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杨:全球史观与中共历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9 次 更新时间:2014-05-20 23: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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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杨  
而是各学科的整合与统一”。[14]

   它的提出恰恰弥补了学科分类带来的局限,主张通过整合各学科进一步消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界限,真正打破学科分立,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整体性。

   实证史学一直是中共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同时也是使史学科学化的一种努力,然而实证史学所依据的科学观念是19世纪的:“它强调的是一种分门别类的分隔性研究,它使史学在方法论上科学化了,却未致力于使整个历史学的解释机制科学化。”[15]众所周知,“凡史料以至史实,不经史家之解释,即无史学之意义”。[16]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不仅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要解答“为什么”。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中共历史研究既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学术性。其政治性使其“相对于历史学的其他内容来说的,不仅要求史实真实、准确,还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入分析,在表述上更具有理论色彩,并对党的思想理论及路线方针政策重点加以研究”,[17]以发挥其引导、教育广大人民的作用;其强烈的学术性则要求研究更多地应该在学术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和深化,探究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动机、原因,以至影响之后果,并透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去分析社会,揭示社会发展变迁的规律,而并不是单单以历史事实去注释现有的理论。也即是说,不论是从政治的角度研究中共历史,还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共历史,都需要“解释力”。那么,到底用什么来解释中共历史?怎样的方法才能够实现解释机制的科学化?

   近年来,中共历史研究注重探讨史学理论和方法,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用实证史学叙述历史,也开始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未来学、国际关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规范和分析方法来解释历史,出现研究方法多元化趋势。但正如之前对跨学科与“一体化”学科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按照学科分类展开的。比如,研究不同的“社会群体”,从概念上看,他们既可以是政治学概念,也可以是经济学概念,还可以是社会学概念,也即是说当我们对“社会群体”进行历史研究时,根本无法脱离他们本来就含有的不同学科的成分。因此,尽管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学科视角透视中共历史,但每一个学科的透视都是片面的,“历史研究需要广泛知识,并充分利用一切知识能力为根本手段”。[18]只有超越学科边界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全面完整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因此,在研究和探讨社会科学的方法上,将“一体化”的学科方法引入中共历史研究,无疑是对中共历史研究方法的一种尝试和创新。运用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整体性历史——中共历史,能够使我们站在整个社会科学的视界上理解中共历史,更全面准确地读懂中共历史,更好地实现中共历史研究的理论创新。

    

   结 语

   借鉴全球史观的方法研究中共历史,就是要跳出“中国视野”对中共历史作全球解读,以求宏观地再现中外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就要摆脱“政治”藩篱,以“社会”为对象和视角,重新审视中共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就是要跨越学科界限,用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共历史,以求实现对中共历史全面完整地理解和把握。但借鉴全球史观决不意味着要抛弃唯物史观,恰恰相反,其与唯物史观有着深刻的渊源和共通之处。如在历史研究视野上,马克思强调考察全球和全人类整体的发展,认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9]在研究领域上,相对于政治的历史研究主题,马克思更注重对社会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学科专业化分类刚刚开始,因此,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并未受到学科制度的限制,其理论实际上早已超越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视界,成为整体性知识。正如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所说:“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20]全球史观所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间接或直接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两者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但终不能妨碍两者之间的对话,以及通过这种对话所产生的于双方均有补益的交流与融合。因此,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借鉴全球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在新的基点上寻求中共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无疑是推进中共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4] [5] [20]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M ]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93; 206;206;208.

   [2] 于沛. 全球史: 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J ] .史学理论研究,2006,(1).

   [3]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4.

   [6] 朱志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M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93.

   [7]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给中国青年历史学者的几点忠告——访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J]. 历史教学问题,2004,(4).

   [8] 郭德宏. 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的若干问题[ J ] .中共党史研究,2001,(5).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 卷[ M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2.450.

   [10] 黄琨. 中共暴动中的宗族组织(1927~1929)[J].史学月刊,2005,(8).

   [11][15] 何兆武,陈启能.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396;399.

   [12] [14] 江华. 世界体系理论研究——以沃勒斯坦为中心[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7.149;152.

   [13]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1.

   [16] [18] 王尔敏. 史学方法[ M ]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64;177.

   [17] 欧阳淞. 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 J ] .中共党史研究,2013,(4).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 M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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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视野》201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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