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寅初:再念高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0 次 更新时间:2013-12-26 09: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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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寅初  

  

   一转眼,高华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两年前,获悉他离世消息的当天,我就写了一篇短文回忆了两次听他讲课的经历。如今,整整两年过去了,还时常能在媒体上见到怀念他的文章。我也多次重读他的著作,那些字里行间的勇气和家国情怀打动着我,促使着我写下这些所思所感。

   一

   2009年夏天,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一届当代中国史研习班,高华先生是讲授者之一。我第一眼见到他,最惊讶的是他的俊朗帅气:面庞清朗,脸色微润,一头白发很显精神,再加一身白衬衫黑西裤,格外显得干净利落。讲台上的他,语调温和,不急不缓,言谈间隙会偶尔轻摇手中的折扇,一股儒雅之气,扑面而来。

   数天之后,他又在上海师范大学做了一场讲座。讲座之后,我还有幸与几位师友一起与他聚餐。席中,他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我们关于当代史研究的种种困惑,讲述自己的研究心得,并特别强调了做中国当代史研究要从史料出发,不要理论先行、为意识形态所桎梏。

   正是在那次聚会上,我才知晓他已患肝癌,面色红润只不过是健康的假象。但和很多自怨自艾的病人不同的是,讲到自己的病症时,他乐观开朗,聊到兴奋处,还有爽朗的笑声。尤其记忆深刻的是,他说自己烟瘾很大,但发现肝癌后,就再也没有抽过第二根烟了。

   如今想起这些情景,还宛若眼前。我一共只见过高华先生三次,前后不过六七个小时。但就在这短短的数个钟头,我已经完全感受到他有着一种穿越时空,直击本质的敏锐。这种敏锐既来自于对史料的多年沉潜,也来自于天赋直觉。关于党史研究,他的思路异常清晰,讲述重大人物、事件时要言不烦,史料信手拈来,“秘闻轶事”了如指掌。尤其难得的是聊到学术,他的态度十分谦虚,言语温和,能够亲耳聆听他的言谈,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知性的享受。

   二

   那两次讲座的主题分别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民间档案的运用和国民党内战失败原因的探讨。两次讲座的文稿后来都收进了《革命年代》一书。这本书是高华先生在大陆出版的唯一著作,主要收录了他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一些论文。显然,这本书并不能代表他的最高水平。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本书中像《国民党的军事失败》这样的文章还略显粗糙,尚未最后完工。

   众所周知,高华先生以研究毛泽东成名。依据历史学家陈永发先生的说法,研究建国以前的党史,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回答毛泽东是如何成功地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和马列主义的诠释者和代言人;而建国以后党史的最重要问题,则是如何解释中国民族主义和马列主义。高华先生积十年之功,对第一个一主要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高华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已经无需赘言。这里想说的是,关于他的研究并非没有争议。杨奎松就曾与他当面讨论过,认为他对毛泽东做的人性上的“深描”,并无足够的实证依据。一定意义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缺乏最直接、最核心的史料,高华研究中的诸多论断都是推断性的,对于毛泽东“术”的一面的强调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从另一方面说,这种说法也是偏颇的,历史学说到底是人文学科,任何实证都是相对的,再核心、再全面的史料也只能部分还原历史,对史料背后的人心的揣摩,只能无限接近,而无法最终抵达。更何况再客观中立的研究者,都做不到彻底摈弃自己的感情和立场。

   可惜的是,目前高华的研究成果还难以被更多人知晓。历史学从来不是一门能够真正做到独立的学科,当代史尤其如此。因为距离时段近,当代史研究经常会涉及到国家体制、现实政策、政要显贵等因素,有着鲜明的政治敏感性。对于许多人来说,高华的研究之所以引起震撼,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还原了一场政治运动的来龙去脉,而更在于它所激发出的对现实的批判和道德谴责意味。

   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因为网络等新式传播媒介的勃兴,许多人热衷于各种党史“秘闻”,想当然地认为海外出版物说真话、可信度高。但多数时候恰恰相反,海外出版物固然有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更常见是缺乏基本学术规范,充斥怪力乱神,戏说历史的商业写作。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和评价,一直是社会各界热点。无论是左是右,都爱举高华的研究为例。但高华的研究是严肃的,关于他研究的得与失,应该基于学术的批评,而不应进行泛政治化的解读。

   在阅读高华的著作时,我对他的严谨有两处特别深的感触。一是关于抗战时期延安种植鸦片的问题,二是关于王明中毒疑案。关于种植鸦片的问题,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如谢觉哉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炎黄春秋》杂志也曾经刊登过长文,有详细的说明;关于王明中毒疑案,最初源于王明在其回忆录《中共五十年》的说法,他言之凿凿地宣称自己曾被毛泽东下毒的。

   这两个问题长期以来在网络等媒体上流传,常被人用来“描黑”毛泽东。但在高华的研究中,因为前者与论述主题关系不大,高华先生并没有提及。而后者王明中毒一事,则只是王明单方面地说法,孤证不立,高华先生也没有采用。最近则有学者利用新发现的史料对这王明中毒事件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认为王明被毛泽东下毒的说法纯属污蔑。

