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从矛盾重重的官史中探寻真相

——驳复王海光《“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76 次 更新时间:2014-03-08 23: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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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云  
而毛泽东为了彻底整倒林彪,在南巡中更加猛烈地对军委办事组穷追猛打,给林彪量身定做了“想当国家主席”的谋逆罪名,将林彪定性为“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为九届三中全会全面倒林做好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这比当年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时的罪名严重得多。毛泽东口中所说对林彪还是要保云云,不过是一句托辞,掩人耳目罢了。毛泽东在“文革”中对陶铸、贺龙、刘少奇都说过类似的话,可他们还不是被毛泽东打倒了?直至在关押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4、毛泽东南巡知道林立果一伙的阴谋

   毛泽东南巡对林立果一伙的行动是否有所了解?毛泽东警卫中队长陈长江回忆说:“1971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把我找去,向我布置了毛主席外出南方期间我们随行的警卫任务,要我们迅速做好准备。他们特别强调指出,由于去年庐山会议,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情况更趋复杂。……张耀祠还用他那特有的江西普通话说:“这次不是新任务,你们也不是第一次外出,但这一次确有许多新情况,可能遇到许多麻烦、困难和危险,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点也不能大意。”……就在此期间,有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院里散步,我习惯地跟在他的身后,和他走在了一起。毛主席情绪深沉地对我说:“军队闹得厉害,有的不听指挥,要进行改组。”[17] 汪东兴回忆说: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18]

   陈长江回忆说:毛主席这次到杭州,随着时间的延续,他的情绪越来越不安,不知他发现了什么,还是怎么了,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见毛主席这样,连我们也觉得不安,尽管并不理解这是为什么。有天上午,毛主席出来散步,……叫我指挥大家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主席亲切地向大家挥了挥手说:“你们的歌唱得很响。不仅要会唱,还要照着去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嘛。”……也就是在这几天,汪东兴找我们几个干部开会说,前几天给我们讲“三要三不要”,那是有所指的,有人要分裂党,有人不听指挥。现在情况比较复杂。他最后说:“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这次来杭州,确与往日有很大不同。……总之,越到后来,毛主席了解到可疑的情况也就越多,越觉得问题严重,对他们也就更加不信任了。[19]

   我们再看官版“中共党史二卷”的叙述:“正在南方巡视的毛泽东已经料到他在沿途的谈话会传出去,并在林彪集团那里引起强烈的恐慌。巡视途中,毛泽东又敏锐地觉察到一些不同寻常的迹象。8月底9月初,在南昌、杭州等地,他了解到林立果等人的一些可疑行动,提高了警觉,当机立断,缩短在杭州逗留的时间,并变换了专用列车的停车地点。”[20]

   我们还可以看看王海光导师于南教授的说法:“据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同志说:毛泽东从未谈及如何得知林彪阴谋的。但南巡到南昌以后,毛泽东的行动有些异常,行动的步伐急了,有些做法不合常规。例如:9月8日深夜他突然下令:将专列调离杭州,停在绍兴;10日吃过午饭突然提出离开杭州;当晚到达上海却不去已准备好的住处而住在火车上;11日中午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后,立即下令开车北返。”[21]

   汪东兴还有如下的叙述:“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做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再也待不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10日15点35分,我们从杭州出发,18点10分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出,我带上中央警卫团干部队一百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部队,以防不测。在离我们的专列150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22]

   根据以上史料,我们虽然尚不能确知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行动了解到什么程度,但不能否认毛泽东确实对林立果的行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否则就无法解释毛泽东南巡中那些反常举动了。

    

   5、李伟信到底是不是内线?

   王海光捏造舒云说了四个内线,李伟信、江腾蛟、李文普、潘景寅。事实是舒云从来没说李文普是内线,更没有说潘景寅是内线。“飞行员(潘景寅)是个好人”是邓小平的话,不是舒云的话,王海光凭什么说舒云“明显带有着对其‘卧底’的暗示”?至于江腾蛟、李伟信,舒云仅仅是摆出事实,并未确认他们就是毛泽东在林立果身边的“卧底”。王海光否认李伟信被捕后要找汪东兴,他的证据是吴德、吴忠没有提到,汪东兴说李伟信要找卫戍司令。然而,这怎么能成为李伟信没有找过汪东兴的证据呢?吴德、吴忠、汪东兴都没有否认李伟信找汪东兴。我们还可以从李伟信在监狱中的待遇看出端倪,李伟信在法庭公开表示感谢组织给他配眼镜。要知道,中国犯人是不能戴眼镜的,进监狱第一件事是没收眼镜,因为眼镜碎了很可能成为凶器。为什么李伟信例外呢?

