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张明远说“高饶事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03 次 更新时间:2014-04-01 20: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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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  
“应该说,这一阶段会议的进展是正常的”。

   “但后来情况发生了突变,个别同志在发言中无中生有地说我与贺晋年(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是‘高岗的亲信’,把我与其他同志的正常交谈说成是‘搞串连’、‘订攻守同盟’,甚至把东北局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与高岗的工作关系说成是封建帮派式的‘五虎上将’关系,等等。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受了这些不实言论的影响,非常气愤和激动。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我的发言不时被打断,甚至根本不让我说话。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许多干部感到自危,不敢说话。

   “对于这样缺乏事实依据又无限上纲的‘批判’,我当然不能接受。但几次想申辩、想说明真相,都因下边起哄而中断,甚至被轰下台来。不久就以我的‘态度不好’为理由,不再让我参加会议,并被停职反省了。

   “以后的会议是在本人缺席而又不准申辩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最后表决大会决议时,我没有举手。

   “罗瑞卿和林枫在东北高干会作了总结性的发言。罗瑞卿在发言中提出东北局有‘高岗反党集团’。他说:‘高岗在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东北局组织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成份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同志等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并且说高岗的‘活动纲领’就是所谓的‘东北特殊’,‘东北先进’,‘东北一贯正确’,‘军党论’等。

   “林枫在发言中说:‘会议也揭发了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实际上积极参加和支持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罪恶的宗派活动’,‘高岗自任东北局书记以来,即积极进行反党反中央的阴谋活动,他并找到了某些同盟者和积极支持者,把持东北局的领导。’

   “就这样,我们几个因工作关系而和高岗接触较多的人被打入了‘高岗反党集团’。

   “林枫和罗瑞卿都很欣赏所谓‘五虎上将’这个比喻。他们把不实的会议情况,连同这个错误比喻都当作‘事实’向中央汇报,得到毛主席的认可”。〔8〕

   所谓“五虎上将”,指的是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五人。除前文所述张秀山时为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明远为第三副书记外,赵德尊为东北局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长,马洪原为东北局副秘书长,1952年11月随高岗调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任专职委员、秘书长,郭峰为东北局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1953年11月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未到职),赵、马、郭均为东北局委员。〔9〕

   林枫向中央汇报后回到沈阳,立即传达了中央对东北高干会决议和东北局对张、张、赵、马、郭五人处份建议的批示,批示同意东北局的“建议”(实际上是林枫、罗瑞卿两人的“建议”),指称五人参加了“高岗反党集团”,并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份。张明远当即表示不服,并称要向中央申诉,林枫说:你就不要再申诉了,“这是毛主席决定的”,林枫还说:“主席说,对东北的几个人要从严处理。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你再提意见,可能会更加重处份。”

   翌年3月31日,毛泽东在旨在进一步清除高饶影响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总结讲话,再一次声色俱厉地谈及了高饶与“五虎上将”以及饶与向明、扬帆之间的“反党联盟”关系,毛指称:

   “第一点,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份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10〕

    

   五、1954-1966:十二年后

   所谓高岗“五虎上将”,无疑是一冤案。制造这一冤案的直接责任人,据张明远的说法,就是林枫、罗瑞卿,当然,在他们上头,还有毛泽东。

   “高饶事件”后,中央政治局于1954年4月即作出决定,撤销各大行政区党政机构,林枫调京,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副秘书长连他在内共有八位,自此,林在党内地位已无足轻重,我们对其可以暂且按下不表,仅说一说罗瑞卿。

   建国初,罗瑞卿的地位并不算高,他仅是政务院30个部级机构的其中一位部长(虽则公安部在政府系列中从来就是一个头等大部),罗后来地位的显著上升,与他在毛泽东面前“习惯地关闭自己头脑中相应的那部份机器”(罗女儿罗点点语),无条件地坚决执行毛的一切指示(不管错对)有着莫大关系。建国后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自“高饶事件”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罗瑞卿将党内工作上的意见分岐作为敌我矛盾看待,不是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而是人为地将事件升级,最终将同志变为敌人,他在其中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除“五虎上将”一案,罗在建国初期清除党内的“内奸”“敌情”问题上,同样采取了一以贯之的不顾事实的整人手法,经其手荦荦大者,如1951年初广东的“两陈事件”〔11〕,1954年间华东的“潘扬事件”,皆为一时震惊朝野的大案要案(若干年后,均被证实为冤案错案)。罗点点日后论及其父与“潘扬事件”等案的关系时也不得不承认:“他毫无保留地执行了中央对于潘汉年同志等人实行逮捕的错误决定。还有以后的对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对胡风同志本人的错误处理,父亲都是就自己的职责坚决执行了的”。〔12〕