   三

   高华先生去世后,有许多人写下了悼念文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评论学术成就之外,大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了他的人格风范:温和、谦虚、热情、勇敢和耐得住寂寞。高华的挚友萧功秦说他是把中国儒家士大夫的传统人情味和自由主义的人生价值追求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人,在为人处事上充满着儒家的温良谦让风范。我虽与其不过短短数小时的接触,但也深切感受到了这一点。

   汉娜·阿伦特曾在其名著《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序言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与其说来自理论和概念,不如说来自一些男男女女在其生活和工作中,在几乎各种环境中点燃的不确定的、忽隐忽现的、通常是微弱的灯光,它照亮了尘世的时光距离。”读这些纪念文章,我们能发现,高华先生的知交好友,大都因文成友,熊景明、杨奎松、秦晖等等,莫不如此。高华先生并不孤独,他们也在温暖着他。他们大多以研究近现代历史为志业,拥有着一些共同的价值、理念和追求,在学术体制内居于边缘,但却又在公共思想界中有着不小的影响力。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学术共同体”。近二十年来,在资本与权力的双管齐出之下,知识圈也不时出现群雄割据、混战不堪的景象。高华身处其中的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多数成员,在学术成就之外,还身体力行地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言,发挥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责任。

   高华先生不仅以其一个温良恭俭让的风范照亮了身边的人,更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和勇气“启明”了更多的人。许多人赞赏高华的良知和勇气,似乎认为他为了揭破黑暗,像一个斗士一样不顾一切。然而接触过高华先生的人都能感觉到,他有着异常的谨慎与敏感。三年前的那次聚餐,席间大家议论风生,点评到当今党史学界的各路大牛,高华先生特别几次出言嘱咐我们不要轻易将言论上网。前几天,我还在知乎网上读到一个亲历者的回忆,说因为在他的课堂上拿着录音机听英语,而被高华误会为是在录音。

   即使有这样的谨慎和敏感,高华仍以其学者的良知与勇气,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勇气,只不过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本分而已。以高华先生的温和谦逊,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选择所蕴含的巨大的道德勇气和这种勇气中所散发出来的魅力。爱因斯坦曾经这样评价居里夫人:“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时代伤害了高华,时代也造就了高华。

   高华的研究不仅具有启蒙意义,还意味着党史研究中范式的更新。在党史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着革命史叙事、现代化叙事两种模式。前者产生于上世纪20年代,其主要命题是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阶级战争”、“革命”、“人民群众”、“工农专政”、“经济的决定因素”等是它的基本主题。后者则是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理论的东渡,而逐渐兴起。这种模式以论证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为主题,“传统与现代”、“社会变迁”、“政治参与”等都是它常涉的范围。

   虽然革命史叙事模式与现代化叙事模式,都部分地存在着概念先行,削足适履的缺失,具体的党史研究中也还有其他范式的存在。但从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来看,对现代化叙事模式的重视程度仍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他曾经撰文分析过这两种叙事方式与50年代历史研究的关系,认为二者都从各自的角度对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作出了概括和分析,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实质。虽然高华没有明言过推崇现代化范式的,但他无疑对现代化理论所蕴含的价值有着朴素的信仰。

   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他倡导一种开放式、兼容并蓄的史观,注重多重材料的平衡,扬弃因宏大叙事而带来的空泛化、概念先行等缺失。这些也是他的研究中的突出特点,被学界概括为新实证主义。他的作品意味着党史研究中不同于革命史模式和现代化模式的出现高华以其实证的方法,和现代的价值理念,为后人树立了这一研究的典范。

   四

   高华先生已经去世两年了。对于读者来说,最好的纪念方式是读他的书。在他去世不久,曾有报道说其遗著《高华历史笔记》即将出版,但最终不了了之。他还曾参与十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撰写,在发现癌症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余万字。不知道这些留下来的篇章,何年何月才能重见天日。近代史大家陈旭麓先生去世后,他的弟子整理其文稿,出版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终成近三十年来最好的一部近代史导论性著作。

   出版高华的著作既是对高华先生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历史的责任。当代中国史的研究长期受限于核心档案的匮乏。像高华那样有着极高悟性、天赋的人,又能板凳甘做十年冷的学者,毕竟少之又少。出版他的著作,在他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行,对于中国史学的进步,民族智识的提升,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然有时候,资料匮乏只是一种借口。三年前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的出版,就是最好的说明:他跑了上海、四川等档案馆,惊讶地发现很多档案放在那里没有人利用。

   可惜,对于普通研究者来说,即使有杨奎松这样东奔西跑的精力,也不一定有源源不断的“金力”。某种意义上,文史哲这些基础学科是奢侈的学科,不仅成果出得慢,转换为现实生产力也慢。虽然现在的研究基金、课题很多,但是在现有的考评体系下,青年人很难耐得住寂寞,不去热衷于走短平快的捷径。等着按部就班熬到教授,经济缓解了,可能精力才华也磨得差不多了。所以,想象一下,二十多年前,在那种环境下,高华能做出那样的成就,更可感受到他的了不起。

   在两年周年里,纪念高华,不仅是纪念一个学者的坚守与甘于寂寞,纪念他的道德勇气,更需要呼吁建立一个不以考核为导向的学术制度空间和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

   附记:本文原为平媒约稿,初稿完成后因故不能刊发,文中几处说法因手边无书,暂难核对,请自行判别。未经许可,请勿转载,邮箱:liyinchuyouxiang@163.com。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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