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现代权力关系的交换属性及其超越方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4 次 更新时间:2014-03-29 23: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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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之  
虽然组织处于近代以来的政治生态之中,但是它与之处于其中的政治生态并不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即使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对于组织这种微观系统而言,其领导者也乐意于营造和利用不确定性去攫取权力和建构权力关系。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所设想的那种把组织中权力自然生成的过程转化为自觉建构的过程实际上所指的是让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利用组织中的不确定性去建构权力,可以说是为组织领导者和管理者开出的一个如何增强组织管理的策略性方案,目的是要让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在组织管理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能动性。而我们认为,组织领导者和管理者在权力建构过程中所能够利用的不确定性必须是一种低度的不确定性。在某种意义上,组织领导者和管理者如果真正能够利用这种不确定性的话,还必须将这种不确定性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畴中。然而,从组织运行的现实情况来看,组织生态以及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必然会对组织产生影响,会诱发组织中的诸多不确定性。当组织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诱发了组织自身的不确定性时,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就会陷入组织不确定性的困扰之中,以至于因组织中的不确定性的增长而失去了控制组织的能力。这个时候,组织就会陷入危机状态。

   可见,对于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而言,利用组织的不确定性进行权力建构肯定是包含着一定风险的,因为“组织活动是一种艰难实施的活动,假如组织在努力遏制经验意义上的‘自然’权力方面走得太远的话,那么它将会甘冒这样一种风险:生产人为的权力到一种无法容忍的程度;假如组织作出的努力不够充分,那么一种不断膨胀的特权的迷宫就会得以形成。”②这无疑是一种非常真切的现实经验,正是这种组织权力特权化的问题,使组织失去了凝聚力,削弱了组织的能力。进而让组织不得不求助于规则体系的层层强化,不得不轮番地在结构上追求科学化。随着规则体系的加强和组织结构的程式化,面对任何新的问题,都会显得一筹莫展,更不用说去在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施展拳脚了。事实上,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已经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但是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还仅仅属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然而,由于每一个组织都试图控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反而使整个社会在组织控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变得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可以说,每一个组织控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努力,都为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贡献了力量,以至于人类走到了工业社会后期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性状。也就是说,我们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从而使近代以来组织运行中的那种利用不确定性去实现集权的做法难以为继了,不仅如此,利用不确定性去集权的做法还导致了极大的风险。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倾向于认为,现代组织利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去建构权力关系的历史正在走向终结。

    

   二、作为交换关系的权力关系

   “所有的权力关系都是工具性的,作为一种协商关系,它旨在强调: 权力只是从目的的角度才被构建出来,按照工具性的逻辑,此目的激发了行动者一方的资源投入。”这与农业社会等级身份制条件下的权力是不同的,或者说,有着根本性质上的不同。因为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过程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权力本位”特征,权力来源于人的等级差别,是不同等级的人因为某种类似于物理势差的区别而产生的权力,是与人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与之不同的是,官僚制组织中的权力不能被视为人的权力,而是一种附着在岗位和职位上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必须受到规范和约束,必须在组织结构和规则圈定的范围内运行。在官僚制组织中,虽然“权力关系是一种不平衡的相互关系”,但是就它存在于行动系统之中而且只在行动系统之中发挥作用而言,“意味着协商,意味着交换。或者说,如果一方不再能够把资源投入到权力关系中来,他就不再有交换的资本,更确切地说,他就不能够再参与到权力关系中来了。”所以,官僚制组织中的权力关系是包含着交换关系内涵的,而这一点恰恰是农业社会等级制条件下的权力关系所不具有的。

   农业社会等级制条件下的权力关系纯属一种支配关系,也许在具体的支配过程中会意外地产生一些交换行为,但交换行为对于权力的支配性质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官僚制组织中的权力关系在表面上也具有支配性的特征。马克斯·韦伯正是这一点产生了迷惑,他规定这种支配是一种“合理—合法”的支配。可见,韦伯由于没有深入到权力关系的内部去,没有发现官僚制组织中的权力关系包含着交换关系的内涵,不是从交换关系着手去认识权力支配的性质,所以,才从权力关系的外部去寻求规范方案,要求权力支配在外在性的规则体系下进行,希望权力在严格的规则规范下以“合理—合法”的形式出现。其实,如果不满足于韦伯的谋求权力外在性规范的要求,而是就权力关系的性质去寻求规范权力的方案,就会在对权力关系的分析中去把握权力的交换性质。一旦认识到权力关系中的交换内涵,也就能够去寻找并发现权力规范的其他路径了。事实上,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管理实践,已经建构起了诸多体现交换关系的规范组织行为的制度和措施,只不过组织理论一直处于韦伯的阴影下而没有对此作出理论上的探讨。就此而言,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的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没有受到权力的支配性表象所迷惑,而是透过了这层表象发现了权力关系的交换性内涵。落实到实践中,我们倾向于把组织的参与管理等都看作是对权力交换性理论的诠释。

