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晞哲:从台湾的“太阳花学运”看民主运动的吊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8 次 更新时间:2014-03-3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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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晞哲  

 

3月23日对很多人来说是个不眠夜,台湾学生在发起"太阳花学运"霸占了立法院的第六天之后,在这个晚上兵分两路突袭了行政院。

此次掀起学运的肇因,是台湾和中国大陆将签署《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进一步打开贸易往来的大门。熟识两岸历史纠葛的人都知道,这项政策势必挑动台湾本土人士的敏感神经,马英九执政团队在推动法案时只着眼于自由贸易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而轻忽了民间凝聚的反弹声浪所爆发的强大后座力,加上在野党暗中的推波助澜更让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本文旨在探讨此次学运所造成的冲击,尤其是各界人士在诠释"民主"意义时,有意无意地规避一些理性思维的推论,放任情绪主导事件往戏剧性的方向延烧。至于"服贸协议"的繁杂条文则不在此赘述,网上早已出现许多各凭立场解读而衍生的所谓"懒人包"(简易的条文说明和分析),只要交互对照应该就能看出轮廓和端倪。

从清末举人的"公车上书"到90年代令人振奋的"野百合学运",我们看到"学运"曾赋予社会改革的正向力量。一般人对"学生运动"都会抱持较宽容的态度,政府也鉴于镇压学运会引起民间反感而投鼠忌器,可惜人性的善良却常常变成可鄙政客的杀手锏,这次领导"学运"的学生背景并不单纯,暴力行径的荒腔走板也渐渐弱化了诉求初衷的正当性。另一个怪现象是很多人对"服贸协议"内容其实不甚了了,只因看到是学生"起义"又看到不少知识分子出来背书,也就跟着煽动而嚷嚷起舞。

不少人将此次学运类比1990年的台湾"野百合学运",以及1989年中国的"六四天安门事件"。"野百合学运"发生在台湾解严的三年后,当时学生明确提出四大诉求,促成国是会议的召开,并倡议建立新宪法秩序,在台湾迈向民主之路树立了不凡的里程碑。至于"六四天安门事件"则是中国知识分子心中一道永远的伤痕,同样是由学生主导的改革运动,却以血腥的武力镇压画下句点,至今当局仍讳莫若深。

因此,不论是将此次的"太阳花学运"定调为"野百合学运"或"天安门事件"的翻版,都予人一种轻率而啼笑皆非的感觉。这一次的学运是打着"反服贸协议"的旗帜,起先要求政府必须"逐条审查"协议中的条文,在获得允诺后又进而要求完全"退回服贸",诉求反复已经是不成熟的表现。相对于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的和平示威,这一次学生不仅是连日霸占立法院,瘫痪国会、破坏公物,而且在警方不敢强力驱离之下,还转移阵地进一步进攻行政院,照样是恣意破坏公家机关办公室,甚至偷走公家零用金,为所欲为、目无法纪。

令人觉得吊诡的,不只是网上混淆视听的言论(譬如强辩攻入行政院的学生只是打破一面玻璃而已),也不是故意挑衅的学生在政府不得不下令驱离后控诉"暴力镇压"的说辞,而是包括学术界、艺文界的知识分子都声称要保护学生"抗争到底"。然则,所谓的"勇往直前",是否应该以"师出有名"作前提,以"理性沟通"作后盾?扭曲的民主概念不会给国家带来正义,只会制造对立和伤害。学生的暴力冲撞,大家说没看到,任由他们说黑是白,这不是"保护"而是"纵容";领头突袭行政院的魏扬自称行动发起人,并公然在面簿号召同学一起冲入行政院,却在被捕后由一群学生喊冤说他不是主导者,没人认账只一昧控诉"警察暴力打人"。这些学生的蛮横心态和言行,已悖离"学运"正当诉求的纯粹性,更像不肖政客背后操纵的政治打手。

对台湾有深入观察并了解其社会架构的人都承认,不能用一般思考逻辑来解读当地人的政治意识,有些人在莫名情意结的摧枯拉朽下,对"民主"和"人权"定义经常有模棱两可的诠释。两岸特殊的历史背景,加之台湾自我认同的"国家"定位不被国际社会接纳,以致台湾人一直有被大陆(中国)打压的悲情意识。这些年"仇中"的氛围尤其明显,到台湾南部旅行只要开口说华语,都会被质疑是中国人而招致白眼相待,一旦表明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人,对方立即换上一副亲切的笑脸。

