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光:战后日本的“台湾帮”与中日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91 次 更新时间:2014-04-05 23: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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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恳谈会”却从不公开章程、宗旨和成员名单等情况,不要说媒体和国民对其活动一无所知,就是本会成员也不知悉全体人员名单,完全是“黑箱”运作。至于青岚会在成立时全体成员歃血为盟,成立后动辄在国会大打出手,推翻桌椅扔烟灰缸的行为,与街头闹事的右翼暴力团体并无二致,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政界暴力分子”。

   3、组织梯队上已完成“世代交替”。目前,“台湾帮”已完成新老交替,战前派基本退出政治舞台,战后派全面掌握主导权。战后派大多是战前派的子弟、门生,两者之间有着极为深厚的“世袭关系”和继承渊源,基本上继承了战前派的国家主义思想和反共亲台的政治主张。但战前派与战后派多少有一些个人经历和政治理念上的差别。战前派大多亲身参加侵略战争,顽固地否认侵略历史和罪行,对蒋介石感恩戴德、坚决反共;战后派大多接受现代教育,秉持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和“共同价值观”,主张日本顺应世界潮流,保持与周边国家的稳定关系,维持地区的安全与发展;他们反共亲台,但并不一定都强硬反华。

    

   三、日本政界“台湾帮”与台独势力

   冷战后,日本并未因经济长期低迷而放慢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随着国内政治总体保守化,社会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右翼势力试图通过加强日美安保体制,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发展、阻挠中国统一。“台湾帮”或身居内阁要职,或控制政党的外交、安全等重要部会,利用政治地位和决策权力,竭力推行反共亲台政策。尤其是李登辉、陈水扁上台后,日本的“台湾帮”与台独势力遥相呼应,活动更为引人注目。

   1、加强安全合作。日本“台湾帮”分裂中国的步骤之一就是在日美安保体制的框架内与台湾加强安全合作。1996年4月,日美发表《联合安全保障宣言》;1997年7月,新日美安全防卫合作指针出台。当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尾山静六 “作为‘台湾帮’大将站在第一线发号施令”,宣称:日美联合防卫体制的适用范围包括“台湾海峡”。所以“强化日美安保体制、制定战争指针等,都是由首相官邸实际上的主人尾山决定的”,在“遏制中国的外交决策背后,确实有‘台湾帮’在活动,而且他们大体上达到了目的”[16]。同时日台军事交流日见频繁。1996年3月,台湾“国安会”秘书长丁懋时和前海军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庄铭耀访日,与尾山就大陆军事演习交换意见。这一军事交流还是1972年日台“断交”以来的第一次。2000年,日本“台湾帮”和“防卫族”策动媒体大肆攻击中国海洋调查船的科学考察活动,推动《防卫白皮书》写入“中国的导弹已将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亚洲纳入视野”,渲染“中国威胁论”。2002年11月,第一次台北—东京“亚洲和平”国际交流会议在台湾举行,台湾“国防部长”出席,日台军方人士以军事安全为主要议题展开讨论。日方代表团团长公然鼓吹“必须推动日台军事合作,共同抑制中共军队的冒险”,“如果台海有事,冲绳将作为美军基地,日本自卫队会在后方支援美军”。实际上是以“民间”名义进行的军方高层对话。[17] 台独势力对此心领神会。陈水扁说:“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亚太地区的安全,不仅是台湾.也是日、美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日本有义务保卫台湾”。日台因此建立“反恐连线”,加强情报交流、人员培训的合作,以“维护共同安全”。[18]

