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交代我在对毛主席态度问题上的罪恶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33 次 更新时间:2014-05-03 23: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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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 (进入专栏)  
或者资料搜集工作,或者文献翻译工作,就是我所谓的“埋首书丛,了此残生”。我具体的想去国际关系研究所,一方面因为我实际上只有这一条门路可走,一方面也因为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可以不至于犯重大的错误。

   1965年下半年对我62年的罪行的揭发和批判,对我来说,是突如其来的,然而也不全出意外,最后对我的宽大处理也是如此。这次批判对我的意义是确定了我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决心(当时刘修学就是说我划了右派还不甘心当“驯服工具”,警告我千万不要再念念不忘“57年以前”)。当时,我已经开始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已经对国际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有所认识,有所理解,但是就我实际的觉悟水平说,我还不能超出以“驯服工具论”来改造自己的范围。在批判结束以后,在1966年上半年,我整个的工作情绪是饱满积极的,这是因为我自己已经扫除了心底的杂念妄想,觉得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再不有所选择,有所趋避。我本来最怕的是去国际部,当时我曾设想,如果朱穆之再叫我回去,我就回去,我自以为这种心理状态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三、文化大革命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来势十分迅猛,真如疾风暴雨。我后来隐约感觉到,许多当权派似乎事先有所感觉,但是我因为消息闭塞,却全无思想准备。不过,从揭发三家村起,就因为发现我在57年所推荐过的一篇文章,原来出于邓拓的手笔而有一种深刻的悲观,觉得自己“难逃一难”。

   文化大革命初期主要揭发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许多三反言论,这些言论许多是与我当时的言论共同的,许多是我当时曾与之共鸣的。因此,我不但恐惧,而且感到抵触,觉得当时以“三不”相号召,事后却还是要抓辫子,拿棍子,戴帽子,我所曾有的“出尔反尔”的罪恶思想马上又重新冒头,对党疑惧的心情与自己感到委屈的心情是很深的。

   新华社运动刚一开始,张海涛即以揭发王飞62年在轮训班的三反言论而名震一时。我记得他在大字报中说,别人在62年发表一些错误言论是情有可原的,你是漏网大右派有什么资格讲这些话。这时外训班的小将在旁边贴出大字报,质问张海涛,不管什么人,有三反言论就是错误的,为什么他要这样说。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以为,就道理说,小将们是对的,但是就策略说,张海涛的话也许是透露了党的政策的底。后来听了陶铸的讲话,我更明确地感到,凡是过去没有旧案的人,这次文化大革命都有希望过关;而历史上有错误的记录的人,就不免要再次受打击。我在1966年6月底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被揪了出来,后来几次被揪斗,到9月间又列为清理对象,编入被我认为是“死案组”的第七组(多数是摘帽右派分子和未戴帽的坏分子),要送去信阳。我当时已完全作好了重新戴上帽子,长期劳动改造的思想准备。我在57年的时候,曾有过古人所谓“孝子之事亲也,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思想,甘心情愿地接受党的斗争批判和处分,这次,我也决心再次老老实实当反面教员,决不自辩自解。就这一方面说,我是没有抵触情绪的。但是,就另一方面说,我内心是十分委屈的,我甚至想,“我之为党,亦已至矣”。十年以来,我一直在当反面教员。但是如果说,在57年的时候,批判我还能震动新华社的话,现在我在新华社已经无人知晓了;打击我,在老人中已没有新鲜感,在新人中也已不会引起警惕,我的作用已经没有多少了。不过,我看到十六条上说,到运动结束的时候,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从缩小打击面的观点说,最后把打击面集中到像我这样的“老右派”身上还是合理的。我实在不愿再见许多老党员、老干部再走我走过的老路。这时,我曾想起1964年或1965年,我曾在大礼堂听过下乡四清同志的报告,说二十三条下达的时候,有些农村干部拿着本本对工作队员说:“你们不要我们,毛主席还要我们哩!”我对这话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它曾震动过我的心,我体会到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政策。但是联系到我自己,我就感到自己一定是毛主席不要的人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除了十六条以外,我最早看到的毛主席的指示是,有人转抄贴出在大礼堂里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其中说到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要给出路。我毫不怀疑这确实是毛主席的亲笔信,确实体现了毛主席的一贯思想,不过我始终把自己划在可以解放的“全人类”之外,其原因就因为我是“老右派”。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造反派,特别是青年人,言辞比较激烈,于是被当作右派围攻,如新华社的李竹润就是一例。我也是把他们当作右派看的。应当说,从我历来的“右”的思想出发,我是不大肯把青年人看成是蓄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阶级分子的,我内心往往把这类人看成是“个人主义者”。但是我从57年的经验出发,又认为把他们说成“右派”也并不冤枉,而且深信运动后期(当时看后期,顶多只有半年)一定要给予打击,我当时确实是这样理解毛主席的政策的。这些人中间有的在受到大字报围攻后就作出检查,我又从自以为是的经验出发,认为一旦要划右派,作检查是无济于事的,黑字写在白纸上,比过去的多数右派分子更难逃得脱。可以说,我即使不在运动初期即被揪出,我决不会附和当时的所谓“右派”造走资派的反,我也决不会充当“左派”围攻造反派(也许除了在群众性的大字报上附加上一个签名),这是我可以有把握的。但是,我虽然不会在这方面的行动上犯错误,却必然会在思想上犯更严重的罪行。我已在心里怀疑毛主席为什么要造成这样一种局势,使在我看来不过是“狂妄无知”的年轻人,犯一旦滑入就永远不能自拔的错误。事实上,我内心已经为李竹润,以至桂来强(我当时认为他特别激烈)捏一把汗了。我当时的思想可以说完全是同毛主席的思想相对立的,我根本不能体会毛主席的“子教三娘”的伟大指示(当时也不知道),不能体会毛主席的既教育老干部又造就一代青年的伟大战略思想。