   我们也应看到,只有在权力关系处在一种稳定状态的时候,才能够剥离其表象而发现其深层的交换关系内涵,如果权力关系处在随机变动的过程中,它的交换关系内涵也就会处在不确定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对权力作出支配关系还是交换关系的定义,其实并不能够显现出功能上的差别,因为满足于“权力是一种支配关系”的定义和分辨出“权力是一种交换关系”,都不会在制度安排上作出实质性的改变。在抽象的层级结构中,即使权力包含着讨价还价等内涵,即使权力是以一种交换关系的形式出现的,也会在垂直的层次链条中展开,也会在功能的意义上表现出支配的特征。所以,我们几乎无法对农业社会的支配性权力和现代组织中的具有交换性的权力作出功能上的区分。而且,权力运行的事实总是给人以支配的印象。就现代组织依然是一个控制系统而言,权力是服务于控制的要求的,出于控制的目的,就不能不极尽可能地把它的支配性特征加以夸大。不过,发现了权力之中包含着交换关系的内涵却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因为,它可以给予我们一种启示,让我们想象交换的前提是人的平等,权力可以在人的平等的前提下生成,并在功能实现过程中充分关注人的平等,尽可能地削弱其支配性特征。

   当然,要求削弱权力的支配性特征并不能耽于空想,而是需要从组织的结构上去考虑其可行的方案,而关于组织结构的所有思考又需要建立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当思考组织结构的合理性问题时,就会发现,组织稳定的层级结构是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组织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已经指出,近代以来组织的成长包含着这样一种思路,那就是通过把个人整合为组织而放大个人的力量,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而把组织整合成类似于个人一样的整体,从而实现与组织环境间的力量对比上的优势,达到征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目的。此时,组织的层级结构是能够满足于整合组织成员个人力量的目的的。而且,由于近代以来组织的政治生态以及政治观念所发挥的作用,使组织在建立起层级结构的同时也发展出了具有交换关系内涵的权力,让具有交换关系内涵的权力在组织的层级结构中运行,以支配的方式去诠释协调等组织整合的功能。所以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确存在着作为一种交换关系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是社会治理以及组织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当人类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时,人们之间因为一种不稳定和不均衡的关系而使作为交换关系的权力无法被确立下来,社会治理以及组织活动都不会因为有着稳定的交换关系而支持那种与之相对应的权力关系。因而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中,如果有权力的话,那必然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近代以来的任何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可以理解成知识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在为交往对象服务时才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相信合作制组织中存在着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关系处在随机变动之中,它不是总与交换关系联系在一起,而是以知识的权力、智慧的权力和道德的权力的形式出现。对于这种处于随机变动中的权力关系而言,更多的是与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可能会偶尔与交换关系联系在一起,但决不会与人的身份差别相关,也不会表现为职位、岗位势差中的权力。所以,它既不是支配关系也不是交换关系。

   不过,我们还是需要对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发现了组织权力背后的交换内涵这一点给予充分的肯定,应当承认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科学贡献。由于这一发现,使我们能够更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组织中的权力来源和运行过程,在扩展到政治以及社会的层面后,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权力与农业社会等级制条件下的权力之间的不同性质。因为,等级制条件下的权力是没有交换内涵的,尽管特定条件下的权力会表现出某种妥协的运行特征,掌握权力的人会以怀柔心态运用权力,但是权力根源于等级关系和以暴力为后盾则是确定无疑的。只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让权力逐渐获得交换的内涵,特别是在组织中,“控制着对其他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不确定性来源的专家,必然会使用他拥有的权力来增强自己的优势,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然而,他只能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并且在特定的限度之内,才能这样做。为了保持权力,他必须‘继续这种游戏’,同时必须至少部分地满足别人对他的期待。也就是说,至少部分地控制那些构成不确定性来源的人和物。这是一种交换。一个行动者只有通过被控制和被行使权力,才能反过来对他人行使权力和控制他人,从而从中获利。”其奥秘就在于,权力已经成为所有关系方互动的过程,等级制度条件下的那种从某个极点放射出来的权力已经随着等级制度的解体而消失。在现代化过程中再生产出来的权力是存在于一种互动关系系统中的权力,所以,在权力的运行中必然包含着交换的内涵。

   一旦认识到权力关系中的交换内涵,立即就会发现,“为了能够在面对他人时拥有权力的来源,人们不得不部分地满足他人对自己的期望,这就构成了一个限制性因素。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人们必须或多或少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让一定数量的规则———确切地说,这些规则得以制定用来保证维持他们的关系,并因此确保每一个游戏者能继续游戏———来限制每一方的任意性选择,并对于自己和他人的协商关系进行建构。”我们知道,近代早期的思想家们在设计权力制约方案的时候,是希望通过权力去制约权力的,而且这个方案的影响是巨大的,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不过,我们需要看到,这个用权力去制约权力的方案还只是一种权力制约的外在性方案。与用权力去制约权力的方案不同,另一个对权力进行规范的方案则是用规则制约权力。在国家体系中,用规则规范权力的方案最终以宪政设置的形式确立下来。然而,用规则规范权力的方案也依然是一种外在性的权力制约方式,至于内在于权力的制约因素,可能是需要通过对权力的交换内涵进行揭示而去发现的。所以,发现了权力的交换内涵实际上是可以导向一种新的权力制约方案的。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也许是在不经意中发现了权力的交换内涵,然而却极有可能导致对一种新的权力制约路径的发现。

组织社会学所进行的毕竟是一种微观研究,存在于组织中的权力与国家体系中的权力是不一样的,因而在组织权力的运行中所看到的交换是否能够引向对国家体系中的诸项权力的解析,还是一个有待理论开拓的问题。但在微观领域中,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使我们看到了权力制约的一种新的可能性路径。那就是,由于发现了权力的交换内涵,关于权力制约的方案就可能不是通过组织静态结构的分析而去加以建构,而是可以从组织成员的博弈过程中去作出构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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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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