   2、鼓吹分裂中国。为抑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日本的“台湾帮”不断鼓吹分裂中国。他们认为:中日联合声明等文件拘泥于过时的主权观,不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过时。而且当时日本仅表示“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并未承认和支持,因此不具法律效力。小泽一郎提出“必须与台湾建立正式的关系”。李登辉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实际上是以东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中岛岭雄为首的亲台日本学者执笔[19]。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日本“台湾帮”公然为“台独”张目。1999年11月访台的石原慎太郎称台湾为“国家”、台北为“首都”[20]。2000年4月,石原再次叫嚣“中国分裂有利于日本”,“中国最好分裂成几个小国,日本应尽力促成这一进程。”[21] 李登辉则投桃报李,公然承认钓鱼岛归日本所有[22]。2002年8月3日,陈水扁向在东京举行的“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第29届年会”发表电视讲话,提出“一边一国论”。日本众议院议长绵贯民辅、交通相扇千景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庆祝“双十节”大会并致贺辞,也是1972年以来的第一次。[23] 2006年日台之间部长和党首层级的交流达11次,议员互访不绝于途。11月,日本前首相森喜郎再次访台,会见陈水扁并接受台方授予的“特种大绶景星勋章”。双方配合默契、交流级别日益提升。

   3、为“台独”推波助澜。日本“台湾帮”极为关注台湾政局变动。在台湾“大选”前后多次派团赴台。1996年“大选”前,藤尾正行、平沼纠夫等访台“观察选举”。李登辉当选后“恳谈会”立即组团访台,5月20日又派代表参加李的就职仪式。为配合李的“务实外交”,日本“台湾帮”不断策划邀请李访日。1995年5月22日,美国政府宣布同意李登辉访美。日本“台湾帮”应声而动,藤尾6月1日秘密访台与李商议访日之事,回国后即召开“台湾帮”干部会议,通过了“全力推动李登辉访日”的决议。为使李能出席当年9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村上正邦于9月13日会晤官房长官,要求政府为李来日放行;9月20日,村上专程赴台与李密谈访日事宜;9月25日,“台湾帮”发起成立“日华(台)国交恢复暨李总统访日实现国民大会”。2001年4月,李登辉以“看病”为名要求访日,日本的“台湾帮”全力配合,先与李商议策略,后向政府施加压力,终于达到了目的。2000年和2004年台湾“总统选举”之际,日本的“台湾帮”纷纷组团访台,与民进党建立交流关系。陈水扁当选后,山中贞则立即召开“恳谈会”紧急会议,要求全体成员“熟悉陈水扁”,与民进党“展开正面交流”。村上正邦谋划组织各党联合代表团赴台参加陈水扁“就职典礼”。民进党也于2002年7月成立“台日友好协会”,陈水扁设立“对日工作专案组”,由“总统府”秘书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负责,积极开展对日拉拢工作。[24]

   4、为侵略历史翻案。日本的“台湾帮”成员不仅公开否认侵略历史,而且妄图通过篡改历史教科书,歪曲两岸山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历史。有87名国会议员参加的“思考日本的前途与历史教科书年轻议员之会”,编著《对历史教科书的疑问》一书,说台湾是“无主化外之地”,甲午战争以后已形成与中国文化不同的“独特文化”,因而有权在政治上要求并获得独立[25],为台独的政治主张制造历史文化“依据”;要求把对中国的侵略改写为“进入”,否认日本对“满洲国”的殖民统治和掠夺。

   日本政界“台湾帮”竭力介入作为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的原因有:

   1、历史。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时,首先“吞并琉球”和“征服台湾”。1874年侵略台湾被当地军民击退,1895年甲午战争后迫使清朝政府割让台湾和澎湖,直到1945年才归还中国。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整整50年,实施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试图把台湾人改造成为“真正的日本人”。殖民统治导致的在人员、文化、心理、情感上千丝万缕的联系,织就了日本政界“台湾帮”的“台湾情结”。

   2、经济。战后日本以“贸易立国”、重返海外市场为目标,对台湾进行经济扩张。目前,日本是台湾的最大投资者.第一大进口国.第三大出口国,2005年日本对台贸易顺差2.8万亿日元,日本的九大商社控制了台湾外贸总量的2/3,台湾引进技术项目的70%来自日本。巨大经济利益是日本“台湾帮”之“台湾情结”的物质构成。