   1965年12月,已处在党和国家显要位置上的罗瑞卿,好日子突然曳然而止。在此之前,只有罗瑞卿制造别人的冤案,忽然间,乾坤倒转,别人制造了罗瑞卿的冤案!罗瑞卿当然可以为此大惑不解,甚觉冤枉。但他此际可能不会意识到,当制造别人的冤案的时候,别人同样会是大惑不解,同样觉得冤枉!其实,说得刻薄一点的话,如果世界上真的有“报应”这么一回事,这可能是有关“报应”的一个绝好的例子了。而且,公平一些说,后人如果谓此时此刻别人(譬如说林彪吧)制造了罗瑞卿的冤案是一种罪行,罗当年制造别人的冤案是否也是同样的罪行呢?为什么同样是制造冤案,有些人要斥之为别有用心的罪行,另一些人则仅仅是工作中的过错呢?

   当今国人喜欢自己“忏悔”,更喜欢要别人“忏悔”。经历过文革“洗礼”后,对自己曾制造过那么多冤案,不知罗瑞卿是否有所忏悔?不过,他的女儿(代其父亲?)倒多少表达过一种负罪感和更深层次意义上的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为这些遭受了多年不白之冤的好同志恢复了名誉。这些巨大的错误才得到了纠正。在一些报刊杂志上我读到了许多有关的回忆文章,其中有对于潘汉年夫妇在劳改农场中最后的悲惨日子的描述,有对于潘汉年同志早期艰苦卓绝对党做出巨大贡献的战斗生活的回忆。尤其是最近胡风同志的夫人梅志撰写的《胡风传》,更是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些惨痛的经历使我感受到比一般读者深重得多的痛苦。我当然懂得,我的这种负罪感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甚至是可笑可厌的。但它却是真实的。尤其读到梅志同志描写的她在胡风出狱前那一次次痛苦不堪的寻找胡风的下落和探监,我想到这和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次又一次寻找父亲和母亲的下落和随后同样痛苦不堪的探监的经历多么相似啊!这两个悲剧的惊人相似之处确实带有某种嘲弄意味。谁也不会想到,当年梅志同志奔走的那条通往秦城监狱的路,11年后,在那条路上奔走的是我们──当年的公安部长的儿女们,迎着同样刺骨的寒风,心头重压着同样的生离死别的痛苦。当然,我并不是在把这两个悲剧进行比较,因为我实际上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两个悲剧加在一起的份量。这确实是我们党历史上存在过的触目惊心的现象。它们因为产生于同一时代的背景而早已超越了个人的命运。难道不是吗?它们同时的、必然的存在能提供给人们的思考,比它们单独、偶然的出现要有意义得多”。〔13〕

    

   六、1954-1978:二十四年后

   1955年1月以后,张明远“从东北局第三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高位上跌落下来,在中科院默默无闻地呆了25年,由办公厅副主任到秘书处主任,到生产办、基建办、民兵训练的负责人,再到下放劳动和‘四清’工作组的带队人,房产处的负责人等等,大都没有正式任命,随着阶级斗争的口号越喊越响,他的处境也越来越糟。到了1962年以后,连科级以上干部的党内会议都不让他参加,传达党的文件也不叫他听了”。〔14〕“五虎上将”的其他人1954年后的际遇与张明远相差无几,更不幸一点的如张秀山,即被贬为辽宁盘山农场副场长。

   值得庆幸的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五虎上将”这一历史要案得以重新审视。翌年5月,中科院下达了对张明远历史问题的复查结论,张重新恢复省部级干部待遇。这一年11月,组建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调张明远为副主任(主任薄一波),当时薄找张谈话,称:中央对五个人的工作安排,不受过去问题(指‘高饶事件’)的影响,高岗是高岗的问题,你们是工作关系,没问题,后来东北追查历史根源,搞了张、张、赵、马、郭没道理,风马牛不相干。〔15〕

   1982年4月,国家机械委与国家经委合并,张明远因年事已高,安排至全国政协任常委,1998年病逝。

   被毛泽东在1955年3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点名指称为高饶“两个反党集团”成员的其他人,除高饶两人外,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无一例外全部平反。1978年后,“五虎上将”其他四人,亦安排了相当省部一级的职务:

   张秀山,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中顾委委员;

   赵德尊,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洪,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

   郭峰,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

   此外,被毛泽东指称与饶漱石结为反党联盟的向明、扬帆,其中向明早已于1963年甄别平反,扬帆亦于1983年彻底平反。

   是的,这些人的反党问题否定了,所谓他们参与的那个反党集团、反党联盟的存在,其实不是很值得怀疑吗?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高岗、饶漱石不就变成了两个单干户了吗?两个单干户,如何能进行那样大规模的“反党”的勾当呢?

   对于高岗在东北的工作评价,张明远说过一段话:

“纵观东北局的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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