   对于青年人是如此,对于“老干部”,我也充满了无原则的同情。进城以后,在老干部中间就产生了某种衰朽的倾向,这点我是早就觉察到的。但是对他们进行如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猛烈的冲击,我却认为“过分”。大字报上揭发的许多情况,我往往以为未必尽然。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许多人都说成是“黑帮”,我觉得这简直是给党抹黑。不过,我认为绝大多数人的前途都大有转圜的余地。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篇社论,叫做《党的光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我后来听说这是刘邓司令部炮制的,不过我当时却认为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给广大干部打的一个招呼,把它看成是合情合理的。大概到1966年底,我在大字报上看到林彪同志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说老干部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好比是游泳,会游的就游过去了,不会游的就淹死了,有的人要喝几口水,有的人要拉他一把。就我所知,在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就有过这样的话,在反右斗争中,也有人同我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只是个人的经验之谈而不是权威的指示。这次既然是林副主席亲自提出来,我就认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于绝大多数干部不过是一个考验,反而对自己的遭遇伤感,私心忖度:“为什么反右派斗争中竟没有一个游过去的人?”

   我是到1966年底才意识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与我也有关系的。当时有人把清理工作作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一个手法,又有人把陶铸、肖望东在文化部搞的清理工作(把牛鬼蛇神送到外地去集训),作为“保护一小撮”的一个内容。我对这样矛盾的说法无法判断。我觉得我当初要被送到信阳去,是被当作死案来处理的,我并无被保护的感觉(虽然我曾感到去信阳固然一定会戴上帽子劳改,却可以避免群众斗争,这是符合我的愿望的)。 同时,我又感到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也肯定是打击的对象。我认为,在理论上说,在针锋相对的斗争中一个人似乎不可能既作为一条路线打击的对象,又不作为与之对立的路线的保护对象;但是在事实上,我自己就是这种情况。

   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对毛主席的感情处于一种复杂的状态中。我现在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常常感到自己处在一种“渐近渐远,渐远渐近”的游移状态中。

   从刘邓黑司令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揭穿,被批倒以后,我一时间感到自己心中积累下来的许多疑团得到了解决,自己感到同毛主席亲近了许多;一时间又感到自己的理解可能是错误,或者即使是理解正确也是没有资格评论的,转而又自外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典型的事例是:1967年春初,我感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解决了我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会发生阶级分化,在苏联已经成为事实,在中国则可能成为事实,而解决这种阶级矛盾的方法就是用“大民主”发动群众来向走资派造反。想到这一点,我思想感到很开朗,觉得只要能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我个人所受到的批判处分就都算不了什么。我把这一点体会写到了思想汇报中,但是马上就有同志写出大字报批判我(我没有记住批判的论点)。我就感到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来谈这样大的问题,心里很沮丧。

   在57年以后,我经过长期的学习,已经能够理解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首先是坚持不断革命,坚持阶级斗争。但是,根据我对毛主席的政策的一贯体会,我又认为“准许革命”,帮助犯错误以至受打击的人改造,重新革命,也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十二月黑风”的时候,“联动”的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但是到1967年5月,许多被抓起来的联动就都放了出来。我有一天早晨上班,在女八中门口看到一张记载中央首长接见联动分子的大字报,江青同志一出场就说“毛主席要我来看看你们”,被接见的人就喊“江青阿姨好”“毛主席万岁”。我一看到这里,鼻子就发酸,眼眶就发热,我认为这是毛主席伟大政策的体现。到了办公室,就跟人谈论这件事,还表示自己极度感动,但是不料有人说,这张大字报是联动伪造的。这样一来,我搞得十分紧张,深恐别人以为我借题发挥,以后我一直警惕,不要直接说对主席思想的体会。

   1967年秋天,毛主席巡视华东、中南、华北几省,发表了谈话,着重指出,干部犯了错误可以改正。除了新华社大联总印发的本子而外,我还看到小报上和大字报上发表的本子,内容多了下面一句:“有人说这是立场错误,立场错了有什么要紧,站过来就是了嘛!”(我只记得大意) 我虽然无法对这个本子进行核对,但是我相信这是毛主席可能讲的话。我心里是十分感动。但是却又想到在57年的时候,我犯的就是立场错误,改造到现在也不敢说立场已有转变。这种思想说明,自己对毛主席的疑惧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这是一种罪恶的心理状态。

   1968年9月,红旗杂志编者按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开头,并没有宣布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但是我一看就认定这是毛主席的话,我相信我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经验和过去的政治经验,决不会估计错误。后来,江青同志讲话,明确说这个按语传达了毛主席的声音。应当说,这一最高指示给我的感动是很大的,但是我马上提醒自己,对“出路”两字要有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决不可有57年以前的理解,决不可以认为只有给一个被打倒的人以与过去的历史、地位、能力相称的职务与工作才算是给出路,而要认清只要不是肉体消灭与逮捕法办就都算是给出路。我认为这次运动的震动远甚于57年,对于打击对象的处理只能比57年更严而决不会更宽。我若是在出路问题上有任何陈旧的概念,就必然要产生新的情绪波动,犯新的错误或罪行。我现在认为,我这种想法极可能是歪曲毛主席的意思;但是就我本身而言,我却只敢以最低的标准来考虑自己可能有的出路。

对于刘少奇,我过去从来没有感到他同毛主席之间有什么分歧,只是到1966年8月在新食堂听他的录音报告时,听到他说“革命如何革?我老实告诉你们,衷心地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后来他又举了清华大学一个反革命分子写的反动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说即使这样的人也可以“保护”一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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