   3、安全。日本是资源小国,所需资源绝大部分依赖于海外供应,其中90%的石油和99%的铁矿石须经西南海上航线。台湾扼此运输线之要冲,每年有5亿吨物资从台湾的眼皮底下运往日本。日本视此海上通道为“生命线”,强调台湾对日本经济安全的重要意义,竭力拉拢和培植台湾的亲日势力,建立密切的日台关系,阻挠中国的统一。

   4、战略。日本政界“台湾帮”不希望中国因统一而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认为中国的“永远分裂”和“台湾独立”最符合日本的战略利益,把台湾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最有利的一张“牌”,中国一旦统一,这张“牌”将彻底失效。所以他们一方面加紧与台独分子勾结,为两岸统一制造障碍,另一方面使用“周边事态”的概念将台湾划入“日美联合防卫”的适用范围之内,试图利用台独分子和美国力量干扰中国统一。2005年日美安全2+2会议的联合声明,公然宣称台湾是“共同战略目标”。

   5、台湾当局的对日院外活动。为推进对日“实质外交”,台湾当局制定了由“国安局”负责实施的大量秘密“专案”,不惜重金收买日本各界重要人物,如:前运输大臣龟井善之、众议员小池百合子、内阁情报调查室室长杉田和博、前驻南斯拉夫大使中村义博、政论家日高义树、学者若林正丈等,以期影响日本对华政策。仅李登辉在1997—2000年间就向日本要人赠送了100多万元新台币[26]。台湾当局的收买方式主要有:一是通过在日台侨企业提供政治捐款,尤其是对那些有影响力的资深、强势议员或政府的高级和重要的官员,不仅提供选举资金,平时也要提供一定的政治活动资金。二是由“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出面购买日本政治家的集资宴会券。一个自民党议员私下承认,台湾驻日机构每次都会认购50万—100万日元的宴会券。“现在,这类资金正在流向除共产党、社会党以外的所有政党”。由于有《政治资金限制法》,日本政治家一般都不敢明目张胆地从台湾当局手里接受资金,通常是幕后交易。而台湾当局为了保密和体谅对方,从来不要接受资金者出具任何收据。三是对政治家周边工作人员施以小恩小惠,请客送礼、拉拢感情。一个自民党议员的秘书坦承:台湾“亚东关系协会”定期宴请议员的全体工作人员,吃喝玩乐之后,还有礼物赠送,“叫人没法不跟他们密切关系”。四是邀请日本政治家或政府官员访问台湾。如:接待参议员椎名素夫4次、56万元新台币,接待首相辅佐官冈本行夫6次、新台币71万、美元14万,接待日高义树5次、新台币35万。日本自民党青年局每年都组织年轻议员访台,相当一部分人返日后就成为亲台议员。即使不去台湾,只要某位政治家的后援企业与台湾有经贸往来,那么该议员多半会加入“台湾帮”。五是以学术研究名义提供经费。1997—2000年间,“国安局”补助若林正丈新台币100万,向椎名素夫的“国际政经调查研究会”提供新台币550万。六是大型建设项目的国际招标对日本公司倾斜,使之获取巨额利润,获利的日本企业也会支持台湾当局的对日院外活动。如:台湾高速铁路公司在招标前一直暗示日方尽早拿出竞标方案。结果日本公司战胜欧洲各国联合组成的“欧洲高铁联盟”,拿下了4000多亿新台币(约100多亿美元)的建设合同。[27] 2005年10月,台“外交部”整合所有涉日单位成立“日本事务会”,加强对日工作。

   “醉翁之意不在酒”,台湾当局之所以如此不惜血本的对日进行院外活动,自然有其深远的政治意图。石原慎太郎解释台湾高铁的政治意义说:只要日本公司拿下台湾高铁,“日本内阁成员就能正式访问台湾,来台参加剪彩仪式。”[28] 从而突破日台关系禁区。台湾当局的对日院外活动是日本政界“台湾帮”“长盛不衰”的外因之一。

    

   四、日本政界“台湾帮”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台湾问题是困扰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的保守右倾化,以及台湾的政权交替,日本的“台湾帮”将逐步增强对日本外交的影响力度,进一步提升日台关系,阻挠中国统一,干扰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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