在地台湾人一向以"民主自由"的国度自诩,因此异常排拒被专制的"中共大陆"视为中国的一个省份。即便他们心里也明白,很多人都在往返中国各地经商甚至通婚,但开放中资进来还是令人揣揣不安的事。尤其是近年来,台湾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不明朗,起薪只有2万2000新台币(折合不到1000新元),更加深了未来大陆人抢饭碗的忧患意识。

 

变调变质的"学运"要怎么收场

尽管民众对中国存在千丝万缕的猜疑和不信任,马英九还是低估了推行"服贸协议"法案在岛内会激起的轩然大波,这是一个审时度势的领导人不该犯的致命错误。明明已听到民间质疑的声浪四起,还执意用"垂直式"的手法由上至下让法案草草在国会过关,以致民间愤而以抵抗"独裁政权"为名"讨伐"他的一意孤行,在在证明了一板一眼的政治庸才注定会煮糊一锅粥。

虽说这次爆发学运有其必然性的因素,但从学运操作的失序可看出"民主"动辄变调的可怕。此番带头冲入行政院的激进派学生魏扬,其母就是东华大学副教授兼作家杨翠。杨翠是台湾日治时期知名的小说家杨逵的孙女,而杨逵也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被捕人士之一。这次儿子积极参与学运,还带领民众突袭行政院,杨翠对此表示支持。然而,对于儿子破坏公家设施的行为所作的辩解却令人傻眼,她被访时承认学生应当为失序暴行负责,但强调不是挥着榔头和铁锤砸坏公物行凶,而是用"肉身"和"赤手空拳"攻破行政院,那就另当别论。言下之意,是破坏手段和结果不能划上等号。如此似是而非的荒谬论调,证实了不只是少不更事的学生,即使高学历的人也会让根深蒂固的偏见凌驾于正义之上,纵容颟顸并不需要正当的理由作支撑点。

回到现实面来检视"服贸协议"的利弊,正因为台湾长期受制于强大的中国,而无法在国际上被承认为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如今中国的经济崛起更是主宰了市场的决定权,为了改变经济只仰赖内需而停滞不前的问题,台湾和中国大陆签署贸易协定已是不能避免的走向,惟有如此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协定(如FTA)才能有谈判空间。除非要走向锁国自保的道路,否则以适度的妥协换取长远的未来,自我加强把关的力度作最后一道防线,似乎已成了无可奈何的唯一选择。

为了把中国这头"洪水猛兽"挡在外头,台湾岛内已陷入是非无法厘清的窘境。如果"服贸协议"逐条审查也不可行,非得要全面退回协议不可,那至少反对者应该对台湾经济的未来提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而不是在叫嚣吵嚷中不去思考台湾究竟该航向何方,一直让这个美丽的岛国陷在蓝绿政治斗争中不断空转。瘫痪并霸占立法院,继而攻入行政院大肆毁损公物,这已超出任何法治国家能接受的底线,更不是"学生运动"为捍卫行政正义或建立社会价值的正确示范,很难令人相信没有政客在背后煽动主使。

当年被蒋介石派来台湾调解纠纷的陈仪也不是故意要酿成血案,但一个错误的判断却换来一世的骂名,更形成了本省人和外省人永远解不开的历史心结。可见下指导棋的人一念之间的决定,攸关的不仅是个人的声誉荣辱,更是一个国族祸福依归的风向球。时过半个多世纪,经过多次选举、政党轮替的洗礼,由民主体制选举出来的政府如今却在学生的胁迫下,陷入进退维谷的政治困境,不啻为一个极大的讽刺;所谓"人权"不是轻易诉诸民粹绑架真理,更不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想法和私欲,可以任意去伤害或践踏另一个人的权利。

既然举着"民主大纛"走上街头,质疑和抗议不够透明的协议或法案轻率过关,就是要捍卫正义并寻求共识,找出一个利国利民的解决之道;而不是任意蔑视法治,在各怀鬼胎的政客煽动下进行政治恶斗,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家体制。变调变质的"学运"要怎么收场,考验着当政者的智慧;也可测试源自雅典的"民主精神"在私心重于一切的东方社会,会不会找到一座持衡的天平。

相对于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的和平示威,这一次学生不仅是连日霸占立法院,瘫痪国会、破坏公物,而且在警方不敢强力驱离之下,还转移阵地进一步进攻行政院,照样是恣意破坏公家机关办公室,甚至偷走公家零用金,为所欲为、目无法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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