   至于王海光说李伟信不在林立果身边,完全是假话。空军参加审理“两案”的高德明说:(1971年)3月下旬一天晚上,林立果、周宇驰把“上海小组”几个人找去研究修建新华一村秘密据点和组织教导队的问题。……善于逢迎的李伟信说:“叛徒这个名字不好听,谁也不说要当叛徒,但到了时候就当叛徒!”林立果听了这句话,马上给予表扬:“老李跟我这两年,水平就不一样,你们要向他学习。”[23]“林立果继续说:‘这里就是指挥部,你们都是指挥部的成员。从现在起,李伟信就留在我的身边,他传达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你们都要执行。’”[24]舒云说李伟信是林立果的“生活秘书”,有什么错吗?“九一三事件”后李伟信被抓到北京卫戍区后说要找汪东兴,确有其事。汪东兴、吴德等人没说,不等于没有这件事。既然王海光认为没有内线,为何又毫无根据地说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是内线?看来王海光才真正是逻辑混乱。

    

   6、毛泽东在杭州深夜转移专列

   王海光说汪东兴说1971年“9月8日晚21时左右”毛泽东在杭州调专列,以此证明毛泽东调专列在先,林立果行动在后。事实是林立果行动在先,毛泽东调专列在后。汪东兴并没有说“晚21时左右”,而是说“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毛主席的专列于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25]专列从杭州调到绍兴仅需一个小时,如果毛泽东晚21时指示,怎么可能拖四个小时才调好专列?实际上毛泽东突然调专列是在深夜。

   “9月8日午夜,大家刚吃完夜餐,毛主席突然叫过身边的同志,要他立即把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车趁夜转移。”[26]“就在9月8日深夜,毛主席突然下令,把专列从杭州笕桥机场停车点,转向去绍兴铁路的支线上停放了一天半。”[27]“9月8日午夜,我们刚吃过夜餐,毛主席突然叫小商,要他立即通知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铁路专运在线的专列,趁夜转移至杭州和上海之间嘉兴近旁的一个叉道上,离杭州足有百余里,当时以为,我们的三个专列停在一个叉道上,有人认得哪个是毛主席的车,停在那里显得目标过大,或是发现了什么可疑的征候。当然,这都是我们的猜测、分析,到底为什么要把专列连夜远调?毛主席一直没有对任何人说。”[28]关于毛泽东在杭州深夜调专列,王海光硕士导师于南教授也说过。[29]根据常识,张耀祠、陈长江、于南等人所说的“深夜”、“午夜”至少应该在晚上零时前后。

   林立果是9月8日21时从北戴河回到北京,23时30分在西郊机场策划谋害毛泽东。从现有的史料看,毛泽东午夜调专列,决不是无缘无故。虽说当时没有手机,但电话四通八达,毛泽东想知道什么事情还是可以知道的。至于事后看林立果的谋杀计划如儿戏,但这能成为不设防的理由吗?

   如果像王海光所说搭防晒棚和油库加岗是“很正常的警戒保卫工作”,警卫部队早有预案,又何必由汪东兴这个中央级的领导干部亲自布置在主车搭个“防晒的棚子”,在上海虹桥机场油库“特别”加双岗呢?正因为不是常态,而是“特别”,汪东兴才亲自出马强调。据陈长江回忆,“汪东兴要求我们,严密部署列车周围警戒,重点部位要加设双哨,干部要加强值班。根据汪东兴的要求,我们一下加了五六个哨,还增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巡逻哨,并让佩带了冲锋枪。”[30]

    

   7、关于毛泽东9月底返京

   王海光称:舒云所言毛泽东每年9月底回京是舒云的想象。然而,这并非是舒云的臆造,请看有关知情人的回忆如下:

   毛主席在每年的国庆节前出巡各地然后回北京是有规律的。[31]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都在9月底。[32]毛泽东9月底返京,是因为他要参加天安门国庆集会。

   王海光说毛泽东9月底回京只有四次,实际上毛泽东9月回京有十次。1、1955年9月14日至9月25日在北戴河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2、1957年9月3日至9月18日为开八届三中全会,到湖北、湖南、广东、浙江、上海等地调查;3、1958年9月10日至9月29日巡视大炼钢铁;4、1959年9月18日至9月25日到河北、山东、河南农村视察;5、1961年7月6日至9月27日南下视察和第二次庐山会议;6、1964年9月1日至9月21日《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到南方视察;7、1967年7月13日至9月23日南下武汉和“七二○”事件;8、1969年5月29日至9月23日到南方检查九大精神的贯彻;9、1970年7月22日至9月19日南下调查及参加九届二中全会;10、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为解决林彪问题南巡。[33]毛泽东前九次回京都是9月下旬,只有1971年9月是12日回到北京。

   官史如是说:林立果等人按照常规推算,一直认为毛泽东在上海要住一段时间,待到国庆节前即24日至25日才会返京。毛泽东机智、果断的行动,打乱了林立果一伙的阴谋计划。[34]毛泽东改变行程,打乱了林立果等人的阴谋计划。[35]

   1972年8月26日全国警卫工作座谈会上,华国锋从林彪集团成员通报毛主席的行程,谋划刺杀行动说起。“从去年揭发林彪问题后,我们都感到当时的情况很危险,是伟大领袖的行动将敌人部署打乱了,想起来就让人后怕。”[36]

   1981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中指出:“正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紧张地策动武装政变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对他们的阴谋有所警觉,突然改变行程,于9月12日安全回到北京。”[37]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38]直接导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

    

   8、是王海光“设了毛周之局”

   王海光声称,舒云“设了毛周之局”。但是请看舒云的原文:9月4日,在北京的周恩来收到这些(经毛泽东阅改的)谈话记录。[39]这似乎是在试探周恩来。毛泽东南巡半个多月了,还没有人敢把毛泽东(南巡)谈话透露给林彪。周恩来经受住了“考验”。[40]这充分证明舒云并没有说“毛周设局”。

周恩来看到了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意识到毛泽东可能要整林彪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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