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到底是林委托,还是毛委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10 次 更新时间:2014-03-24 0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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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  
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到达上海,下午江青就召集我们(还有陈亚丁、张春桥),看毛泽东修改过的稿子,并征求意见。一见面江青就说:你们给我闯了大祸。张春桥接着说:因祸得福嘛!(李曼村回忆说,张春桥的“意思是说:我们搞那个东西不行,才有他的这个”)江青问我们对“纪要”还有什么意见。我们对“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提了意见,认为这样写涉及到对整个文艺队伍的估价,起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是对的,队伍也是好的,建议把“组织”二字,改成“整顿”。江青不同意改,说毛主席已经同意,不能改了。要大家通过这个稿,并把毛泽东3月17日批示拿给大家看。张春桥也帮腔说:“不要再犹豫了,改了这么长时间了,行了,行了!”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就算定下来了。”并交待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还说“这个稿子要给林总一份。”她要亲自给林彪写一封信。当时,修改稿由张春桥拿去印成大字铅印稿。陈亚丁则为江青起草了给林彪的信。

   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他收到江青的信和“纪要”后,就把我找去,要我代为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我让陈亚丁执笔起草了一个稿子送去,林彪认为调子太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加上了一些对“纪要”评价的话,又送林彪审定。

   林彪此信,原信抬头致“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刘志坚将其称为“给军委常委的信”,该信1967年公开发表时标题也改为《林彪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并不准确。因军委常委除林彪及上述诸人外,时还有毛泽东、朱德、邓小平。时贺龙等皆为军委副主席,不如改为“军委其他副主席”更为贴切。

   注意林彪信中第一句“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绝口不提这个座谈会是他“委托”的。连刘志坚都说,林彪这些话是颇费苦心的。

   3月22日晚,林彪修改审定后,交待我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3月23日上午我们带着定稿的“纪要”和林彪的信(即《林彪同志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返回北京后,即按林彪的交待,分送给军委各常委。同时交待陈亚丁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据陈亚丁当时传达,主要有四个地方改动:一是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的“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二是把第五条中,“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改为“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三是在第七条中“在文艺批评”一句之前,加上“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四是把第三部分中的“学习江青”,改为“仿照江青”。经过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

   毛泽东对江青主持搞出来的“纪要”文本三次作多处修改,很显然,“纪要”是毛江夫妻店的产物。反之,林彪这位“委托人”,对此“纪要”却一字未改,故而,与其冒着“林彪同志委托“的虚名,不如实事求是,正名为“毛泽东同志委托”!

    

   六、“纪要”的内部批发与公开发表

   刘志坚随后谈及了“纪要”由中共中央批发的详细过程:

   3月30日,我看军委常委们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都划了圈,就找陈亚丁修改以军委名义向中央和毛主席写的请示(即《军委的请示》)。全文如下: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 委

   1966年3月30日

   当日,即将“请示”、“纪要”和江青给林彪的信、林彪给军委的信,一起上报中央。因当时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外地视察工作,不在北京,报中央的一份就送给了常务书记彭真。彭真看后,说一份不够,要20份。我又让人送去19份。3月31日,彭真办公室通知,要总政替中央起草一个转发“纪要”的批语。当日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商量起草了一个批语,立即送彭真。批语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彭真收到批语后,立即于4月1日以传文(66)8748号批发“纪要”,分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同时另送陈伯达和康生。毛泽东于当日批示:“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4月2日康生在传文上批道:“彭真同志,这个文件很重要,写得很好。同意中央的批语。第七页有一句作了一点文字调整,请核定。”4月3日下午,我去看望中央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向他谈了上海文艺座谈会的情况。回家后,我着重看了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后,感到我们替中央写的批语太一般化,当晚,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到京西宾馆,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第二天送给彭真,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第二个批语就没有用。

