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不必要的妥协——评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44 次 更新时间:2005-07-11 01: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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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  
并且,通过把自由这种"公平价值"具体化为第一原则,罗尔斯将构成秩序良好社会(道德意义上)之制度框架的基本善从其余的基本善中区分开来。

   然而这种额外的限定却悄然预定了在权利和善之间的一种义务论上的区分,这种区分本身则与起初将权利归类为善的做法相矛盾。因为平等的自由这种公平价值要求运用这些权利的平等机会具有实际的可获得性,所以,只有权利(而不是善)能以这种方式加以限定。只有涉及权利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在合法的资格和选择(以及相应行为)的实际机会之间做出区分。平等分配的善的"公平价值"要么是冗余,要么是无意义。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对善进行法律平等和实际平等的区分,在语法上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基本善的概念能在第二步进行修正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问第一步(使得该概念成为必要的原初状态的设计)是否明智。

  

   (3)上述反思表明,对于原初状态中的参与者各方来说,做出理性抉择的能力不足以领会其委托人最高价值层面的利益,或者说不能理解优先于集体目标的权利(在罗纳尔德·杜沃金的意义上)。既然如此,那么为何参与者各方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实践理性而被笼罩在无知之幕中呢?罗尔斯的意向是很清楚的:绝对律令的角色由一种主体间适用的程序所取代,这种程序体现在参与条件(如参与者各方的平等地位)和处境特征中(如无知之幕)。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潜在的利益恰恰被对信息的系统剥夺所耗费。第三个问题也揭示了前两个问题所由提出的立场:我相信罗尔斯本来可以避免伴随着原初状态设计的困难,如果他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操作道德立场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他以一种严格的程序方式来操作,使得实践理性的程序概念不受实质性内涵的影响的话。

   康德的绝对律令已经超越了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特性。黄金律要求从给定的个体立场来进行普遍化检验,而绝对律令则要求所有可能的关涉者都能够期望自身的准则成为普遍的原则。但是只要我们对以一种更严格的独白方式进行检验的话,绝对律令仍然是一种个体化的孤立视角,从这种孤立的个体视角出发,考虑所有人期望的东西,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只有当个体的自我理解反映了一种先验意识(即普遍有效的世界观)的时候,从个体立场看来,对每个人都同样好的事情才可能真正是每一个体的平等利益。但是在社会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条件下是不能假定这一前提的。如果我们希望保留康德的普遍律令的根本洞见的话,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回应多元主义的事实。通过信息约束,从一开始就把特定立场的多样性中立化,罗尔斯把一种共同的视角强加于原初状态中的参与者各方。与此对照的是,交谈伦理学认为,道德立场体现在主体间的论争实践中,这些论争迫使这些主体卷入扩展他们理想化立场的过程中。

   交谈伦理学基于这样一种洞见:恰当理解的普遍化原则要求一种"理想角色扮演"的协作程序。它用论争的实用主义理论来解释GH米德的思想。在自由平等的参与者广泛的、非强制性的理性交谈这种实用主义的前设下,要求每个人都采取其他人的视角,一种理想的、扩大了的"我们的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所有人都能够共同检查他们是否愿意将一个有争议的规范确定为共享生活的基础。在解释处境和需要的时候,这将包括对语言的合适性的相互批评。在不断进行的抽象化过程中,那些可一般化的利益和兴趣的核心部分将逐渐地显露出来。

