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子堂 常安:民生法治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5 次 更新时间:2013-11-22 20: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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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正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3亿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实践。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正在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努力开创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22]

   在这里,法治除了具有公平、正义、自由等道德价值方面的诉求,以及服从规则治理的若干程序训诫之外,还被赋予了显明的实践品格。之所以强调法治的实践品格,一方面,是因为再崇高的价值标杆,也终究需要付诸于实践;再周详的规则,最后还要通过实践来进行。法治,是在特定时空维度之下进行的,是由特定历史场域中的主体来领导和参与的。因此,我们尽管可以对法治进行纯语义学意义上的勾勒和回顾,但这很可能遮蔽现实世界中的法治命题之复杂性和多样性。[23]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法治大业,只能由中国人来解决,我们可以吸收古今中外的先进政治文明成果,但我们不可能从中找到解决当代中国法治命题的标准答案,因为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实践。另一方面,由于法治是一种社会实践,所以它必然和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其他社会实践息息相关,是特定时空背景下对于特定主体之特定制度需求的一种现实法律回应,即所谓通过法律的社会治理。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本身,即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法治,具有明显的时空维度。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认为,法治的含义应该通过对政治、社会和法律制度的历史研究来理解。[24]而历史则意味着特定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当代中国,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具体体现。所以,尽管建设现代化的法治需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先进的法治文明成果,尽管近代中国的法治之路开端可追溯到清末变法以来的中国社会治理转型,但归根到底,其回应的仍然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命题,其时空维度也和西方古代、近代和现代诸国的法治传统以及近代中国的法治移植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

   就时间性而言,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还是近代以来的法治救国主义,都未将“依法治国”作为一个国家治理的根本方略。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以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和治国纲领的政治契约形式,对此作出了庄严承诺。在古代中国,民属于“以法治之”的对象和客体,而在当代中国,人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人翁,其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近代中国,梁启超曾视“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之唯一主义”[25],当时的中国处于外有强敌环伺、内部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而在当代中国,中国人民正将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正在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努力开创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强调法治的时间性,即在于只有在了解特定时代的时代特征,以及这种特定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相关主体的制度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恰当的制度回应。

   就空间性而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回答的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法治命题,也不是对西方某国法治传统的简单总结或者移植借鉴,而是回答中国的法治建设这一现实命题。因此,即使在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固然必须融入国际统一普遍的人权公约、民商事法律习惯准则,也注重吸收西方国际的先进法治成果、包括先进制度的移植引进;但最重要的,还是需要了解和认识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法律制度需求。所以,无论是法治实践、还是法学研究,都需要注意到这种不同时空语境下的不同制度需求。从这个角度讲,理解国情、把握现实,并不仅仅是一句空泛的口号,如中国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又占有相当大比重的现实,便使得“中国最重要的公民权利,当是乡民的权利,中国最重要的人权,当是农人的人权”;所以,“研究中国公民的权利发展,若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就该特别关注乡民的权利,这个关注点既有别于西方人权的关注点,也有别于当前国际人权的关注点。”[26]所以,我们必须仅仅扣住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时空维度,理解国情、立足现实,在借鉴世界先进法治经验的基础上,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从事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这也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现行宪法第一条第二款)所决定的。而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做出的根本政治决断,它规定了中国人民的具体政治生存形式,并且为其他的所有规范,包括宪法法规在内,设立了根本的先决条件。[27]所以,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治国家构建,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建设大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这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然会导致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变迁。这种变迁,不是单一的而是整体性的,不是某个具体领域而是全面性的,面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的、全面的转型。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再是社会上层少数人的制度试验,而是影响到无数普通民众的一项宏伟事业。如苏力所言,“法治话语的流行,反映的是对秩序的渴求,而新的秩序的形成,是整个民族的事业,必须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反复博弈而发生的合作(广义的)中发生。”[28]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法律制度本身的逻辑和内容,更需要了解法律制度背后的社会基础,即不是将法治看做一种抽象的学理推演或者单纯的制度移植,而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实践。法治,也不仅仅被视为特定法律职业群体或者少数法学家的事业,更是整个民族的事业。

   因此,法治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不但具有历史的内在脉络,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这个时代中国人民对于制度的现实需求,同时,它也和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根本任务是分不开的。法治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构建,也不是真空环境下的物理试验。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复杂样态,同时也更应从这种复杂样态中探求未来法治发展的可能和契机。