   刘志坚在此再一次表现了他的积极性——“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可能只是托辞,其实就是不买刘的帐。到了4月中旬,刘志坚到上海海修改《五一六通知》草稿及附件时,就曾“揭发”彭真称:新批语于4月4日送给彭真,“被他压下没有采用”。〔11〕

   4月10日,中央用传文的批语(即我们起草的第一个批语),以中发(66)211号文件,将“纪要”批转下达到县团级党委。并附发了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这是中共建国以后第一个将江青的名字列入大字标题并为内文主角的“中共中央文件”。可以想见,毛泽东是如何煞费苦心,将他那本不为全党所知、默默无闻的老婆,推上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台,这亦为次月江青成为新设立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排名第一的副组长,作好了铺垫。

   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所谓错误。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我们替中央起草的那个批语,对“纪要”的评价讲得还不够,要重写。陈亚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口授的要点,重新写了一个批语,并交江青修改。江青找张春桥推敲了一遍,即送中央。

   所谓“中央领导同志”是那一位?刘志坚没有说明白,其实值得推敲。“纪要”的批语要重写,刘志坚对彭真“压制”的揭发其实也起了重要作用。

   5月2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54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回第211号中央文件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批语上中央有新的补充,现将已经印发的文件收回,限5月10日前由各级党委(党组)办公厅(室)负责,如数收齐,退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新的文件将于5月10日前发出。”随后,中央发出了有新批语的文件。新批语就是由陈亚丁起草,江青、张春桥修改后送中央的那一份,经中央审定后,还是以中发(66)221号文件发出,批语落款时间还是4月10日。

   中央两次批转“纪要”都是以机密文件下发的,传达范围限在县团级以上。在第一次批发后,中央办公厅还于4月15日发出通知,说:“中发(66)221号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4月初,解放军报当时的负责人提议把“纪要”改写成社论发表,我请示萧华,他批准了这个建议。于4月18日以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在解放军报发表。全文9800多字,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

   “解放军报当时的负责人”指的应该是报社党委书记华楠(总编辑),副书记唐平铸(副总编辑)以刘志坚自己的以上叙述,萧华、刘志坚及解放军报负责人都可谓是一时的积极分子。

   1967年5月29日,“纪要”公开发表,它同1966年4月中央文件转发的“纪要”相比,有20多处文字或内容上的变动。重要的有:

   1.在第一部分删去了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的名字。删去了《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改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

   2.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改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京剧改革”改为“京剧革命”。把“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改为“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3.把毛泽东第三次修改时写的歌颂“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中的“和其他同志们”删去了。

   4.在第五条加了“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忽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5.全部删去了第三部分的10条措施。

   这些修改是何时、何人所为,我们参加座谈会的人都不知道。因在这之前,1967年1月4日我就被江青一伙以“对抗中央文革”、“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等罪名打倒了。接着,1967年5月李曼村、谢镗忠也在相继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罪名被打倒。

   1967年5月公开发表的“纪要”与抬头经修改的林彪给贺龙等的信。

   1967年年中以后,萧华靠边站。他的名字,从重新整理后再次发表的“纪要”中删去。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杨成武的名字从重印的“纪要”中删去。

    

   注释:

   〔1〕〔2〕196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重要文件》。

   〔3〕原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期(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后编入刘志坚:《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本文中刘志坚的回忆文字(楷体字部分)均引自该文。

   〔4〕《为人民立新功——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中发〔67〕355号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十月),页39。

   〔5〕见总政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四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页56,58。另据《鲍奇辰传略》(自印本,2001年12月),鲍(原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于1965年8月底已到总政报到,9月上旬即到群工部上班。

   〔6〕刘志坚原注:这封信1951年在《戏剧报》上发表过,当时题为《看了〈逼上梁山〉以后给作者的信》。其中还有一段话:“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此次,这一段没有了,题也改了。

   〔7〕〔9〕〔10〕刘志坚原注:见江青1966年3月19日给林彪的信。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28

   〔11〕见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式,1996),页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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