   然而在罗尔斯那里事情并非如此。在原初状态中无知之幕从一开始就将参与者各方的视域限定在基本原则之内,那些自由平等的公民虽然可能对自我和世界有各异的看法,却被假定为对这些基本原则持赞同态度。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这起初的分离做法,罗尔斯不得不接受双重证据的负担。无知之幕必须扩展到所有的特殊立场和利益,这些特殊立场和利益可能损害公正的判断;同时,无知之幕又必须只扩展到作为会被自由平等公民所接受的共同善的竞选对象的那样一些规范事物,这些事物的取消不会造成进一步的困难。一个简要的反思将表明,这第二个条件是该理论很难满足的。在正义原则得到论证之后,在接下来的宪政建构、立法和法律适用等等步骤中,无知之幕将被逐渐揭去。如果新加入的信息必须与在信息限定的条件下选择的基本原则相一致的话,就必须避免不适合的意外。如果我们要确保不出现矛盾,我们必须在建构原初状态时具有关于规范内容的知识甚至预见,这些知识应当潜在地与未来的自由平等的公民的自我理解相协调。只有当在原初状态建构中所采用的基本规范概念(如罗尔斯意义上的政治上自律的公民、公平合作、秩序良好的社会等概念),能在未来道德意义上的经验和学习过程中经受得起修正的时候,原初状态下的判断的公平性才能获得保证。

  

   二、多元主义的事实和重叠共识的理念

  

   从罗尔斯的题为《道德理论中的康德建构主义》的杜威系列演讲以来,他已经将正义的政治特性强调为公平。这种转变主要由他对社会多元主义,尤其是对意识形态多元主义这一事实的忧虑所促成。在讨论"无知之幕"的时候,我已经澄清了正义理论原初理论决断自身所承受的证据负担。在正义的两个最高原则的论证中,关键的因素与其说是在原初状态中的深思熟虑,不如说是指导原初状态设计的洞见和基本概念。罗尔斯将规范内容引入论证程序,并且使这些规范内容与道德人格的概念相联:即公平感和个体自身的善概念的能力相联。因此,作为道德人格的公民概念(这一概念也是政治上自律的公民的公平合作概念的基础)需要一种先天的论证。并且,需要表明这一概念对许多冲突的世界观保持中立,并在无知之幕被揭去之后仍然是没有矛盾的。这解释了罗尔斯的兴趣是政治的正义概念,而非形而上学的正义概念。我所疑虑的是,这一术语(作为道德人格的公民)并未澄清这一尚待论证的概念的具体特性;因而在应当如何理解该理论自身的有效性宣称上仍存在模糊性。因而我将考察正义理论所依赖的重叠共识的概念是否扮演一种认知的或仅仅工具性的角色:它是主要有助于该理论的进一步论证呢,还是在该理论的先天论证中阐明了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与此相关的是罗尔斯使用的谓语"明智的"的意义问题:是道德判断的有效性的谓语呢?还是开明的容忍这样一种反思态度的谓语呢?

  

   (1)为了确切地阐明那些根本的规范性观念,罗尔斯求助于所谓的反思均衡的方法。通过对已获证明直观的理性重构(这些直观实际上在民主社会的实践和传统中被发现),罗尔斯获得了道德人格这一基本概念以及诸如政治上自律的公民、公平合作、秩序良好社会等等附属的概念。当他能确信那些关涉者没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以这种方式重构和澄清直观的时候,反思均衡就达到了预定的效果。理性重构的程序和方法已经遵循了托马斯·斯坎伦的"合理拒绝"的标准。当然,罗尔斯可不希望将自己仅仅局限于特定的政治文化中的基本规范信念:纵使是现在的罗尔斯也还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如同以前一样,罗尔斯的目标是重构潜存于他所在社会的政治文化及其民主传统中的那些直观观念的根基。但是,如果伴随着那些已经成功地体制化了的正义原则的经验早已沉淀在既定的政治文化中(比如美国),那么这种重构的努力就决不仅仅是对一种偶然传统的解释学的澄清。如此推定出来的正义概念必须重新接受检验,看它是否能期待在一个多元社会中获得认同。这第二步是如何同证明两条最高原则的第一步相连的呢?它是否能恰当地被称为证明的第二步呢?