   (二)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回应民生诉求

   正因为法治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形而上的价值诉求,或者程序化的规则训诫,更是一种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历史实践,所以它必须对特定时空背景下特定主体的社会、政治诉求做出回应。转型期中国的民生话语,不但和古代中国、近代中国的民生话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更表明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下中国人民对个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和谐有序、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渴望,它寄托着一个曾走过五千年文明历史、走出近代救亡图存大潮、已解决13亿人的温饱问题,并开始追求成为一个更具国际影响力的政治国家和文明共同体的美好愿望。而作为置身于这一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的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当代中国的民生话语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需求做出自己的回应。

   如果说改革开放最初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领域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已经可以使我们可以自豪的宣称: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但是,一个大国的崛起,并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崛起,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一个民族的全面复兴。同时,一个长期积弱的经济落后国家快速崛起为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强国,也对整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韦伯的说法,此时,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政治主导力量,必须要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29],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用一种新的政治追求,来塑造整个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政治意志,唯如此,我们才可以真正做到由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跨越,我们的民族,也才可以真正实现全面复兴。如前所述,经济体制变革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进而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必然会对整个民族政治意志的凝聚和政治向心力提出新的挑战,而新时期对于民生问题的强调,除了关涉改革成果共享、公民个体全面发展,更是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实现中华民族全方位复兴的文明大计的抱负和追求。[30]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基本话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基本使命。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下的民生话语,与晚清民国时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基于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的社会大背景提出的民生话语也有本质不同。当下中国民生话语的重新提出,体现着党和政府解决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的决心和意志,体现着我国在经济建设取得伟大成绩之后要求社会全面发展、和谐有序的更高追求,体现着中华民族渴望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复兴的美好理想。

   而作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面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下中国人对个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和谐有序、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这种民生话语诉求,又岂能置身事外。须知,法治本身,就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一种社会历史实践。法治的这种实践品格使得法治必须被放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下去理解,就时间性而言,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之中心任务,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之核心话语,与建国初期或改革开放伊始相比,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提出的目标自是截然不同;我们正处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关键阶段,中国正在快速崛起也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在社会结构整体性变革的结果下,也必然触发一些深层次社会矛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社会结构整体性变革而导致的一些深层次社会矛盾问题,才能真正做到改革成果人人共享,进而最大限度的消灭社会不和谐因素。就法治建设而言,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具体时代特征,以及这种具体时代特征所决定的相关主体的制度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恰当的制度回应,而民生,正是转型期中国人的一种特定制度需求。

   就法治的空间性而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回答的不是某个抽象的法治命题,也不是对西方某国法治传统的简单借鉴,而是必须回应中国的法治建设这一现实命题。就当代中国的具体现实而言,一方面,经济发展会造成贫富差距过大、改革成本承担不均等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必然影响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另一方面,经济体制变革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进而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也必然对整个民族政治意志的凝聚和政治向心力提出新的挑战,这实际上也是党中央提出“着力解决和改善民生”的蕴含所在。因此,转型期中国的民生难题的解决,本身也关涉社会和谐、秩序稳定、改革成果共享、社会矛盾消融等重大政治、法律问题,同时也是法治建设回应当代中国的现实政治、社会命题的应有含义。

   另外,法治本身,并不是抽象、孤立的存在,以中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为例,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本身即具有明显的实践意味,它回应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人民权利的保障、市场经济的深入、国家秩序的稳定等现实命题;同时,它本身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抽象地就法治谈法治,也不能孤立地就法治谈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涵,只有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之中,才能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31]所以,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本身和当代中国民生问题的改善和解决,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无法对当代中国民生问题的改善和解决等现实命题熟视无睹。通过民主、法治改善和解决当代中国的民生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所应当承担的光荣使命。

所以,由于法治本身所固有的实践品格,或许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西方的法治学理,还应该关注那些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法律现象,毕竟,一方面,中国人的法治命题,最后还要靠中国人的智慧和努力去解决,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有能力对世界范围内的法治制度建构做出自己的经验贡献。正出于社会转型期关键阶段的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民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我们在具体的法治建设中去充分理解当代中国的具体特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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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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