   在《正义论》最后一章中,罗尔斯已经强调了依据正义原则建立的社会自身的稳定性问题:举例来说,这样的社会能否通过对其公民进行必要的政治社会化从自身中获得功能上必要的动力(TJ496ff)。考虑到他后来愈来愈严肃地看待社会和意识形态多元主义的事实,罗尔斯试图以类似的方式检查正义这一理论概念能否从"可能性的艺术"中降下,从而变为"能适用的"。首先,正义理论最终所依赖的人格这一关键概念必须足够中立化,以便不同世界观的人们都能接受。因而,必须证明作为公平的正义能构成"重叠共识"的基础。使我困扰的是,罗尔斯认为可接受性的检验与在论及秩序良好社会自我稳定的潜力时所采用的一致性检验属于同一个类型。

   由于在关涉到可接受性的检验时,不能以一种内在的方式来检验,所以上述方法论的类比是成问题的。考虑到彼此冲突的世界观,基本规范概念的中立性的检验必须基于另外的前提:它不同于对已经按照正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的自我维护能力的假设性检验。在其当前的著作中,罗尔斯自己区分了理论建构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得到证明的原则,在第二阶段中必须被置于公开的讨论之下。只有当理论设计已经完成的时候才引进多元主义的事实,原初状态中对信息的抽取也可以撤除了。整个理论必须在公共理性的法庭上接受批评。但这里指的不是在理论范围内陈述的正义社会里虚构的公民,而是指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公民。因此,理论的可接受性检验的结果必须是未曾决定的。罗尔斯考虑的是其结果公开的实际交谈:"如果结果表明,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不能赢得证明合理的理论支持,以至无法维持社会的稳定,情况会怎样呢?……我们必须弄清楚,正义原则的各种可接受的改变是否会维持稳定"(PL65—66)。很清楚的是,罗尔斯至多能够指望在思考中预期实际交谈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在多元社会条件下很可能表现出来的。然而,这种多少有些模拟真实状况的实际交谈,是不能按照在正义社会的基本前提下获得自我稳定可能性的同样方式并入理论中的。因为现在是公民们自己在争辩由原初状态中的参与者各方发展起来的前提。

   这种容易引起误导的类比本来不会产生进一步的后果,如果类比未曾牵涉到"重叠共识",那么正义原则就被认为可以同"重叠共识"相汇合。因为罗尔斯把"稳定性问题"置于最显著的地位,重叠共识仅仅表达了这样一种功能上的用途,即正义理论由此可平稳地促成社会合作的体制化;但在此已经预设了一种证明理论的内在价值。从这种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正义理论是否能获得公共赞同的问题(即在理性的公共运用法庭上面对不同的世界观)将失去认识论上的意义,而这一点对该理论本来至关重要。那么重叠共识将只是效用的一个指示,而不是该理论正确性的证实:从可接受性和合法性的角度看来,重叠共识不再有重要意义,只是从现实接受的,也就是说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看来仍然是重要的。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罗尔斯的话,他并不希望以这种方式在合法性问题和稳定性问题之间做出区分。当他肯定其正义概念的政治性的时候,他的意图是取消可通过合法性论证的接受和实际的接受之间的区别:"作为一个政治的概念,被解释为公平的、正义的目的是实践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或知识论的。也就是说,正义并非将自己的特性解释为真理性,而是一个能够用来为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公开且自愿的政治契约奠定基础的概念。"

   在我看来,罗尔斯必须在可接受性和实际接受之间做出更清晰的区分。对于正义理论的一种工具主义的理解,由于下述事实而失效:在取得重叠共识以前,公民们必须首先信服如此定义的正义概念。正义概念不能在一种错误的意义上是"政治的",不能仅仅导致一种妥协。正义理论自身必须提供这样的前提,"该前提我们和别人都会认为是真实的,认为对于在政治正义的基础上达成的一项可行的契约是明智的。"因此重叠共识的稳定功能可以用认知的方式来解释,也就是说,能被解释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对于各种"广泛的学说"保持中立这样一种假设的证实。我并不是说,罗尔斯接受了某些不允许他推导出这一结论的前提;我仅仅是说,罗尔斯之所以不愿意推定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给"政治的"这一特性加上了限制性条款,即正义理论不应当承担知识上的要求,其实践上可预期的效果也不应由于其论断的理性可接受性问题而变得偶然。于是我们有理由问,为什么罗尔斯并不认为他的理论承诺具有真理的地位,并且如果不是在"真实的"意义上,那么他又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明智的"这一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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